“要干些呆事”的汪孟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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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干些呆事”的汪孟舒


来源：文汇报　严晓星　　



管平湖、汪孟舒、关仲航


汪孟舒最大的兴趣在古琴与文献。在琴人群体中，他不以弹奏见长，了解他学问的亦不过二三子而已；在文献学家群体中，古琴文献基本不受关注。走这条治学之路，他终归还是有些寂寞的吧。


1929年暮春，刚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徐中舒收到了陈寅恪的一封信：


中舒先生：敝亲汪君孟舒，人极好学谨慎，素治中国古乐。前在北平图书馆阅览旧书，今图书馆新章，须学术机关担保，请援上次颜、葛诸君例，转告孟真先生照式填写盖章送下，以便转交为感。匆此奉恳，敬叩著安


弟 寅恪拜恳 四月廿一


附保证书式


径启者，兹保证汪孟舒前赴


贵馆善本阅览室研究古琴音律问题，


所有开具各项事实均属实情，对于


贵馆各项规则之遵守，保证人愿负


完全责任。此致


国立北平图书馆


熟悉陈寅恪生平者，不难知道他有一位擅长弹琴的母亲，但他与琴人汪孟舒（1887—1969）是亲戚，仅赖此一函相传。汪孟舒是苏州人，或与已故的陈师曾继室汪春绮同族。不过，文化家族的姻亲关系并非重点，我关注的则在于陈寅恪对汪孟舒的评介：“好学谨慎，素治中国古乐”，“研究古琴音律问题”；而且，汪孟舒在北平图书馆看书大概已经有一阵子了，只是新规章出台，没法继续看下去，不得已才求助于陈氏。


这一年，按照传统的算法，汪孟舒已经四十三岁了。当时的北京琴坛，他的古琴老师叶诗梦（1863—1937）与琴坛泰斗杨时百（1864—1931）都已垂垂老矣，只是一个斯人独憔悴，一个还志在千里地发奋著书；风头正健的，是张友鹤（1895—1940）与郑颖孙（1894—1950）；后来名重当代的管平湖（1897—1967），刚学完那首著名的川派《流水》还没多久，大片光阴消磨在国画之中。汪孟舒当然也曾悠游于他的丹青生涯，但当时他似乎更热衷于光影世界。五年多以前，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后来称作“光社”；差不多三年前，同样爱好摄影的郑颖孙也入社。这大概是这对琴友兼影友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我从许多史料中得到的印象，郑颖孙才华横溢、绝顶聪明，性情敦厚而不失活跃，文人派头大过学者气质。这样的人往往眼界极高，略肯任事而不愿轻易著述，让他像汪孟舒一样长期泡在图书馆里，大约是耐不住的，参与编一部不很繁杂的书还差不多——比如这年元旦出版的《北平光社年鉴》第二集。这也是光社的最后辉煌，随着社中几位主要人物的各奔东西，光社也就在无形中解散了。

《北平光社年鉴》第二集出版与陈寅恪为汪孟舒写介绍信之间，仅相差三个多月，是不是巧合，当然无法遽下判断。陈寅恪说汪孟舒“素治”中国古乐，想来并非刚刚起步，而是早就着手了的，但证明汪孟舒研究古琴的材料，却的确是从那时起渐渐多了起来。后来有一阵子，他经常在电台弹唱琴歌，曾教张伯驹（1898—1982）弹琴，为袁荃猷（1920—2003）启蒙琴、画，再后来也留下过两首小操的演奏录音，但孜孜努力的始终不是琴艺，而是琴学。他毕生的成就，也正在古琴的文献研究与整理。五六十年代，他油印过几种琴学著述：《编年考存琴书简表》《乌丝栏指法释》《古指法考》（与管平湖、王迪合作）《乐圃琴史校》。这些加上其他一些琴学札记，也都经杨元铮先生汇编为《古吴汪孟舒先生琴学遗著》，前些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著作集出版之前，了解汪孟舒的古琴爱好者是很有限的。他们可能会在介绍北京古琴研究会的某些材料里看到这个名字和照片，可能会在关注高罗佩或王世襄生平之余看到这个名字，可在当时业已出版的古琴录音中却怎么都找不到他的演奏录音，也很少有人将他置于20世纪杰出琴人的行列。充其量，大家会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个故事：他是那张著名的宋宣和内府旧藏唐代雷琴“春雷”的前主人，他守着这张发不出声音的绝世名琴，终身不愿加以修理，也终身未能一赏旷古遗音。


