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关于乡土文学创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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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仁山：关于乡土文学创作的思考


来源：《小说评论》　　关仁山　　


一


第一个问题：如何认知新时代乡土社会？


我一直坚守乡土题材创作，从短篇小说《苦雪》到中篇小说《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到长篇小说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和《日头》，到抒写新时代的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和列入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从时间上来说，我们这一代作家是伴随改革开放走过来的，中国农村的每一时期变革，我都热情地关注。作家如何与人民走到一起？怎样认知新时代乡土社会？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新时代告别旧时代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如何来界定新时代，认知新时代，如何在作品中深刻而广阔地再现当前真实的社会生活风貌，这是作家应该认真考量的问题。


关注乡村现实的创作，需要作家的胆识和勇气。现实生活不好表现，作家在当下生活面前碰上了很大的困难，首要问题是怎样摆好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怎样将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政治在生活中已经起到了作用，说没有作用是虚无主义。文学终究属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范畴，政治总是历史地沉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很难绝对逃离。


审美距离是创作的难题，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如何让作品反映生活本质，在具体操作上是一件有难度的事。作家的创作若离生活太近，等于没有拉开距离，现实原则与审美原则难以达成一致，会导致作家陷入焦虑。离生活越近，越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不安全性，作家的创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但是，广大农村发生的一切、我们农民的日常生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国事”。作家们不能用以前的眼光看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农耕文化气息、现代城镇气息、工业气息、科技信息杂糅融合，当下的农民艰难地行进在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轨的路上。现实是文学的土壤，文化是文学的精神。如何书写出当今的文化与文学气息？如何把握今天的农村生活？作家的创作如果游离于社会潮流之外，活力和价值就会减少。


我感觉，作家的创作仅仅依赖想象力非常不足，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面前，想象力永远渺小。人民的劳动生活平凡又伟大，不容忽视，他们组成了我们当下的广阔社会。一种方式是走进民众，体验生活，这是锻炼作家对于题材的敏感性的重要途径。有了对农村生活深切、真切的体验，才能获得生命的体验，产生独特的思考，在这基础之上，作家才能开始虚构故事情节，把生活中的普通故事、普通人物，编织成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和典型人物形象，将平凡的日常生活演绎出惊心动魄。我欣赏路遥的一句话：对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每当我创作一部新的作品，心中忐忑不安，凭我的艺术素养能交一张合格的答卷吗？


乡土文学受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与其紧密关联，同时见证着时代与社会的沧桑巨变，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传统。时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在呼唤求新求变的新时代，我们需要打破传统乡土文学的书写范式，以独有的眼光发现新的生命哲思，发现一条属于新时代的乡土文学艺术创新之路。


文学需要反映现实生活。文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深入生活的具体过程中，我看到了生活里的困境、苦难，但同时也看到了拼搏与希望。我采访到的人物是不是真实的？我遇到的生活是不是真实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使我满心焦虑。


我在人物设置上遇到了难题。是选择白洋淀的普通老百姓成为我作品的主角，还是让党和政府的干部走到前台？如何才能避免走入官场小说的套路，如何才能不失去时代大势，不丢掉波澜壮阔的生活现场？我带着困惑走进白洋淀人民群众中间，在与他们长时间的相处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白洋淀乡村面临着的挑战和转型。


由此，我有了思考，我们不能以摧毁乡村与掏空乡愁为代价来发展城市，把乡村搁置在一旁不顾。城乡统筹发展大背景之下，我们需要生态农业的发展方针，需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而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在白洋淀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白洋淀在变化，白洋淀的生活细节是耐人寻味的，白洋淀的发展理念不是虚无缥缈的，没有独立于现实之外。


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河流在入淀口激起了美丽的浪花，我们需要从源头汲取营养，并观察浪花的态势，观察细节，感悟态势，初取参悟，洞彻审视。文学与时代、与人民走到一起，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有蓬勃的生命力。作家们要直面现实，直面灵魂，将宏阔、沸腾的新时代建设场景和富有烟火气息的百姓生活上升为成熟的艺术想象，在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中实现艺术创新，完成自身的主体性建构。


全景式反应当代生活，概括生活，要求作家们必须深入生活现场，纵横交织地全面体验生活。存着对生活的敬畏之心，怀着对人民无限的爱，与人民共甘苦，以全面客观的眼光，来感受生活。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提炼与概括，要把对生活的感知落实为艺术的形象，作家要提高认知能力和把握能力。就白洋淀而言，一些过去的事物在今天有了全新的面貌，所以，即使是一枝一叶，也要特别关切。同时，个人记忆相对于庞大的社会变革处于一种隐秘状态，书写新时代，需要透过人物的个体记忆，体察并表现现实的广度与历史的深度，使个体叙事走向总体视野的历史长河。人民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的生活是不断发展的，富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看到并表现出这种前进中的、人的灵魂蜕变中的惊心动魄，弘扬正面价值，对假恶丑提出批判，形成超越时代的精神启迪，建设新的价值体系。


