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我买书都是为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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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我买书都是为了读


来源：中华读书报　　宋庄 李昕　




中华读书报：2020年，香港三联书店曾出版过您的《那些年，那些人和书——一个出版人的人文景观》，这本随笔和《一生一事》（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3月）有关联吗？


李昕：不能说没有关联，因为两本书写的都是我为作者服务，给他们编书的故事。但是各有侧重，《那些年，那些人和书》主要是写人，写那些和我有过合作和交流的学者和作家，包括周有光、韦君宜、胡风、傅高义、李敖、王鼎钧等等，每人一篇，意在写出我对这些人物的观察和思考，我通过出版合作对他们有了印象和认识，试图写出他们的性格和人格。可以算是人物特写。但是《一生一事》不同，这是以我自身经历为线索，讲我自己的故事，特别是我怎样为作者编书。当然，其中不免会涉及那些著名学者作家，但是角度完全不同，写法也便不同。两本书从内容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复性的文字其实非常少。


中华读书报：您在1982年就发表过文学作品，也写过文学评论，良好的文学修养和理论批评功底，对您从事出版有何裨益？


李昕：我最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理论编辑，那时社长韦君宜提倡“一手编，一手写”，所以我业余时间写文学评论，希望成为文学评论家，为此读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的理论修养，也培养了我对书稿的判断能力。后来我被借调到香港三联工作，香港三联当时的总经理赵斌来北京面试我，问我读过什么书，编过什么书，我如实以告。他听了以后表示我可以去三联书店这样的社科类型出版社工作。他说，“因为你算是理论编辑出身，如果你是编小说或诗歌的编辑，恐怕就不适合到我们这里来”。


中华读书报：您先后在四家著名的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和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享受到这些出版平台带来的特殊资源和便利条件，做成了很多别人难以企及的事情，同时您也毫不讳言自己的失误、遗憾和懊悔。很想了解您是以怎样的心态梳理既往？


李昕：我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我工作的出版平台给我带来很多别人不具备的资源和机会。但越是这样，客观条件越好，我就越发感觉到，其实有些事情，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讲课结束时，台下有一位学员向我提问，说你一辈子好像很顺利，很成功，你有过什么遗憾的事情吗？我当时回答说，大大小小的遗憾和懊悔，其实一直都有。如果没有这些，人就不能进步。做编辑出版，一定要善于从看似成功的地方找出不足，要有内省力，善于总结自己，特别是善于吸取教训。其实我一辈子做的书，有很多出版后我自己都能挑出毛病。后悔当初假如想到哪些哪些，就可以把书做得更好。但是为时已晚，只能下次注意了。


中华读书报：您有记日记的习惯吗？过去的事情，都记得如此清晰？


李昕：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期和香港三联时期，我只是留有几本工作笔记而已，那时并没有每天写日记，工作笔记只简要记录一些大事。进入北京三联以后，我开始记日记，写得很详细，每年都有十几万字，最多的一年（2014年）竟然有30多万字。一直记到今天，总共大概有300万字了吧。这些日记都是我写回忆录的依据，所以我的回忆录是严格按照非虚构的原则处理的，连书中偶尔会出现的人物对话都是原话。


中华读书报：细读《一生一事》，里面有为人之道、做书之道、处世之道，总之方方面面都很受益。您也提到，香港三联书店的8年对自己至关重要，编辑理念和市场意识都是这一时期逐步形成并强化起来的。能否请您概括一下自己的编辑理念和做书之道？


李昕：我曾经总结说，我的编辑理念，就是王鼎钧先生送给我的两句话，“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这意思是说，编辑在具体的出版环境下，既要尊重现实，又要怀抱理想，尽自己最大努力出好书。


我一直强调，做出版出好书，是不能怕麻烦的。要有一点完美主义追求。要想出版后不留遗憾，一定要预先策划得很周到，一定要用心，肯下功夫。有时需要反复和作者协商修改，花费大量精力；有时对某些题材的图书，还要按照上级规定送呈专家审稿，一遍遍地在专家和作者之间沟通，又用去很多时间；也有时需要自己对书稿中可能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承担审稿责任。这些都需要有耐心，也需要一定的胆识和智慧。如果编辑怕麻烦，只想省事，“短平快”出书，可能就会错过很多好书。


刘梦溪先生在我这本《一生一事》序言里面，提到汤一介先生的祖父颐园老人留下的家训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我认为这实际可以成为对一个好编辑的要求。我不敢说这四十年中我做到了，但我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中华读书报：《一生一事》记录了您四十年出版历程，既是您的个人史，也可以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出版史。如果要概括四十年出版人生成功的秘诀，您会如何总结？


