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霞：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寓言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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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霞：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寓言气质


来源：《胶东文学》2024年第3期　　赵 霞　　


在近年的阅读、研究和写作中，“故事与寓言的关系”是我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这里的“寓言”，不是指一种文学体裁和样式，而是指“有所寓之言”，即有所隐含的语言——文学，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有所隐含的语言。


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寓言气质。


寓言气质


文学的寓言气质有其独特性，就像斯芬克斯之谜，以其文学表达来传递关于世界、生活与人性的深刻洞见。


一部文学作品总有限度，不管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其故事虽然是个别、具体、形象的，但它的指向是普遍的，以其独具的寓言气质将我们带往世界、人生和存在的某种无限的理解。


1860年，屠格涅夫发表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哈姆雷特》是经典之作，对哈姆雷特的形象多有肯定，而《堂吉诃德》的主角则多被认为是一个讽刺的对象，其所做的事情皆为荒诞之举。而屠格涅夫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两部作品，认为它们虽然诞生于不同地方，由不同作家创作，却有着特殊关联。《哈姆雷特》首版和《堂吉诃德》第一卷同时出版，二者不仅是关于一个王子和一个发疯的乡间绅士的故事，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哈姆雷特，都是堂吉诃德。


父亲去世，哈姆雷特面临重大突变。父亲的鬼魂告诉他，自己是被他的叔父害死的。叔父继任王位，且与母亲完婚。他不仅是儿子，也是王子，因此要复仇。可是，复仇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哈姆雷特对生活，对人，包括对他自己，都看得太透彻了。他嘲弄身边的一切事情，一切人物，包括他自己。透过哈姆雷特的眼睛，我们看到人的所有弱点，你或许也会像他一样，自觉不自觉地感到很多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可他知道自己必须完成复仇，这是他应该做的。这就是哈姆雷特的状态。


他迟迟不能把复仇付诸实践，他一直在分析和思考那个经典的命题To be or not to be。他的分析让他越来越清晰：人间不过如此。他既觉得应该去复仇，可举起剑来不禁又想意义到底在哪里。他不停内耗，犹豫不决，最后当他终于要行动的时候，悲剧降临，他的爱人，他爱人的哥哥都在阴谋中死去。


堂吉诃德看似愚昧、可笑、荒唐、不切实际——骑士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他还以为自己可以扮演骑士。屠格涅夫带我们换了一个视角思考：在一个时代，当行侠仗义的骑士以及他代表的正义被认为是过时之物，堂吉诃德敢于挥起长矛，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仍然拥有匡扶正义的骑士，善仍然是可以并且应该战胜恶的。堂吉诃德身上，有那种为了信仰一往无前的力量——屠格涅夫称之为行动者。


如果说哈姆雷特是一个分析者，那么堂吉诃德就是一个绝对的行动者。他甚至不分析，只行动，我们通常视之为“鲁莽”。细想一下，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分析越来越多，行动却越来越少？这种行动力的衰退，是值得反思的成年生活现象。进入成年，就会有选择综合征，好像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又好像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在分析选择的焦虑中，消耗越来越多的能量，越来越缺乏看准一个目标、绝对坚持自己的信仰、始终向前挺进的堂吉诃德式的行动力。


不能说，一个人不是哈姆雷特就是堂吉诃德。而是在某一个时刻，“我”在多大程度上是哈姆雷特，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堂吉诃德？“我”更需要的是哈姆雷特式的分析，还是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两个人性的维度，以某种平衡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存在于每一个文明之中。


那么，该怎么思考、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屠格涅夫将我们对经典作品寓言气质的认知，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经典说出了全部。那种被彻底道出的感觉，令你沉默——我不用再说什么了，它已经全部说出。同时你会备受激励，无比幸福，因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向你揭示出来的那道光。