二


第二个问题：乡土文学的诗情画意之美。


乡土文学的风情画、风俗画以及诗情画意之美，是乡土文学的重要特征。


城市飞速发展，汽车和水泥渐渐失去生气和情义。乡村在绿水青山的理念之下，生态越来越好。现代小说忙于讲故事，刻画心灵，往往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即乡土的风景风情：土地的味道、山野的颜色、鸟的鸣叫、河流的声响等等。如今小说不大注意景物描写了，乡土作家应该考虑乡土文学阅读审美习惯，加强风情、景色描绘。


农民群体似乎始终与苦难、贫穷、坎坷相伴随，但是，贫穷和苦难没有让农民绝望，劳动使农民具备了土地一样宽容博大的胸怀，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这是农民内心的勇敢和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之一就是大自然。我的一部早期小说《苦雪》，关注渤海湾风情，描绘了大冰海的茫茫雪野，文本中的自然景观凄美壮丽，摆脱了一般意义上原始生命状态与现代文明的摩擦，追究自然界里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所在。


民俗风情在我的创作中占有显耀的位置。作为民族文化现象的民风习俗，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外不少杰作因为描绘民俗而著称。巴尔扎克自称是一个“风俗史家”，却创造了卷帙浩繁的传世名作《人间喜剧》。我的民俗系列小说“雪莲湾风情录”，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描绘的不是小街小巷、小村小镇的风情习俗，而是以浩瀚美丽的大海为依托，这就使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平添了几分壮丽、几分色彩。我将北方海滨渔村的悠远习俗，放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潮水中激荡，从它们之间有隐有显的冲突中，寻找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价值观。


譬如，《醉鼓》写的就是雪莲湾人十分隆重的节日醉鼓节，老人企望这一年醉鼓节重振鼓王世家的雄威。可惜，吸引观众注意的并不是他高质量、高品位的大鼓之声，而是贴在鼓皮上的“富贵牌松花蛋”的广告。老人认为这是对他心灵神圣感的亵渎。使老人尤为难堪的是，他珍视如圣物的鼓被儿子出租给松花蛋老板当作“赌桌”，老人觉得丢尽了“鼓王”的尊严。对于无孔不入的金钱交易，老人虽感忧愁，恐惧，还是敲响祖传的圣鼓。那鼓声是响给自己听的，给家族听的，也是给世人听的，以唤醒被金钱玷污的良知。


小说《船祭》写了一个辈辈造船的“船王世家”，也写了雪莲湾的“祭祖”民俗，白茬木船在黑泥滩中是那么亮眼，企望以淳朴美好的乡情习俗，弘扬传统道德，净化物欲横流、伤风败俗的世风。


《九月还乡》里，对土地和棉花的描写，我至今难忘。


在创作《白洋淀上》的时候，美丽的白洋淀风光给我无限的创作灵感。如何将白洋淀人民火热沸腾的生活转化为文学的意象，成为我的关注重点。要真正写好白洋淀，必须熟悉白洋淀的历史。没有历史的纵深感，写不好今天乡村的意义，更把握不好未来。在王家寨和雄安三县深入采访期间，我读了三县的县志，努力查阅各种历史资料。以历史关照现实，用情、用心、用力讲述中国故事。写人，写人的命运，写新时代错综复杂的人的关系。生活是新鲜而丰富的，一切都要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破解。


水村王家寨人能说会唱，大清河、萍河等九条河从这里入淀，留下了许多故事与传说。我听到了九朵荷花祥云的美丽传说，生活中的各种人物也走进了我的视野，终于有了小说的第一句话：“为了等一朵祥云，王决心错过了最佳婚期。”于是，我决定以整体视角，以白洋淀的风情意趣，以水村王家寨的生活，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站在大地上，来看雄安新城的诞生和成长，来看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农民永远离不开土地，拥有土地的人是最富有的人。作为作家，要看到土地的富饶，也要感受到乡村的苦难，谛听乡村变迁的脚步，看到土地上蓬勃的生机。要让土地激活想象，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哲学思维和美学思维关照生活。现实精神如同火矩一样在土地上燃烧，照见坚韧的民族心性，触摸着乡村的精神内核。我想带着乡愁，寻找美丽的家园，唱一曲乡村牧歌。


三


第三个问题：塑造新时代的新人形象。


一部作品的关键还是要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最早、最著名的农民形象，是鲁迅笔下的阿Q。阿Q好大喜功、好吃懒做、好自欺欺人、好搞精神胜利法……阿Q的身上，什么下水货都有。由于太具特点，太典型，阿Q超越了“农民”的属性，升腾成为国民劣根性的代名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Q又算不上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而是一个国民。