陈寅恪为汪孟舒写介绍信的十年之后，杨时百、叶诗梦次第凋零，张友鹤、郑颖孙先后离京，汪孟舒、管平湖等仍然不辍徽弦，经常参与章宝臣主持的风声琴社雅集。就是在雅集中，年过半百的汪孟舒认识了一位不足而立的年轻人凌其阵（1911—1984），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三十年的忘年交谊。凌其阵有个爱好正与汪孟舒相投，便是搜集古琴书谱。在汪孟舒的书房里，他大开眼界。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们聚少离多，却频通鱼雁。数十年劫波后，汪孟舒给凌其阵的书札还存世四十八通，其中关于琴籍寻访、录写、校勘、整理的交流，分量最重。仅举四十年代数通为例：


《秋鸿》谱已与《蓼怀》原本及《天闻》刊本分别校过，兹特寄还。鄙意此两刻中均尚有小差，但无伤大体。……弟近日正在录写《藏春窝（坞）》琴谱，计十二本，抄得一半矣。他日吾兄来京得一覩其内容，明代珍秘琴谱，亦可谓观止矣。（1944年6月3日）


所见《响雪山房》《绿榕山馆》琴谱两种，如荷得闲录示大略，殊所欣盼，不敢请耳。拙录体例：谱名，第卷，著者，封面，出版处，有何人序跋（序文节记要点大概，空泛不录），目录中谱名、某调共几页、几段，有少见曲特录存之。将来备为《琴书目要》资料刻稿本，故所采录之也。（1948年6月20日）


承抄谱目，感甚。其中《塞上鸿》曲既有二，又有南北之分，段数不同。足下倘有此笔记，殊为珍要，便中赐示，俾得流传为盼。……《琴学心声》弟已钞补齐十之八九，添装二本，其一为他书亦有、亦不重要之诗题耳。他日可将此本与查阜西兄所藏一较版本全否也。（1948年8月23日）


郑颖生（孙）兄所藏琴谱之胡文焕《文会堂》、行有恒堂巾箱精抄本及陈荻舟三种，弟所无之，而弟之黄献《梧冈》明刊琴谱、《五知斋·梦蝶》未佚本、黄谢本《太古遗音》抄本、《律话》抄补本、《琴学心声》、其他零星数种，彼亦无之。吾二人所藏当亦不可多得，惜周湘灵（舲）君之遗藏不知散失于何所矣。（1948年11月6日）


这些书札，透露出许多学术史的线索，也记录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琴人获取古琴资料的艰难，让今天的我们不由得生出许多的感慨，同时也心生庆幸。如今琴人可以轻易坐拥一套煌煌三十册的《琴曲集成》，却很少去想想这些印数极少、有的甚至是抄本稿本的琴谱汇集在一起何其不易。在五十年代以国家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古琴文献之前，古琴典籍的搜集与整理，全赖琴苑中的有心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前辈如周庆云（1864—1933），次一代如汪孟舒、查阜西（1895—1976），他们的努力，奠定下现代琴学文献的基础。周庆云、查阜西的人生，除开古琴还别有洞天，而汪孟舒，就在眼前发黄的信笺上演绎着自己的故事。汪孟舒擅画山水，此刻，古琴书卷就是他的山山水水，他流连其中，乐而忘返。正如他在另一封信中的夫子自道：


所以吾们呆子要干些呆事。（1956年6月18日）


我亦有幸，得到了汪孟舒先生的短札一通：


凤起先生足下：曩岁承传钞铁琴铜[剑]楼之《琴苑要录》（年表12），其中略有脱讹。舒近自《西麓堂谱》（27）及《琴书大全》（35）校出补正。尊处倘所需者示知，暇当录奉备考。专此，并请年安


弟汪孟舒拜启


甲午冬至前一夕


收信人瞿凤起（1908—1987），名熙邦，江苏常熟人，版本目录学家，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主人。铁琴铜剑楼藏书化私为公，他居功甚伟。“甲午冬至前一夕”为1954年12月21日，此时他在建成不久的上海图书馆工作。


短札字不足百，所涉却及于多方，试为一一解读之。


《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仲伟行等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录有瞿凤起《〈琴史〉跋》一则云：


朱长文《琴史》通行惟曹楝亭扬州诗局十二种本，脱讹至多，读者病焉。吴县汪孟舒兄精于音律，知余有明钞本，属为校雠，颇多是正。别有《琴苑要录》、《琴统》及《懒仙五声谱》三种，均无刻本，并为录副，附记于此。戊寅季冬常熟瞿熙邦。


