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学林”支起的清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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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学林”支起的清凉山


来源：解放日报　　喻军　




一


金陵城西有座清凉山，山下有座扫叶楼，为明末“金陵八家”之首龚贤（字半千）的隐居终老之地。龚贤于此“葺半亩园，栽花种竹”，过着授徒课业、鬻画卖字的生活。世人常以“黑白”论龚贤，“白”指龚贤简笔一路山水画，皴、色皆很少用，固有以线为骨、计白当黑之优长，但这并非龚贤的“主打产品”。代表他最高水平的还是“黑龚”一路积墨山水，作品凝重浑厚，气象高华。近现代擅用积墨的大家黄宾虹、李可染无不从“黑龚”取法遂有大成。


我曾多次去南京，却从未去过清凉山，直到前不久，在去滁州的高速路上临时决定拐道去清凉山补缺。到达目的地，眼前是牌坊式三拱门，中镂“清凉山”三字为龚贤集字。有“石头城遗迹”“崇正书院遗址”等碑示置列大门左侧。一进山门，即瞥见扫叶楼旧址，楼前有台阶数十级，落叶铺道，仿佛好久未“扫叶”。仰头见一翠竹、棕榈和松树夹道的圆拱门，上刻“古扫叶楼”。一面以龚贤山水画浮雕为背景的墙体前立其全身石像一尊，为整块太湖石雕成，手法抽象，不求形似却也传神。再经一道菱形门，便进入扫叶楼靠里的位置了。


从扫叶楼下来，即去古崇正书院。书院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后毁建多次，目下为1980年重修。“崇正”二字取文天祥“天地有正气”之意，为明朝中后期一座著名书院，曾培养出不少人才。倘只能举一位书院的“杰出校友”，则非南京首位状元、泰州学派（由王阳明弟子王艮创立）思想家焦竑莫属。焦竑23岁拜书院创始人、学者耿定向为师，志始有定，后学业有成，被授书院学长，开始登台讲学。耿定向推崇儒家正统学说，因晚明“阳明心学”出现分化，对既有儒学体系构成严峻挑战，耿定向遂把崇正书院设为践行“崇正学，迪正道”的办学场所。


龚贤、焦竑隔代约80年，前者为明末清初大画家，后者是明朝中叶大学者，曾于清凉山留迹或长住。但这并非本文动笔的主因，我通过此次过访，结合对二人诗文、书画和传记的读览心得，发觉于“为人”和“交游”方面，二者皆有不拘格套、胸襟坦荡的神似之处。况且，由他们牵带出来的与清凉山结缘的精英人物着实不少，虽不可胜览，却是可以记上几笔的。


二


明亡之际，龚贤的文人气节虽为复社（明末政治、文学团体）看重，但复社还是因龚贤的交友而拒不接受其入社。龚贤和同门师兄杨文骢为好友，杨文骢的妹夫马士英名声极差，为南明弘光朝首辅。龚贤既与杨文骢交好，又见马士英画得一手好画，遂不恶之。或有人要问：龚贤此举有否政治投机或攀附权贵的可能？我以为无此可能。何以见得？不妨读龚贤《云峰图》上的题诗：“晚年酷爱两贵州（杨文骢、马士英均为贵州人），笔声墨态能歌舞”，落款“甲寅年”，即1674年。此时距马士英死去已多年，对他的评价早已盖棺论定，龚贤却丝毫不避讳曾与马士英过从，还对“两贵州”的画赞不绝口。或许龚贤看人的眼光不够老辣，但他不矫饰、不虚伪，更不“因人废画”，足见其心地单纯。


再谈谈龚贤和孔尚任的结交。隐居清凉山的20年，龚贤除画画、授课外还对清初的文学作出过贡献，主要体现在孔尚任写《桃花扇》这件事上。写这部传奇剧本之初，孔尚任各方面都准备不足，因他所着力表现的时代背景已过去半个世纪，故事发生时孔尚任尚年幼，未曾在南京生活过，对相关人物均不熟悉。而孔尚任心气很高，抱持“有凭有据、实事实人、确考时地、全无假借”的写作宗旨，力图再现当年的历史风云，所以只能“四处跑素材”，寻访明末遗民和相关知情人。