我想起茅盾小说《春蚕》里的农民老通宝。老通宝老实巴交，辛辛苦苦忙了一冬，以为有了一个好收成，可以歇口气了，没想到，丰收了日子还是过不好。老通宝的问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知道要“去反抗压迫阶级”。最后，一言以蔽之：“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


另有一类不太为传统文学正史提起的“农民形象”，如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里的翠翠，不是正统的受压迫的农民形象，而是乡野间不羁的精灵。


后来，我们印象深刻的农民形象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农民小二黑、小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进步农民张裕民、程仁，周立波《暴风骤雨》里的革命群众赵玉林、郭全海，《山乡巨变》里的优秀青年邓秀梅、刘雨生，赵树理《三里湾》里的金童玉女王玉生、王玉梅，柳青《创业史》里的梁生宝、梁三老汉，梁斌《红旗谱》里的革命前辈朱老忠，浩然笔下的萧长春、弯弯儿绕，《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老汉，《陈奂生上城》里的陈奂生，《人生》中的高加林，等等。


我的创作目标就是要着力塑造具有燕赵风骨，受人民群众欢迎，真实、丰满、有深度、有情趣、有魅力的崭新人物形象。我们看重形象的真实和丰满。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更是一部作品的本源和神髓。塑造新形象，是乡土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作家写活乡土的一群人物，不是机械地描写，而是去感受，形象地创造，是一种感觉的塑形。我创作的“农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的大量篇幅，都贯穿了我关于农村未来发展前景的思考（鲍真、曹双羊等农村新人的实践）、乡村政治多元势力之间的戏剧性冲突（荣汉俊、权桑麻等权力者与新人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农村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与实践（金沐灶的形象），这些都是“三部曲”的重头戏。到了《日头》，我塑造农民典型形象的兴趣更浓了。有专家说，小说塑造了权桑麻和金沐灶这两个典型形象。


《日头》中权桑麻这个人物更立体了。他是个民间枭雄，很复杂。


权桑麻的形象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农村基层的真实写照。这一人物形象的确立是作者直面农村社会现实中最要害问题的敏锐书写，也是探讨农民问题的作品中最大胆和最直接的“现实主义”。农民的问题决不是单一的问题。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权桑麻这种投机钻营且胆量大的“积年老狐狸”反而能够获得更为广阔的权利空间，成为地方社会的实际掌控者，意味着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不仅仅是道路宽敞、拥有钞票、住上高楼的外在形式的变革，而是应该尊重普通民众对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的自由选择，是让农民活得有希望、有尊严、有精神追求的内在信仰的获得。


小说中权桑麻建立的农民帝国是一个集专制、严密、混乱、愚昧、迷信、短视、功利、破坏于一体的封闭体系，而他所构建的资本、权力、“土豪”三位一体的利益格局则是中国社会利益链条的象征。只要这样的人还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果就会变味，老百姓就不会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果实。面对这样的体系与如此强大的利益格局，中国农村现代化若想取得成功，必然要解决制度的、人的以及文化上的种种问题……[1]


金沐灶是与权桑麻相对立而塑造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民间思想文化的探索者。金沐灶的形象比权桑麻的形象要更理想化一些。文革时期，金沐灶的父亲为了护一口大钟，一口血喷在钟上。钟上有金刚经，金沐灶蘸着父亲的血把金刚经拓下来。这件事一下子改变了金沐灶的人生走向。带着悲悯情怀，带着精神探索，金沐灶苦苦追寻，思考如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虽然他是个失败者，但是，他的追问和求索极有价值。金沐灶这一人物形象的新意，更清晰地表现在思想境界的开阔与高远上。


最初我设计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但后来觉得金沐灶这一人物形象应该超越复仇，他应该突破既往的故事格局，使小说成为讲述农村维权者、探索者的奋斗传奇。文化的力量不在于战胜对方，而在于实现和解。中国农民思想精神的进步与解放，就是要扬弃这种冤冤相报的斗争，争取在新的时代达成一种和解，才能真正触及传统道德文化的真义。


随着小说情节的步步推进，金沐灶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与进步，从一个维权者转变成一个具有当代意识的农村政治家，从而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地上。但是，他不是我们时代的梁生宝，我还要塑造今天的梁生宝这样的新人。《日头》同时把重心往文化中的儒释道上靠拢，特别是道家文化，影响了一些抒情的东西、美的东西铺展。


抒写新时代的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延续了金沐灶的探索。我找到了范小枪这样一个新农民原型。《金谷银山》的任务是乡村的重建。当下，乡土文明被城市文明殖民，被打得鸡零狗碎，我们需要新的农民英雄。《金谷银山》中的农民在无意识中完成新乡村道德的重建、文化的重建以及经济的重建，既没有照搬今天别的地域的文化，也没有完全重复历史文化，它是农民自己探索出来的、正在火热建设中的文化。


