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体系化、情怀化的学理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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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体系化、情怀化的学理书写
——评周建新著作《群众文化视阈下中国电视认同研究》


来源：文艺报　　刘 俊　


周建新研究员的新作《群众文化视阈下中国电视认同研究》，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群众文化为研究视角，聚焦我国电视认同问题，在阐释群众文化内涵、外延、历史脉络和时代意义的基础上，用比较方法来分析人民群众在电视创作与接受活动中的功能定位、角色嬗变和发展现状。笔者认为该书呈现出三个珍贵特质：本土化、体系化、情怀化。


本土化。这不仅是本书的题目——《群众文化视阈下中国电视认同研究》扑面而来的本土化质感，更重要的是纵观整个研究，全书充满了作者面朝中国、面朝国情、面朝本土、面朝乡土的研究立场、观点、理念和思维。


例如在第一章第二节中，作者在论述新中国群众文化的发展历程时是详尽而全面的，展现了对本土化议题的熟悉度与概括力。作者将这一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孕育形成期（1921—1948年）、探索成长期（1949—1977年）、成熟进步期（1978—2012年）、全面发展期（2013年至今），并从历时角度分析指出新中国群众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孕育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成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成熟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群众文化获得全面发展。作者通过大量史料和相关材料的梳理，认真总结和描摹了不同历史阶段群众文化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困难，丰富而生动地描绘了每个阶段独特的中国群众文化活动和现象，让读者感知到一个不断克服困境、多元繁荣、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群众文化景观。


如果说上面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群众文化发展脉络的熟悉，那么第三章则体现了作者对于中国电视发展史的熟悉。关于中国电视发展历程的节次，在书中有30页的体量，可以称作一部中国电视发展史的微观小史。在这个部分的撰写过程中，作者特别注重电视史每个阶段的发展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试图梳理和总结二者之间的深度联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所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其本土化的理念和方法也可见一斑。


体系化。本书还展现了较明显的体系化状态，这首先从本书的目录中就能够看得出来。本书的主体章节第二、三、四章的框架非常整齐，分别探讨了“电视认同主体”“电视认同客体”“电视认同机制”三大内容，而且遵循了由“电视认同主体”到“电视认同客体”最后抽离出“电视认同机制”的清晰脉络。


体系化特点还反映在该书研究框架思路图中。“电视需求与认同”研究是本书的主体，而作者将“电视需求与认同”有效拆分为“到位效果”与“错位效果”，继而作者又将他们拆分为“认同性需求”“普通性需求”“失位性需求”“错位性需求”四个维度，继而作者又由“强认同”“认同”“弱认同”“不认同”的认同状态，导出“追随者”“伴随者”“伪装者”“反对者”的接受状态，框架整齐，体系清晰。


同时，作者谈论群众文化及其主要特征时，指出我国群众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每个时期都有其辉煌成就的同时，较为详尽地从原始社会时期的群众文化，到古代社会时期的群众文化，到近代历史时期的群众文化，到中央苏区的群众文化，一直阐释到新中国群众文化的时代内涵。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书中专门用一节体系化分析了互联网时代电视认同的审美转向。例如，作者谈到认同主体在电视创作传播过程中的审美转向时，认为互联网时代认同主体的角色分工：（1）正在从由自由性到专业性，再到跨界开放的转移过程中；（2）传播载体也在迭代升级，由人的延伸到技术依赖，再到人的回归进展。作者在谈论认同主体在电视接受过程中的审美转向时，也将这一问题拆解为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审美心理由遵从到盲从，再到随从的变化；二是审美体验方式由虚静坐观到主动参与，再到沉浸式体验的变化。


情怀化。作者不是把这本书当做一个冷冰冰的学术研究对象和成果，而是融入了自己真切的情怀。笔者特别关注到该书序中写到，每次周建新老师回到老家，看到山里农村群众文化发展相当落后的状态，尤其是看到我们的电视节目对农村农民错位的供给状态（供需不相称），他常常会感到忧心忡忡。这种感受、态度和观点，既是这本著作浓浓的问题意识的来源，更让作者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充满能量。发现问题，探讨问题，并且用能力和情怀去深度而有效地改变困境，这或许是一个人文社科学者骨子里应有的某种精神追求。


作者的情怀还体现在全书撰写中贯穿着对于社会、实践、价值观的观照，以及上升为服务国家战略的目光和情怀。本书无论是对于群众文化的梳理，还是对群众文化与中国电视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握，抑或是提出电视认同效能提升的路径，均展现着作者思考乡村振兴、服务国家战略的站位和情怀。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文社科研究，既要能够深入到研究对象之中，进行具有高度理论化、思辨化的探析，尽量能够得出有普遍性阐释力的结论，让研究因为其学理性的品级而穿越岁月，甚至流传后人。但同时，人文社科研究也不应放弃对于当下、对于国家、对于时代、对于社会的思考，特别是对于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更应该有勇气和责任去积极触及，深挖内容、找出逻辑、给出对策。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文社科学者都应该有让这个时代、让这个国家不断变好的情怀和责任。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