卡夫卡的《变形记》,是现代主义作品中一部非常罕见的、具有寓言气质的文学作品。“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作品一开头，就让你觉得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没有任何预兆，一个人醒来怎么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普通故事，往往要铺垫一下，写头天晚上格里高尔就觉得有点儿不对劲。那样，这种气象就没有了。为什么是“不安的睡梦”？“不安”就是现代人存在的某种根本状态，源自那个永恒的问题：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以及它被遮蔽的程度，可能是空前的。正因如此，它需要被思考的迫切程度也是空前的。每一个现代人都处在不安的睡眠中，每一个人都空前分裂。某天早晨醒来，你面对的很可能不是想象中的自己，很可能就是这只“大甲虫”。一醒来，首先想到的是赶紧去上班，可是连床都起不来。家人敲门，他无法应门。公司老板上门责问，他也没有办法辩解。他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只能躺在那里。


看到他变成甲虫，家里人起初大吃一惊，后来带着希望等他慢慢康复变回原样，全家人还都指望着他挣钱养家，虽然他只是一个小推销员。当他们发现他再也不能变回原样的时候就开始嫌弃他，希望他早点儿离开。最后格里高尔在床上死去，全家人愉快地坐着电车出去散心。


这个故事跟很多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一样，透着冷酷。区别在于其冷酷背后，格里高尔始终葆有一颗人的心，哪怕他已变成了一只甲虫。《变形记》的重要寓意在于：它不仅仅告诉我们“现代社会人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失魂的存在状态，也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人之为人。


不是寓言


不少文学作品，技巧绝佳，惜在寓言气质阙如。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故事技法高手。读《盲刺客》，若非读到最后，你不会知道它到底在讲个什么故事。小说的叙事技巧太新颖，太神奇，读者需要努力梳理作品脉络，努力编织那些看上去完全不相干的线索，搭建起对这个故事的理解。直到结尾，你才突然意识到，此前对这个故事的许多理解原来都是错的，而所有的误解又向着同一个正解汇拢。其带来的阅读冲击如此强烈，让你觉得作者真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她居然这样来讲故事。就技巧而言，作者可能已经达到了当代作家的顶级程度。但是技巧的背后还是技巧，缺乏那种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日常的世界和生存来说更深处的内涵。


这么说或许有点儿苛刻，《盲刺客》对女性角色精神世界的发掘也很深入，但其表现本身的技巧性、趣味性在某种程度上盖过了其内涵的广度和深度。当这类技巧在更多作品中变得普及，这种内涵的狭窄也变得更加凸显。一部文学作品，即使在语言和叙事机巧上充满创意，但如果缺乏寓言气质，很难成为经典。


文学终究不是寓言，如果作家始终想着要让作品表达一个特别的意思，这个意思一不小心就会吞噬你的故事。


美国作家厄休拉·勒奎恩，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如果看过她的《地海巫师》，就会知道《哈利·波特》从何而来。勒奎恩的短篇小说《离开欧麦拉城的人》被认为是一部科幻作品，获得1974年雨果奖最佳短篇奖。小说写了一个有深意的故事。欧麦拉城里的人都生活得其乐融融，幸福安宁，但在城中某个房子的地下室里面关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被链子拴着，过着悲惨的生活，没有人照顾他、怜悯他、解救他，因为那样会使欧麦拉城人现有的幸福消失——欧麦拉城人的幸福，全部建基于这个小小的囚室和这个小小的被囚的孩子。


这个故事的寓言气质很强。多数人的幸福建基于个人的痛苦之上，许多人享受的幸福背后都有他人痛苦的代价，而在别人的幸福中你也可能成为付出痛苦的人。这就是这106个故事的寓言性，作者用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些重要、深刻的寓意。


虽然勒奎恩在努力克服技巧对故事的过度控制，这部作品也显然是一部寓意深刻的小说，但它还不是一个高级的文学故事。高级的文学故事，应该具有寓言气质，但又不是寓言。


寓言是可以说清楚讲明白的。中国古代有很多很了不起的寓言故事，《刻舟求剑》《掩耳盗铃》都很生动，表意非常明确。寓言总会有寓意总结这一步，它的寓意是可以明白说出的。而文学是以文学的方式向人们揭示关于世界、生活、人和人性的寓意，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有运用文学的形象方式，才会使这种感觉和内涵得到真正的表达和传递。所以，真正高级的文学作品，其中心思想是永远无法提炼的。