龚贤曾于1687年参加过孔尚任召集的“春江诗社”活动，对孔尚任一向抱有好感。所以，当孔尚任提出要到清凉山“采访”他时，一向与人落落寡合的龚贤欣然应允。据载，这对忘年交（龚贤年长孔尚任30岁）进行了长时间交谈，龚贤把所知所历的一切娓娓道出，一直聊到天擦黑孔尚任才依依作别。那这次“采访”对《桃花扇》的完稿起到什么作用？我以为，一是“杨龙友”这个人物是其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这应大半归功于龚贤；二是明亡前的复社往事、秦淮风月、各色人等，龚贤皆烂熟于胸，这对孔尚任的写作大有裨益。


不想经此一别，二人却成生死之交。龚贤这位“百苦无一乐，到老尚谋生”的底层文人画家，横遭当地土豪强索字画而一病不起，不久便含恨九泉。龚贤穷苦，丧事葬资均无着落，重情重义的孔尚任遂出面为之“经理后事，抚其孤子，收其遗书”，遗柩归葬龚贤故乡昆山，令“一时故老，皆感高义，泣下沾巾”。


三


前文提到，焦竑属泰州学派学者，他笃信李贽（号卓吾，亦属泰州学派再传弟子，曾接受邀请于清凉山讲学）学说。焦竑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后因直言犯忌被弹劾。他虽喜结交，能推心置腹者唯有被时人目为“异端之尤”的李贽。李贽批判程朱理学，揭露假道学的虚伪，树敌颇多。后被万历皇帝下令逮捕，狱中他以一把剃刀自尽。


焦竑中举人时与李贽相识，他们常在一起促膝共谈、切磋学问，引彼此为知己，结为终身挚友。后来李贽辞官，常与人发生学术争论，身边几无同声气的学术伙伴，唯焦竑不避嫌疑，不怕受连累，跳将出来支持李贽。尤为难得的是，在李贽眼里焦竑之师耿定向的学术是伪道学，李贽还公开了写给耿定向的七封信，对其不留情面地加以批驳，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这让焦竑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为当下知己，一为昔日恩师，倘言不由衷游离学术本位，或在人情世故上“搅个稀泥”，极可能开罪双方。可焦竑一点没犹豫，在耿定向对他发出“勿为异端所惑”的警示后，依然坚定地站在“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立场上，公开宣称“笃信卓吾之学，以为未必为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这是何等率直的性情、坦荡的人格！


李贽勤于著述却刻不起书，焦竑为之筹集经费，刻成数十卷并作序推广。而李贽不愿示人的著作，也都先交焦竑过目。从这一点即可看出，被人视为傲诞不羁、目空一切的李贽，对于有情有心之人也能做到以礼相待、以诚相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李贽生前安排后事，特意交代墓碑须由焦竑题字。他死后，焦竑遂其愿，书“李卓吾先生之墓”勒碑。


这里还要提及焦竑的学生徐光启，他也曾到清凉山讲过学。徐光启19岁考上秀才后5次乡试不中，所幸他的第6次考试得遇命中贵人——副主考焦竑。只是不经意地从初审淘汰的考卷里，抽出徐光启的卷子重阅，焦竑便击节赏叹“此名世大儒无疑也”，当即力排众议，拔徐光启为头名解元。可见焦竑的独爱真理、不徇私情、慧眼识珠，实属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品质。


龚贤曾在文中写道：“清凉山上有台，亦名清凉台。登台而观，大江横于前，钟阜横于后。”是啊！倘登高览胜，物情胜景，六朝风月，一时齐袭眼底。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除这些名士外，汤显祖、袁宏道、冯桂芬等名家也曾于清凉山各书院参与讲学或研讨活动。每每想起他们曾啸傲于斯而致云合声应，我对清凉山的观感，遂不限于“山林”，而以一片茂密的“学林”看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