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的当代文坛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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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的当代文坛备忘录


来源：北京晚报　钱冠宇　


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我们这一代读者而言，刘心武这个名字可谓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以及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上的“揭秘《红楼梦》”引发巨大社会反响。不过若单论作家自身的小说作品，刘心武的影响力则又不如余华、莫言、格非、苏童这些后起之秀，故而显得陌生。


事实上，自从1977年发表《班主任》暴得大名以来，刘心武多年来笔耕不辍，除小说创作外，还出版过多部关于《红楼梦》《金瓶梅》的解读著作以及建筑评论。相比于很多同龄人，老作家刘心武始终在持续稳定地“输出”，无论如何都是可贵的。去年，刘心武在三联书店出版了文坛忆旧集《也曾隔窗窥新月》，书的装帧设计素净雅致，封面上翠绿的底色映衬着一幅丰子恺式的白描小景——一套茶具置于窗前，上卷的竹帘外高悬一弯新月，正好回应了书名透出的清新意境。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写作时间跨度长达近40年，不仅披露诸多故人轶事，如多年前周汝昌签名呼吁禁止养犬的真相，张中行出面请启功为刘心武的老家四川安岳新造宾馆题字，文坛“双子星”沙汀、艾芜笔名的由来等等，也包含了刘心武自己经历的半世沧桑，见文学，见时代，更见人心。


《林斤澜：一江春水向西流》是文集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可知林斤澜在刘心武眼中的分量，这不光因为二人是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也因为林斤澜的文学造诣在当代文坛长期被忽视和低估，刘心武要为林大哥多美言几句。刘心武把林斤澜的写作艺术称作“一江春水向西流”，以区别于特定时代文坛的主流写法：“林大哥写歌颂性作品，也能写出‘一江春水向西流’的‘异样’文本，透出‘怪味’，而且超出当时的语境……他参透了文学的本性——那就是无论你写的是什么故事什么人物，到头来你要写人性，写人类心灵相通的情愫，写爱与死的抗争，写善与美的永恒。”


对“生命韧性”（汪曾祺语）的书写，确实是林斤澜晚年短篇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同汪曾祺一样，刘心武也对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系列推崇备至。此外我想补充下，林斤澜《十年十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这部较少被提及的以“文革”为创作背景的短篇系列，其中埋藏的作家良知与人性关怀，也不该被后人忘却。


令人难忘的还有刘心武在书中写到的两位传奇女性胡兰畦和孙维世。她们一位是革命作家，一位是戏剧导演，都是四川人，与刘心武的父母交好，刘心武因而知晓并记录她们的事迹。


胡兰畦1901年出生，早年追随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参加大革命，后来又到德国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间被纳粹逮捕，坐了三个月监狱。出狱后，胡兰畦寓居巴黎并将这段经历写成报告文学《在德国女牢中》（最初用法文在《世界报》上连载，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中文单行本），这部作品当时就被译为俄文在苏联文学界传播，她因此作为“中国著名作家”受邀参加了1934年苏联召开的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1936年高尔基去世后，胡兰畦甚至成为斯大林亲定的高尔基棺木执绋人之一；孙维世比胡兰畦小整整20岁，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留学莫斯科学习戏剧艺术，是中国最早引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体验派”）的戏剧导演，曾执导过果戈里《钦差大臣》、契诃夫《万尼亚舅舅》等名剧。


然而让人唏嘘的是，后来这两位杰出女性都没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持续发光发热，胡兰畦1950年以后在北京工业大学从事默默无闻的后勤工作，直到1994年去世，留下一本厚厚的《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孙维世则不幸遭遇非正常死亡，生命定格在了47岁。她们的名字和生平经历，如果不是刘心武撰文介绍，恐怕将会更彻底地湮没在后人的记忆中。


刘心武之所以能因缘际会，接触到那么多文坛名宿，除了知识分子家庭的成长环境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曾担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之一《人民文学》的主编。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微信和电子邮件，编辑与作者沟通的方式只有信函往返以及登门拜访，刘心武借着约稿机会，结识了一大批文坛师友，他无比清楚编辑工作的价值，于是记述下自己与几位老编辑交往的故事。


章仲锷之于《十月》、秦兆阳之于《当代》、范用之于三联书店、顾行之于《北京晚报》，刘心武笔下的这几位编辑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坛上都堪称幕后功臣，他们经手过太多名噪一时的稿件，也因风云变幻历经沉浮。那时候，编辑与作者的关系甚至会超越单纯的文字工作层面，进而影响对方的人生。


1987年，主编刘心武因刊发某篇问题小说被免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摔了个大跟头”。《北京晚报》原副总编辑顾行得知此消息的三分钟后，不顾生病住院，马上在公用电话亭给刘心武拨去了一个表示挂念与安慰的电话，刘心武对此念念不忘，十年后，他写文章纪念顾行时称之为受用终生的“救心电话”。


顾行先生1960年代初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策划了邓拓广受欢迎的专栏《燕山夜话》，随后“文革”乍起，邓拓因《燕山夜话》遭受严重迫害乃至含冤自尽。作为编辑的顾行自然在劫难逃，他深知人在寒微落难之际最需要什么——那种温暖足以让领受之人铭感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