李昕：我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出版高速发展的时代，这又分成三个时期，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是出版价值回归时代，那个时期，出版遍地是黄金，只要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出好书。从90年代中期到2010年前后，是出版的新技术革命时代，这个时期，电脑设计、排版、制作和印刷极大地丰富了图书的呈现形式，图文并茂成了一部分好书的显著特征，图书精美程度成为读者评价图书质量的标准之一。2010年以后，随着出版企业化、市场化的节奏加快，传统出版向多媒体出版转型也成为潮流。市场竞争越加激烈，而利用多媒体、自媒体手段营销也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


如果问我在这几个阶段中为什么都能坚持出版一些有影响的好书，其实无非就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特点进行出版和营销策划。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手（即以各种方式参与编辑出版过程）有三千本图书，大概每一本都隐藏着各式各样的故事。能否列举一二？


李昕：仅举一例吧。前几年我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医学的温度》（韩启德著），这本书能从茫茫书海中脱颖而出成为畅销书，是用心策划的结果。


《医学的温度》原本作者提供的是一本综合性的学术论文集，如果原样出版，也应该是正常现象，因为作者是大学者，中科院院士，还曾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弄到一点资助并不难。但是我和责任编辑蔡长虹都觉得，如果那样出版，就把一个好选题糟蹋了。很可能只销售两三千本。但是，我们认为这本书本来可以编成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就是关于医学是否应该以人为本的问题，这是当今我们医疗制度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于是我们建议作者，以这个话题为中心，从55篇文章中精选不足20篇，编成这本书，稍一宣传，一年就销售超过10万册，还得了十数个大奖。


中华读书报：做了一辈子书，您的阅读量必然是巨大的。能否谈谈您在人生不同阶段，读书是否各有侧重？


李昕：我的阅读，也是跟着工作走的。在人文社时期，读的都是文学类、哲学美学类，到香港以后，因为工作需要，又补课一样地比较系统地阅读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图书，还有香港史、澳门史等等。回到北京三联，因为学术出版的门类更广了，自己读书更杂，其他学科的书，包括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也都跟着读了一些。审稿本身就是读书，也是学习的过程，我一年审100多部书稿，其中大多是人文社科学术著作。但这样读书是不够的，因为有时候审读书稿，需要以其他图书作为参考。所以业余时间我也会选一些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社科新书来读，由此可以了解别人在做什么，从而对自己的出版作出评估。


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独特的读书方法或阅读习惯吗？


李昕：说不上独特。我不藏书，我买书都是为了读的。买的时候很在意书的品相，但我不为了收藏而保护品相。读书时为了方便记忆，就在书上做记号，写批语，夹纸条等等。重读时光看有记号的地方。


我近年小说读得很少，纪实类的读得多些，例如人物传记或自传，也常读一些文学、史学研究的著作、学术随笔，还有一些史料性的图书。这些书都不像小说那些需要连续阅读，所以我常常是跳着读，挑着读，一本书拿在手里，感兴趣哪部分就读哪部分。有时候是自己思考一个问题，会把几本相关的书找来一起读，从比较中发现每本书的特点。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见到故友，您最希望见到谁？


李昕：最想见到的是对我编辑人生影响最大的人，如屠岸先生、蓝真先生。


这两人是故友，但他们都是前辈，在我的出版生涯中都可以称之为恩师。当年在人文社试图安排我做政工干部时，我向屠岸求情，表示想试做编辑，三年为期。作为总编辑的屠岸，用“一言为定”四个字决定了我一生的选择。后来又对我的成长一路鼓励和提携。蓝真先生是香港三联的老前辈，我接受并且认同三联传统，特别是邹韬奋所说的“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做出版要致力于社会思想启蒙，要用自己的出版物促进社会进步。我的这些出版理念，大都来自于蓝真先生。他的“一入三联门，终生三联人”的情怀始终感动着我。


中华读书报：若有机会组织宴会，您会请哪些朋友？


李昕：如果可以包括故去的和健在的两类朋友，那么我想请那些曾经在我四十年编辑经历中给予我支持最多的学者和作家吃饭。他们中间有李敖、傅高义、杨义（他们是已经故去的），杨振宁、王鼎钧、吴敬琏、资中筠、王蒙、刘梦溪等。


中华读书报：假设要去无人岛，可以带三本书，您会带哪三本？


李昕：《红楼梦》《鲁迅全集》《苏轼词集》或《稼轩词集》。《红楼梦》我读过两遍，但是因为不熟，所以从不敢在红学讨论中发言。我想如果有机会，我是希望研究一下这部著作的。鲁迅著作我只是早期读过各种单行本，有的也读了不止一遍，但1980年版买来全集后却没有时间通读。如果有时间，我希望静下心来读读。此外，我喜欢宋词胜过唐诗，宋词中尤其喜欢苏东坡和辛稼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