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李劼人的实业救国路

管理员

小说家李劼人的实业救国路


来源：北京青年报　　默存


在“大河三部曲”中，四川作家李劼人展现了不亚于张爱玲、沈从文等人的叙事技艺，但与近三十年来热热闹闹的张爱玲热、沈从文热相比，对李劼人的研究显得相对冷清。考虑到李劼人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也曾经深入参与现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实业报国之路，又在晚年陷入彷徨，他理应得到更多的书写。有鉴于此，无论是张义刚材料翔实的《李劼人评传》，还是龚静染另辟新径、专门谈李劼人实业救国之路的《李劼人往事 1925—1952》，都来得很是时候。


在这两本书中，尤为吸引我的是《李劼人往事 1925—1952》。此书选题角度巧妙，材料梳理扎实，虽有大量看似枯燥乏味的史料，比如公司股东会议、财务表格、日记琐事等，但在作者的重新提炼、阐释之下，整本书变得颇为好读。为了写好这个题目，作者龚静染多次走访了乐山、成都等地的档案馆，通读李劼人的作品，让李劼人这样一位身兼文学家、实业家、媒体人、厨师等多重身份的妙人，极为具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杂家李劼人


李劼人经营实业主要是在1930年代—1940年代。早在1925年9月，他在“少年中国学会”调查表中写道∶“近正在成都方面集资组织造纸公司，拟作中国西南部文化运动之踏实基础。”当时他刚从法国回来，心怀做事报国之热望。李劼人早年做过媒体人，写了很多时评文章。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是第一批将巴黎和会消息告诉四川读者，并实时跟进“五四运动”的报人。


1925年，曾有人邀请李劼人为四川军务督理杨森担任幕僚。他听闻杨森“比一般军阀都蛮横无识”，拒绝了这个提议，随后回《川报》当主编。该媒体三个月后就被查封，李劼人因为批判军阀而被宪兵司令部逮捕。在好友的仗义搭救下，他在八天后得到释放，辗转到成都大学，任文预科主任。1930年，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因不满于军阀掣肘，决定离去。李劼人旋即提出辞职。辞职后，他借债300元，在南门指挥街住宅旁租了一间旧式铺房，自题招牌“小雅”。


小雅菜馆只维持了一年有余。据《成都街巷志》记载：“1931年12月，二十四军一个连长支使绑匪将李劼人刚满四岁的儿子李远岑绑票。李劫人不得不忍气吞声通过袍哥大爷‘邝瞎子’从中斡旋，举债1000银元，方将幼子赎回（邝瞎子是《死水微澜》中罗歪嘴的原型之一）。为了偿还债务，李劼人只得将‘小雅’折本六七百元转卖。”


在实业路上，李劼人最值得称道的是两件事：其一是在民生实业公司名下的机器修理厂担任厂长。民生实业公司由卢作孚创办——此人被誉为“中国船王”，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实业家。1938年秋，他曾领导民生公司组织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抢运近10万吨物资设备、3万人员，为战时救助中国民族工业做出了不可忽略的努力。1933年，卢作孚邀请李劼人到民生实业公司任职。李劼人想以机修厂为基础，用三五年时间扩建一个制造厂，既能修理大轮船，还能制造中型轮船、木炭汽车、抽水机等。因为他“朦胧看出国际形势之不妙，感到长江一有阻碍，一切依赖汉口、上海的机器工业必然无法生存”。为此，李劼人将全家接到重庆，从汉口聘请了总工程师和7名高级技工，又以5000大洋购买了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沉没在长江中的千吨级“万流”号轮船，并将其改建成“民权”号轮船。该船后来成了往来于重庆、上海的主力轮船，在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在改造“民权”轮时耗费了部分公司资金，李劼人遭到多数股东的攻击，便于1935年5月愤而辞职。回成都后，他专心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李劼人的造船梦破灭了，却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一部杰出的作品。


企业家李劼人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李劼人为嘉乐纸厂付出的辛劳。1937年6月，嘉乐纸厂前经理施步阶病逝。在当年举办的股东大会上，陈子光继任总经理，王怀仲为厂长兼总工程师，李劼人当选为董事长，就此全身心投入纸厂经营。他对于社会事务的热情严重削减了写作的时间，好友周太玄觉得他在写作上最有天赋，鼓励他“不作他事，专心写作。期我十年，必有成就”。但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嘉乐纸厂事务日益繁多，李劼人再也无法专心写作——小说《横流》由此搁置；他翻译亚尔费·德·费尼的小说《三马儿》，翻译到五分之一也暂时停止。


抗战全面爆发，嘉乐纸厂却迎来实际上的利好。盖因中央政府及各类资源迁至西南大后方，西南一时间从边地变成中心，许多东南沿海的企业随之迁到西南，仅仅抗战初期迁到四川的企业就有230多家。如此一来，战时西南地区用纸需求大涨，嘉乐纸厂把握住机会，及时提高纸张质量；加上得益于民众高涨的支持国货的热情，嘉乐纸厂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


