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被牵挂的人物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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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学芸：被牵挂的人物和土地


来源：《长江文艺》　　尹学芸　


故事放在村里，叫乡土叙事，这是约定俗成。


近些年来我发表的文学作品中，题材算得上多样。评论家黄桂元说我的小说“题材跨越乡村与城市”。尤其近些年，乡村叙事占比并不大。但某一天吃惊地发现，我在《长江文艺》发表的作品都是乡土叙事。像《大宝生于1971》《铁雀子》《喂鬼》《一个人的风花雪月》等等，都诠释了“罕村” 这样一个文本指向。我想了想这是因为什么。可能与我最初确定的基调有关。2014年第5期，有我发在《长江文艺》的第一部作品，我与杂志结缘。潜意识里，似乎觉得这就是个风向标，仿佛刊物只发乡村题材，有意无意间，形成了眼下这样的格局。


当然，事实不是这样。


每一次回老家，最先听到的肯定是有关生离死别的事。村庄大，人口多，这样的事就几乎成了常态，隔一段时间不回家，有些熟悉的脸孔，就再也看不到了。那些个面孔，其实是组成村庄的一个个元素，天空，墙壁，或者井水里，会映照出他们的影像。


那些脸孔，平和得都是土地的颜色。男人是树根底下滋生的另一棵树。女人则是迁徙而来的一朵花。她们从四面八方嫁到一个村庄来，曾经扮靓过农家黯淡的日子，养儿育女，尝遍了人世间的艰辛与苦痛。然后说不定在什么时候，花谢了，归于泥土了。村庄还是以往常的姿容接收所有的日子，表面若无其事，因为又有新的花朵迁徙而来，只是脚下的泥土愈发厚重，那些树木，又增加了年轮。


“罕村”就是源于这样一块土地。


那座村庄很特别，三面环水，只有朝南是一条通天路。这样一些元素被我应用到长篇小说《岁月风尘》里，故事便在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展开。而埙城也同样怪异。这座被称为“千年古县”的城池没有北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搞史料征集工作，听到老人们谈起一座城池的过往，内心总是激起别样感觉。我在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里听到了埙声，从而有了这样一个文学坐标。我经常会觉得这是种机巧，就像老天的刻意安排，为从哪一个朝代穿越过来的我，辨认她的面目。她们的故事我听过很多。有时会觉得眼前就像一幅画，只是拿不准谁在画里，而谁在画外。


小的时候，总感觉这一条街尽是爷爷辈的人。他们爱讲古记，爱说笑话。每日粗茶淡饭和繁重的劳动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心情。后来，那些爷爷就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他们消失的次序，不是从年长者开始。也不是从年幼者开始。他们就是那么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地隔一段时间就消失一个。又隔一段时间又消失一个。爷爷那辈人消失得差不多了，父辈的人们又开始在那里排队。我清晰地看到了冥冥中的那扇门孤寒地矗立在虚空之中，风打着节拍从那里过，摇响了最后的风铃。不知不觉的几年间，一条街上跟父亲一个辈分的人都上了路。夏天，在我家槐树底下乘凉的是清一色年老的女人。她们拄着拐，推着轮椅，呼朋唤友。年轻的时候，她们之间也有过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谁和谁半辈子都不说话。如今坐到槐树底下，都成了最亲的亲人。年老而亲近，是因为她们彼此需要。这个世界上，除了她们彼此，再没有谁需要她们了。此时的她们，就像是没有婆家、也没有娘家的一群人。她们只有自己，就像土里长出的瓜蔓，花开过了，果结过了。眼下她们就是一棵枯藤，靠着天上的一点雨水，活着。坐在她们中央你会发现，她们的话题零散而细碎，今天重复昨天的，明天重复今天的。她们坐在这里，实在不是为了说什么。说什么其实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她们眼睛中那块浑浊的镜子，能照出彼此的影子。


说不定哪一天，一个人不来了，就是出远门了。又一个人不来了，又是出远门了。她们把作别这个世界，就叫做出远门。穿新戴新，被人抬着走。谁出远门了，大家还会去看热闹。眼睛里会有一种钦羡。抹把眼泪后说：“享福去了。”


大家都这样认为。


罕村的故事形形色色，我讲了若干年。开始是无意识，后来是有意识，罕村成为文学坐标，故事就有了土壤。乡村一直在变与不变之间博弈，当然这种博弈也许是在我心里。我过去写过一本书，题目是《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对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农业文明用语进行梳理，200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19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我一直都有个愿望，就是用文学的方式诠释一座村庄。从文化角度讲，任何一座村庄都比城市内涵要丰富，而且自带文学性。所以乡村题材始终是个吸引。城市体量虽然庞大，但远没有乡村丰富。城市人与自身的历史都是割裂的，迁徙意味着山重水复的距离，也意味着在水泥大厦的丛林中，血脉和根系都无从依附。但乡村不一样。河谷和山峦都是生命中天然的一部分。不是一个人的生命，而是祖祖辈辈生命的叠加，让山峦耸立，让河谷沉落。先人的骨血植入土地，养肥了庄稼草木。精气被河谷吸附，成为弥散在空气中的微量元素，陈陈相因。人与泥土的关系，就是人与血脉和根系的关系。家门关上，家就是王国。村路关闭，村庄就是王国。在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从三皇五帝开始，农耕文明就是主基调。时代行进到今天， 农民仍然跟着季候走，但换了劳作方式。你会发现，这片产生古老歌谣的地方，越来越陌生了。