从这则作于1939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戊寅季冬）的跋文可知，除了替汪孟舒以明钞《琴史》校书，瞿凤起还为他钞录了《琴苑要录》《琴统》《懒仙五声谱》三部古籍的副本。短札中所云“曩岁承传钞铁琴铜[剑]楼之《琴苑要录》”，当就此事而言。《琴苑要录》为十种唐宋琴书的汇录本，包括《古操十二章》《则全和尚节奏指法》《琴书》《琴声律图》《碧落子斫琴法》《斫匠秘诀》《琴笺》《续琴笺》《风俗通音声论》《姚兼济琴论》，内容极为丰富。短札中提及的《西麓堂谱》即《西麓堂琴统》，为天津琴人李允中所藏钞本，《琴书大全》为北京音乐家盛家伦所藏明刻本。这两部书搜罗前代古琴材料极为丰富，不少与《琴苑要录》中的内容重复或密切相关，堪为校勘之助；又都是到了1950年代初期才为琴苑所关注，之前皆鲜为人知。所以汪孟舒才特地去函告知瞿凤起，并说“尊处倘所需者示知，暇当录奉备考”，投桃报李，正是君子之交。


短札中的数字，系指这三部书在汪孟舒编《编年考存琴书简表》中的编号。《编年考存琴书简表》油印于癸巳（1953）中秋，将汪孟舒所藏、所见、所知的琴书一一编号登记，注明作者、年代、卷册、版本、主要内容与特点、收藏人与机构，凝聚了他焚膏继晷的半生心血。汪孟舒当早以此书赠瞿凤起，括注编号无疑是为了便于他翻检。为使用者考虑，至于细微，正是文献学者的基本素养。


铁琴铜剑楼对学界利用藏书持开放态度，向来受到称颂，这通短札也是一个例证。就这部极其珍贵的明正德戊寅（1518）钞本《琴苑要录》而言，早在民初即已供琴人传写。目前可知最早的，是《琴书存目》（1914）所载的上海琴人周庆云所藏钞本与民国甲寅（1914）的无锡琴人赵宣钞本（《梁溪琴存：无锡古琴传谱研究》），前者又衍生出民国十四年（1925）桐乡冯水借周藏本转钞之本。在1939年初瞿凤起提及刚为汪孟舒“录副”之后，1950年，查阜西也曾托同为常熟人的吴景略向瞿凤起借钞（查阜西《〈琴苑要录〉签》）。如今，《琴苑要录》已正式出版，化身千百，再无失传之虞了。学者琴人，但凡有意，皆不难得而用之。古代古琴文献积累到今日的规模，离不开藏书家的贡献。


瞿凤起既让别人钞录自家孤本，又把藏书捐出去，汪孟舒一定是引他为同调，列名“吾们呆子”之榜的。说到底，这通短札还尽是些“呆子”们的“呆事”。


最初对汪孟舒产生亲切感，多少有些“推己及人”。他的父亲汪开祉（1868—1935）曾在南通任职，“光绪庚子间，先君官通州学政，幼时随侍……”；当大家还在把五山老人徐常遇以及他的三个儿子、古琅老人徐大生这些清代琴史上的重要人物当作扬州人时（就连查阜西，都把“同里范国禄”误解为苏州同里人），他已对“《澄鉴堂》五山”“《五知斋》古琅”做出了正确的解释，等于指出他们都是南通人。后来自己对古琴文献越发关注，折服于他的功夫与功力之馀，不免也呆气日增，见呆思齐起来。搜集一通他的信札，当然不无有补于琴史的念头，但更重要的，还是临纸骋思，寄托一点对前辈的仰慕之情。


汪孟舒最大的兴趣在古琴与文献，很自然地，在古琴领域最关注其文献，在文献领域最关注古琴内容，成就也在二者的交汇点“古琴文献”。他的接触圈子，相应地分成琴人与文献学家两个群体。在琴人群体中，他不以弹奏见长，了解他学问的亦不过二三子而已；在文献学家群体中，古琴文献基本不受关注。走这条治学之路，他终归还是有些寂寞的吧。


瞿凤起之外，文献学家如傅增湘、卢弼、顾廷龙与汪孟舒都有往还。前些时又得师友赐告，王欣夫1958年10月29日、11月9日日记里也都写到他。但他与文献学家的合影似乎很少，与琴人的合影却留存很多。照片里，他个头高高大大的，总那么显眼；而且人也长得粗粗的，迥异于世俗对苏州人的印象。他经常在笑，隔着镜头都有动感，即使没笑，也面含笑意，一点都不寂寞，更无丝毫失意的气息。他似乎很早就认准了自己最擅长什么、最喜欢什么，就这样做了一辈子“呆事”。


（作者为苏州城市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