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乡村文化精神嬗变时的艰难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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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乡村文化精神嬗变时的艰难与创新


来源：文艺报　　杨献平　　


四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不仅物质生活渐趋丰足，城乡之间差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小，人们在精神文化追求上日渐复杂化、多样化，诸多的外来文化不仅穿街过巷，风行于城市，也经由某些特定人群还有便捷的网络，对广大乡村产生无形且强烈的、以点带面的影响。我们的乡土文学创作，重心和主要笔墨放在了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等重大主题上，书写的对象主要是乡村当中具有开拓精神、不断走上共同富裕的人群。这些创作抓住了时代的主潮，当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文学意义。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对于乡村逐渐流变的文化需求和精神追求方面关注不多，用笔甚少。文化、精神问题关乎人的心灵建设，关乎民族信仰，关乎人的“自制”“自治”“自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融”“共进”“和谐”。人之为人，不仅要物质富足、无虞，精神文化的需求更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这是影响人们精神层次及其境界提升的关键因素。


乡村人精神文化的嬗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多年来，我一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游走，城市是工作之地、生存之所，乡村则是生身之处、根脉所在。每一次回乡，我都觉得格外新鲜甚至诧异。其一，从外观甚至表现形式上看，乡村与城镇之间的差异缩小，真可谓“忽然之间”。尤其衣食住行，城乡之间已经没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各种装饰豪华的楼房、代步轿车、各式电器在乡村的兴起与流行，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物质上的充裕程度，另一方面则是乡村模仿城市的直接表达。其二，由于个体性现实生活的各种“必需”和不同境遇，很多乡村人不得不走出自己的农家之门，以购房、打工和做生意的方式到外地生活，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城市居住的人，既热爱城市的各种便利，却又舍不得村里的房宅田地。这些人进城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其次是就近就医养老。天长日久，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却又渴望回到乡村，在相对宽敞、自然、随意的环境中生活。这就导致了人的自我的内心冲突与矛盾。而这些“冲突和矛盾”在很多时候也间接或者直接地造成精神上的困惑、迷惘甚至偏执、偏激。其三，良莠不齐的外来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下移”“沉潜”，已经在根本上触及了固有的文化精神以及人们的心灵信仰，大多数以“东施效颦”“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的方式，对乡村文化、传统精神进行“移花接木”式的“解构”“篡改”，以至于当下的农村，即使地处偏远，也难以避免。


乡村是农耕文明最后的晚照，是传统文化的根脉之地。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从文化认知开始的，农耕文化的形成自有其土壤，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以及强烈的民族、家国和文化上的认同感，以及在长期的生活之中形成的敬天悯人、家国情怀、故乡情结、乡亲观念，以及对同一地域风俗习惯的亲和感、身体力行的传承与弘扬等，都是其中的优秀部分。当下的城市文明与外来文化不断以各种面目、形式进入，已经对乡村社会产生了较为强劲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以粗暴的方式出现，而是以各种柔性、弹性极强的方式，进行温和的“介入”和“蛊惑”。据我个人观察体验，乡村文化传统和人的心灵嬗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在孝老爱亲方面的意识“出离”和悖“理”；二是文化上的“鄙己”“尚外”；三是行为上不明就里的模仿和“看齐”；四是思想观念的自相矛盾与无意识“挟洋自喜”；五是自我认知和判断上的混沌盲目。当然，我是偏重于以“问题”的视角对这一进程进行分析。客观来讲，城市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也使乡村空间变得思想越来越开明、现代，带来诸多好处。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嬗变，我们不能简单地进行是非判断，而是要深入分析其中的内在机制，寻找到融合、突破的新可能。


新的精神景观需要新的文学表达


文学创作必须是开放的、兼容并蓄的，作家的职责就是以更好的创作方法与技巧，以小的切面进入和触及、解剖和刻画，对人类整体命运进行更具艺术性的关切与呈现。每一个地域的人群之所以绵延不休、生生不息，其最根本的支撑力就是他们在漫长时间中创造和积淀的独特文化及其文化精神。在乡村，优秀文化的继承，需要更多人的身体力行和代代传承。而“人”不是抽象的，是我们长年累月在山野、工地、高速路之间奔波劳作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以及他们背后的白发父母、教室稚儿，也更是苍天之下亿万人民在晨光与暮色中的绺绺背影。辽阔的乡村，广阔的人群，正经历着时代的巨变，体验着文化的转换。这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人类生活的改变不在于外部形式的改变，而只能基于每个人的自我完善。”在文化精神和心灵信仰赓续之间、转换之时，乡村题材创作自有广阔天地。


很多人意识到，乡村的很多变化，特别是乡村人的精神嬗变，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达。而这正是文学艺术发生之地，也是作家的用武之所。在当下的时代，我们可能偶尔去到农村，看到村庄阡陌、山野河谷，流水的小桥、盘山的公路，看到以各种表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村人。可我们真的了解当下的农村和农民吗？了解他们的文化心理与精神结构吗？现在的中国乡村已经不再是鲁迅《故乡》《社戏》等作品中的乡村，也不再是萧红的“呼兰河”、沈从文的“边城”、孙犁的“荷花淀”、汪曾祺的高邮。这是一个更新、改良与新造的时刻，对乡村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反思，对乡村人崭新精神风貌的发现，对人的心灵建设和精神建设，进行崭新的、具有创造力的、别开生面的文学表达和文学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文学问题始终与更大的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息息相关。对绝大多数中国作家而言，其书写对象及灵感、题材来源，只能出自本土，进而朝向着整个世界，方式方法上的多种多样是艺术之道，而支撑文学作品伟大性的，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同情与悲悯，是对人性幽微的深刻洞察与艺术表达，是对人类世界精神之高塔与巅峰的眺望和攀登。


期待能够引起广泛精神共鸣的作品


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期待能够涌现出一批引起广泛精神共鸣的文学作品。这些年来，每次回到乡村，躺在虫鸣与鸟叫的夜里，总是想起年少轻狂时夜间读书的种种情景，往往读得彻夜不寐，还心潮澎湃，哭笑无常，完全不能自已，久久不能平复。优秀文学作品对人的情感和心灵的滋养、对精神与文化的鼓舞作用，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要具备持久的情感震荡力和感染力，二是一定触到了人的“痛点”“软肋”“心事”“梦想”，三是不断在内心和灵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拔节成长。优秀的文学作品，会让每一个阅读的人都深切地体验到一次隆重、炽烈或悲怆、悲壮的情感“炼化”与“抚慰”，更是文化和精神上的“增持”和“熔铸”。真正打动人、有着持久生命力的文学作品，除了斑斓复杂且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及其生动深刻的人性表现之外，最根本的是文学作品当中有着鼓荡不息的文化力量，有着引人共鸣的精神力量，有着文化上的自觉自信与自我超越。


当下的乡村题材创作，期待的就是这样的一批优秀作品——它们所塑造的人物立体生动、所体现的情感动人心旌、所传达的精神具有感召力。乡村文明不断遭遇新的语境，原有的乡村文化精神正处在转折、发展的进程中。当下的乡土文学创作，需要更精准地捕捉乡村人的精神嬗变，更深切地关注乡村人群的心灵建设和信仰建设，以敏锐的发现、深度的思考、艺术的创造，写出乡村文化精神的魂魄与精髓，写出乡村文化精神在嬗变时刻的慌乱与艰难、不舍和创新。这应当是新乡土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着力点所在。


（作者系四川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