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给我非写不可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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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给我非写不可的冲动


来源：人民日海外版报　谭 楷　　


2023年，已经年届八旬的我，常常被老同学老朋友“批评”：“你还写啥子？这把年纪了，该休息了！”的确，如果从1963年12月7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第一首诗《雪山下的篝火》算起，我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已经60多年了。2023年12月14日，四川省作协召开了我的新书《华西坝的钟声》研讨会。我三次起草了发言稿，全都推翻了。静夜里，我反躬自问：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是追名逐利吗？


年轻时写诗，完全出于兴趣和爱好。说“追名逐利”还没有那个本事。翻一翻放在案头的几本书《孤独的跟踪人》《小平故乡》《大震在熊猫之乡》《让兰辉告诉世界》《枫落华西坝》《华西坝的钟声》《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全是报告文学集。若问为什么写作，我心中突然冒出四个字：生活所迫！是生活使我“身陷其中，难以自拔”！


沉迷于大熊猫的世界


1980年夏天，我在一次会上了解到大熊猫专家胡锦矗教授的故事。胡教授率领他的科研团队，冒着风霜雨雪，调查中国大熊猫现状，做出令世界佩服的成果。我迅速投入采访。1982年，我的报告文学处女作《国宝》获萌芽文学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在熊猫的故乡》占了副刊大半版，引起全国读者对大熊猫保护的关注。


1981年，我随胡锦矗登上卧龙的大熊猫野外观察站“五一棚”。之后，我与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熊猫“奶爸奶妈”、巡护员广交朋友，建立了深厚友谊。2004年，我退休后，又参与创办《看熊猫》中英文双语杂志，担任执行主编近20年。


40多年来，我一直沉迷于大熊猫的世界。沸腾的生活，确实在有形和无形地“逼迫”我写作。


比如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联系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张和民、副主任王鹏彦，没有任何消息，我心急如焚。几天后，我冒险绕道500多公里，从雅安经夹金山、四姑娘山和巴朗山，进入“孤岛”卧龙。亲见毁灭性的震灾给保护区造成了惨重损失，同时被大熊猫守护者们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我在那些泪水饱涨的日子里写下《大震在熊猫之乡》。


比如，2016年12月18日，我在加拿大温哥华探亲。半夜接到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小赵的电话。她告诉我，参加大熊猫野化放归的研究生韦华，被大熊猫“喜妹”误会了，为了护仔，“喜妹”攻击了韦华，造成其重伤。一连数日，我都关注着韦华的伤情，经过华西医院医生们的奋力抢救，韦华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由于时差关系，全家入睡后，我顶着棉被与小赵、吴代福、张和民、胡锦矗通电话，打完电话捂出一头大汗。后来，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报告文学《“熊猫人”向祖国汇报》几乎就是顶着被子采访的成果。


我曾想过，写韦华时，我不在现场也不在中国，但我又非写不可。因为，陷入“熊猫人”的生活太深了！不写，反而让我非常难过。


生活赐予我丰厚的馈赠


生活，不仅“逼迫”我写作，还给我丰厚的馈赠。


我自幼生活在华西坝，这是1910年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被誉为“成都的文化地标”。翻开校史，历史名人纷至沓来。原来，我家住过的天竺园小楼，曾是“名教授楼”，住过吕叔湘、何文俊、杨佑之、闻宥四家人。抗战时，它曾是“中国文化研究所”办公地。陈寅恪、钱穆、董作宾、腾固等文史大家在此会晤交流。后来，瑞典小伙子马可汗来成都，拜闻宥为师学中文。闻爷爷说，你这个“可汗”之名不好，按你的瑞典名的谐音，叫“马悦然”好吗？马悦然，后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那一座小楼，藏着太多的故事，给我的写作以丰厚馈赠。


采写《枫落华西坝》，不仅让我获得大量百年老校的精彩故事，还使我有机会向马识途、李致、流沙河请教，他们讲的有关华西坝的故事，让碎片化的历史成为一块完整的拼图。《华西坝的钟声》写了华西坝的十几位名人。那个喜欢养鸽子的邻居张叔叔，原来是抗战时驾驶B—29轰炸机屡建奇功、又隐姓埋名的英雄。一辈子迷恋飞翔的他走了，鸽子也没有了，给华西光明路宿舍留下了空荡荡、令人无限怅惘的蓝天。