1942年，由于社会各界普遍看好嘉乐纸厂的发展，纸厂进行了一次大扩股，股本从150万元大幅涨到500万元。此时，新的股东渴望推出新代表来掌控纸厂，不明实情者对李劼人颇有责难。在他们内心深处，李劼人终究只是个文人，而非商人，不符合纸厂长远发展的需要。为此，李劼人一度离开纸厂。但仅仅一个月后，又被股东们请了回来——由此可见当时嘉乐纸厂经营与决策上的稚嫩。在相当长时间内，这家企业其实都缺乏足够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是依靠像李劼人这种跨界人士的热情和耐心，以及当时特殊的市场条件，勉力维持了下来。


嘉乐纸厂从一个简陋的小厂变成了闻名业界的大造纸厂，除了李劼人，王怀仲、陈光玉、张寿林等人也功不可没。只可惜在1939年5月4日，王怀仲死于日军大轰炸之中。5月4日那天，日军向重庆主城区投下110枚燃烧弹，导致3000多人死亡。郭沫若《惨目吟》一诗，记录的就是那一次“空中大屠杀”。


1940年—1943年是嘉乐纸厂的飞跃期。李劼人促成了纸厂在重庆、成都分公司的设立，又谈好了《大公报》的订单。1941年，嘉乐纸厂完成公司内部的结构改革后，运营更加专业化，经营情况持续好转。但实事求是地说，嘉乐纸厂的纸张质量距离当时的洋货仍有一定差距，技术上的短板始终存在。于是等到抗战结束，当大众支持国货的心态有所减退，市场上出现多家做工不逊于嘉乐甚至优于它的对手时，嘉乐纸厂没有高效地完成更新，因此走向被淘汰的局面。


解放战争时期，嘉乐纸厂步入下坡路。1948年—1950年这三年，嘉乐纸厂都没有召开股东年会：前两年是因为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公司朝不保夕，没有心思组织员工聚会；第三年恰逢成都地区发生暴乱，匪盗猖獗，新政府在集中力量镇压扫荡，股东会只好推迟。到了1949年年底，李劼人在《自传》中回忆：“以工厂而言已到了绝境，停工已经几月，钱也用罄，全体职工当卖衣物度日。”1952年3月，嘉乐纸厂正式实行公私合营。至此，嘉乐纸厂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小说家李劼人


一家纸厂的兴衰，折射的是战时中国民营企业的韧性，也浓缩了当一位知识分子想要践行理想主义时，他所需要经历的现实磨难。这种磨难不仅是牺牲大量自我的时间，还在于他要日复一日承受繁重事务的煎熬，极具忍耐地与社会不同人群、不同组织结构打交道，并且要去冒着折损个人名誉的风险去解决问题。


考察李劼人的创业经历，我们会发现其中不少事情经过加工，也成为其小说的一部分。如果单纯从表面上来看，李劼人的创业的确折损了他大量的创作时间，尤其是在他刚刚完成《大波》、正处于长篇创作的高产期时。嘉乐纸厂的生意使他分身乏术，等到新中国成立后被委任成都副市长，政治事务又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疲惫。李劼人在《天魔舞》之后再无长篇问世，便是一个明证。但是，如果没有如此丰富的社会阅历，没有对于社会和公司经营如此深入的浸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和《天魔舞》恐怕也无法写得那么真切。


李劼人是叙事技术和现实经验相辅相成的作家，在凭空而生的想象力上，他不如莱姆、翁贝托·艾科这样的作家出色。但如果沉浸在一片领域足够久，他就能写出极为精确、具有社会风情画况味般的小说。这也是为什么他最有艺术质感的终究是以四川文化为积淀的“大河三部曲”。他在法国也待过一些时日，但并没有写出堪比《死水微澜》的作品。他也很清楚自己的长处，在幻想小说上并未过多经营。无论我们把他的小说定位为写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毋庸置疑的是，我们都能从他的小说里看到生活的大真实。他是靠还原生活而让读者惊奇，而非超越生活，包括书写那巫性的、神性的、宗教和哲学的一面。李劼人即便也写过川渝地区的信仰，但并没有更加深入和独到的见解，在这方面是不能过分抬高的。


龚静染让小说家身份之外的李劼人变得更加具体，且并未因为他是传主，而选择溢美他、贬低其他嘉乐纸厂同仁的努力。比如在写到1945年后嘉乐纸厂的衰落时，作者没有避讳李劼人的决策失误。因此，这本《李劼人往事1925—1952》虽然不是小说赏析，但对于想要品读李劼人作品的读者而言，其容量和深度好过不少堆砌文科黑话的小说评论。此书并非热点，在选题和行文结构上都谈不上新潮，但可贵之处在于耐心和扎实，是有一分话说一分。在流行“溢美之词”的图书市场里，这是一本容易被忽略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