从衰老爬上父亲的眉眼开始，我就为村庄感到悲伤。我见识了父辈人的生龙活虎，他们曾把日子过出气势，那气势就像飞起来一样。我感受到的那一段，其实就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庄稼人释放出了所有的能量，挥洒了所有的热情，创造性地把村庄变了个模样。这种改变与个体的改变密不可分，包括村里最老的光棍也说上了媳妇。当然我们也是建设者，但我们是亦步亦趋跟在后面的。父辈们生龙活虎，村庄就生龙活虎。父辈们身强力壮，村庄就身强力壮。如果说，爷爷在世时村庄是沉静闲适的，父辈们的村庄则像一个建筑工地，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样一种火热是我们所热爱的，我们总期望着改变，明天就是新生活，明天比今天更美好。


明天更美好的新生活什么样，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父亲每晚都在计算土地的投入产出。算计自己务工劳作的收成，算计家里的鸡、猪、羊价值几何。有个“万元户”的标杆摆在那里，就是一种动力和目标。口袋里有钱的感觉什么样？1997年春节，我女儿因为收压岁钱而成了“千元富姐”，她这样形容自己：有钱的感觉实在是好，人显得有底蕴，走路都不发飘了……


我则对她说：你若背块石头……就更不飘了吧？


没有了父亲的村庄，一下子就显出了苍凉和颓废。我知道，这只是我的感觉。我的父辈们走了，我的兄弟们，又成了他们儿女的父辈。作为父亲，没有谁比谁更重要，可我就是觉得我的父辈们才是村庄的灵魂。


河流干枯了。继而又有了污水和水藻，水藻铺成了草甸子，肥厚，稠密。一条河就这样生病了。当年爷爷和父辈们在水中生出各种故事，他们的后人，只能闻着河水散发的刺鼻的味道，蹲在堤坝上，望着河流出神。


十几年以后，河流又有了清澈的模样，只是年轻人去外面打工了。村里除了老人就是孩子。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了一个有着异样神情的人，四十岁左右。她看我，我也看她。当然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有人告诉我，这不是普通人，是个仙婆，“能治百病”。我恍然大悟。难怪我看她面熟，当年我奶奶也是个仙婆，也“包治百病”。


恍然如昨。


这座村庄是我的，也是香丫的。在小说里，她是我的堂妹。


堂妹这一笔，是我心中的警醒。私心里，我觉得应该与她有牵连。她的满足或缺憾，惆怅或哀伤，都属于这片土地。有时我用悲悯的眼光看她，蓦然发现，需要悲悯的也是自己。岁月更迭中，我恍惚觉出自己一切都很可疑。不如香丫活得笃定，甚至，不如香丫脚步踏实。你可以说香丫是个傻子，她除了会生儿子一无所长。可她身上有神性，这一点，我能看出。我在很多被世人称为傻子的人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神性。这样的灵光一闪，是老天给的。老天慈悲。


小说写了若干年，最花费心思经营的就是人物。小说需要养，过去我说过，养小说就是养人物。有些人物是我在养，有些是时代替我在养。养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是有的。我也跟小说人物一起成长，经历时代衍变和岁月更迭。感受人情冷暖或世态炎凉，在各自的角色中，被磨打或被锤炼。直到有一天，他们和我心气相通瓜熟蒂落，我心心念念一段，直到时间把他们带走。


那些普通意义上的人物，那些不普通意义上的人物，都是我心上结的痂。有的结在内里，有的结在外面。我总是警惕情节淹没人物，在文字之上，小心地将他们托举。不是文字簇拥着他们前行，而是他们自己能御风。在人物的瀚海中，哪怕有一点属于自己的辨识度，也是值得庆幸的事。


无论大作品还是小作品，人物才是小说的灵魂，我始终这样认为。


这块属于北方的边地，元素丰富。有长城抵御倭寇，有山脉孕育丛林，有水系哺育生灵。身为京畿锁匙之地，是交通要冲。历史记载，清军入关后曾三次屠城，盖与本城人脾性有关：宁死不降。这些大的历史背景可能很难渗透到某部具体的作品中，可发散的气味却在风中无孔不入。有人发现，我所有的小说人物其实都有些拧巴，这些拧巴都与各色情谊相关。他们是小人物，但情谊却不小。任何一种情谊都平等。在历史进程中，那些淳朴的、恒定的、原始意义上的情感也许只在香丫和喜奎身上才能够找到。盐必须是咸的，黄连必须是苦的。人性必须有这个意义上的情感。否则，我们用什么说服世界？


历史是一面难以遮挡的镜子，能映出时代的走向。乡村从具象到斑驳，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即便如我经常要跟乡村打交道的人，也觉得越来越无从把握。父亲那一代的乡村，有精气，也有魂魄。我们这一代，已经是乡村的过客，但因为成长的关系，我们还有乡土情结。我们的下一代，已经难有乡土概念了。而香丫这样的人物，也只能在罕村这块土地上凸显，若是在埙城，则难看出她的样貌。因为……那里没有罕村那样空寂的街巷。


供她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