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哲学家马克·约翰逊在合著的语言学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人们往往以为比喻是写作时才用的修辞手法，其实我们就生存于隐喻之中，所有的语言都离不开隐喻。鱼贯而入，什么是“鱼贯”？那是隐喻。大门洞开，“洞开”也是隐喻。我们的思维就建立在隐喻之上。如果没有隐喻，我们根本没办法说话。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演，隐喻作为人的思维的一种基本方式，可能也是人类思维区别于其他生物思维的一个基本方面。


那么，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隐喻语言中最高级的一种。文学提供关于世间深邃之意的隐喻，不通过这些隐喻，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某些深刻的理解和洞见。只有文学的语言、文学的形象，才能向我们揭示关于人类存在的某些最深刻的意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每次重读，感觉都会被刷新。第一遍读的时候，对它的领悟——不管是内容还是技法——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太宏大了。后来经过一遍遍阅读，才看到它是怎样用文学才有的方式穿透每一个生命和存在。


《战争与和平》发表后，有人指出其“时代特征”不够明显——怎么不写农奴制的专横和暴力，不写农奴制下人们艰难的生活？托尔斯泰回应说，时代看起来在不停地变化，其实基本状态是相像的，那种对人性和生活困境的思考和挣扎，每个时代都有。在哪个时代，“人们也是那样恋爱，那样嫉妒，那样探索真理，那样行善，那样耽于情欲”。


他笔下的贵族青年是有典型性的，比如尼古拉最初是彼得堡的花花公子，每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又觉得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选择参军，加入战争。真正的战场与他想象的战场大为不同，一切都是那么杂乱无章。一天，在厮杀中，他催马提刀赶上敌军一匹马。马上也是一个青年，摔了下去，尼古拉举刀就要砍下去。这时，青年抬起头来，尼古拉看到他的样子，浅色头发，浅蓝色的眼睛。“这个人怎么一点儿不像敌人，却跟我的邻居似的呢？”那一瞬间，他失神了，刀就没有砍下去。


像这样的文学瞬间，是永远没有办法用清晰的寓意来提取背后意味的，但可以让你深切感知战争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可以让你心里涌起对战争之恶的深识和拒斥。这样的瞬间，这个瞬间的寓意，说不清道不明，却将你裹挟进去。尼古拉失神瞬间的想法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敌人”。敌人意味着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跟我们敌对的人。那一瞬间，他的世界观反转了，而读者的眼睛、思想跟着尼古拉在看，在思考。


文学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瞬间，它充满了文学故事的丰盈性、浸透性、裹挟力，一旦卷入其中，你就脱身不得，被带入最深刻的洞见之中。当尼古拉还是一个在无聊中取乐的贵族青年时，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当战场上的他刀砍不下去的时候，他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合为一体


当下，盛行两类写作方式。一类讲究技巧，甚至一味追求技巧，技巧消融、吞噬了寓意。这类写作很有市场，特别是影视市场，很多网络小说做IP的都是往这个方向去的。


还有一类，恐怕是作家都会不自觉陷入其中的写作：首先想到的是要表达什么，底层民众的悲苦艰难，特定时代的典型现象等。甚至在写一个故事之前，就已经想好要表达的某种寄寓之意。写完以后发现，这种“寄寓之意”已经吞噬了故事。


写作中，我们要不停地反思，如何避免走入歧途，或者不要在歧途上走得太远。在这样的写作试验中，我们要望向更远的方向，才会不断地成长。在更远的地方，它们应该是合为一体的。


技法非常重要，要讲什么也非常重要。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用其才能够传递、道出的方式来表达特定的意涵，文学才无可取代。除非用文学的方式，除非通过文学作品，否则人们永远无法抵达对一种内涵的深刻揭示和理解，这是那些高级的文学经典带给我们的打开和享受。


这当然非常困难，但不管是文学鉴赏、阅读，还是创作，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和艰难，跟我们最后获得的愉悦和幸福，总是成正比的。


【赵霞，文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获冰心儿童图书奖、第四届图画书时代奖银奖、浙江省作家协会2015－2017优秀文学作品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