生活，对于写作者来说就是这样：有许多堵心的事情，你若不知道，也就罢了；你若知道了，你不可能不激动，不思索，不想法倾诉。


75岁时，我与103岁的“华西坝老乡”伊莎白·柯鲁克相会。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人类学家。她谈到华西加拿大学校、彭州白鹿上书院、岷江上游的杂谷脑河、重庆璧山区兴隆场、河北武安十里店村——她作为人类学家走过的地方，我都熟悉。104岁时，她回故乡成都，我全程陪同，被这位老奶奶“我用一生爱中国”的情怀深深打动。


如果说，《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这部书有什么价值的话，首先是伊莎白·柯鲁克的人生经历和故事本就具有历史价值、人文价值。我对她的百年人生做了忠实的记录而已。


这样的好题材，让我撞上了，真是幸运！巧的是，我儿时就读的弟维小学，正是伊莎白的母亲饶珍芳参与创办的。生活埋下如此“伏笔”，让我喜出望外。

思考如何“更进一步”


我没想到，2023年早春，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村，这座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村会一夜出名。它曾是土地贫瘠、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又在大地震中损失相当惨重的山村，凭什么成为全国众多自然村中的佼佼者？


从春花含苞到银霜满地，2023年，我7次入住石椅村，深入采访。这个人均收入4万元的水果之乡，甜美的果实来自哪里？来自何国发力主办教育，开种苔子茶；来自邵再贵率队在悬崖上凿出一条大岩路；来自一个个你追我赶的勤劳媳妇；来自一个个八九十岁还下地干活的老人；来自7位村干部“不闪火”（意为不松劲）地坚持抓生产，改善村民生活。石椅村抓住了“灾后重建”和“脱贫攻坚”的机遇，村民们更有一种改变命运的“内驱动力”，成功是必然的。


品尝了小山村甜蜜的枇杷，了解了当地人甜蜜的生活后，要写一些甜蜜文章是不费力气的。我没有这样做，生活，迫使我思考：怎样避免落入浅薄的陷阱，让观察和写作更进一步？


丰收之夜，何玉梅的一声叹息，提醒了我：灾难，毕竟是灾难，心灵深处的伤口是难以愈合的！在北川，还有几百名失独者，没能走出阴影。也因此，才有了失独者抱团取暖的“暖心家园”。因此，我不仅将石椅村的甜蜜水果写进了书里，更讲述了失独者如何在“暖心家园”重建生活信心的故事。


90岁的老书记何国发、歌唱焦裕禄的秦德翠、嫁到石椅村的车春华、“暖心家园”的失独者等，每一次见面都问我：“谭老师，你的书好久写得完？”


2023年12月15日，我完成了《云朵上的石椅村》书稿，特地去了一趟“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


纪念馆是在北川中学遗址上修建的。这是大地震后，我多次烧香点烛，洒泪祭奠之地。我要告诉大地震的遇难者，特别是北川县的遇难者：15年了，亿万中国人心上，思念的烛光，永不会熄灭。


这一本《云朵上的石椅村》，既是灾区天翻地覆巨变的记录，也是一座小山村的群英谱；既为了告慰遇难同胞的在天之灵，也是为小山村更美好的明天吹响号角。


那一刻，我擦干了泪水，深深鞠躬，向遇难者献上白菊花。电子屏显示，我是第3922503位献花者。


“繁华的路上没有灵芝草”


1986年5月，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颁奖典礼在成都四川省科协简朴的大会议室举行。那时，中国科幻文学处于低潮期，被作家鲍昌称之为“灰姑娘”。谁也没料到，如今，“灰姑娘”已经旋舞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行，惊艳全球科幻界。


我一直自称“业余写作者”，是因为我的本职是《科幻世界》编辑。我认为，当一个好编辑，自己也要常练笔，至少懂得些写作规律，能为作者出一些好点子。


回顾60年来的写作，我的教训是精力太过分散。由此想到我熟悉的阿来、刘慈欣两位作家。他们“老僧入定”般“沉入山中”修炼多年，那文字的沉稳、大气，情节安排的从容、睿智，哪有一点匆匆赶路的痕迹？真令人佩服。


翻看1987年出版的《孤独的跟踪人》一书，后记中我写过一段话：“写作，必须集中精力于一点。繁华的路上没有灵芝草。”读此，真令自己汗颜。好在，我能吃能睡，心态挺好，年轻人称我“老顽童”。


2023年3月27日，我这老顽童不顾劝阻，在几个年轻人陪伴下，冒着风雪，登上了海拔3666米的牛背山。山顶平台上，耸立着一座中国科幻银河奖永久装置。那是中国三代科幻作家心血的结晶。我非去看看不可。


郭小川的诗写道：“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衰老，老态龙钟/但愿我的心，还像入伍时候那样年轻。”我会依旧走在写作的路上，寻找文学世界的“灵芝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