我常常在想，在文学作品中，怎样才是塑造新人？有什么具体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呢？新时代的人和事不是一夜变了天，人的品德和观念是有历史传承的。新人的一只脚可能踏在旧时光的门槛里。塑造新人的时候，用什么样的细节，有什么样的状态，非常重要。新事物不能代表优劣高低，不能评判世道人心。


新时代是在历史传承之上走过来的，这就让我们重新回到生活中真善美的话题。作家应该有一种信念，只有真的，才是美的、善的。作品中的故事如果与现实割裂，对塑造时代新人毫无益处。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在文学创作中，若离开了重大社会问题，不仅人物的思想不新，也会削弱文学的内在力量。在创作《白洋淀上》的过程中，在考察白洋淀新区的时候，我不断地觉察到现代的创新功能在白洋淀新区萌芽。新的生活确实充满着独特性、特殊性，需要作家们沉下心来，认真研究把握，发现新时代人们面临的精神困境，开掘他们面对生活奋斗的勇气。


在创作过程中，如何表现人们遇到的精神困境，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新人的生活状态以及精神状态是新的，如果处置不当，容易滑入猎奇的陷阱。考察新事物的时候，要更多分析“国之大者”中大与小的平衡，考量心灵、道德及文化的深层，在深的层面书写新生活中的人的命运起伏，为特殊找到普遍性。


我有个提法，就是寻找新时代的“梁生宝”。之前，我们有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等。这些作品以美做底色，成为永久的经典，给予今天的文学创新丰厚的艺术营养。新时代以来，扶贫工作、乡村振兴战略和波澜壮阔的新生活，为我们塑造时代新人提供了丰厚的来自生活的源泉。文学迎来了好的机遇，关键是作家如何把握这种机遇。作品如何向现实的广度、人性的深度开掘，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农民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的幸与不幸都与土地和粮食有关。从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是乡村变化的见证者、参与者。今天的乡村振兴，正在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也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模样。作家需要把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故事记录下来，对作家来说，这也是光荣的使命。


具体创作中，如何理解认知新时代并处理好新的素材？在我看来，作家获取素材以后，需要进行深度挖掘和提炼。作家应该始终保持一颗天真并且对生活充满好奇的心。作家的心灵要不停地感受这个世界的复杂与轻微的叹息，感受人们脸上表情的微变以及声音的清澈。如孩童一般，看这个世界永远是新的，就像透过水光看白洋淀上深处的荷花。


小至白洋淀，大至中国，都发生了沧桑巨变，刷新了数千年来乡村农耕文明的固有形象。时代在变，文学也要变。如何突破传统乡村的书写？我认为，要贴着人物写，崭新的人物形象才会活生生地立住。


写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人，需要下一番苦的功夫。乡村扶贫、乡村振兴的起步，使乡村生活变得神奇、惊喜。作家要避免浮光掠影，而是把山乡巨变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认知，观察新人的典型细节，再去塑造，新人才会脱颖而出。人在劳动中新生，也在金钱面前变异，人心的复杂性可见一斑。现实生活中蛰伏着各种问题，需要人物去解决。但不能否认，这一切只能在自己认知范围和文学能力范围内去努力。


白洋淀没有大海的喧哗与骚动，但也有风浪，也有激流险滩，在这个新城市的崛起变化中，灵魂的蜕变是合情合理的。白洋淀需要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人物的情感深度与复杂性代表着作品的深度与表现力。人物必须要有真实的七情六欲，在让人信服的真实的细节之上，调动作家所能施展的艺术手段，再把人物的精神推到信仰的高度。这是我们新时代作家面临的重要课题。《白洋淀上》这部作品里，我在塑造王决心、乔麦、赵国栋和王永泰等人物形象时，就带有这方面的考量。


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国栋，从体制内一步跨进了新时代，有些不适应。想要将他塑造成典型人物，就需要找到真实的细节，不仅要表现出他在做什么，而且要表现出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赵国栋开始不适应，在艰难地进行着调整。在他背着处分、坚持原则、奋勇前行的时候，他的内心实际上有着巨大的冲突。面对小舅子杨义伟的挑战，他站稳了脚跟；发现有的干部是两面人的时候，他主动出击。赵国栋既坚持着原则，内心又产生着困惑与痛苦。赵国栋于是成为一个个性鲜明的人，有着当下一些干部形象的共性。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


人物的塑造不仅要服务于作品的内容、思想，更要坚决地反对概念化、公式化，努力让人物丰满鲜活起来。人物性格的塑造，需要千姿百态的、具体的、生动的、富有说服力的、发人深省的细节。这考验着作家对生活的理解能力与把握能力，也考验着作家的写作能力。好的细节需要作家去发现，可遇不可求，而作家如何寥寥几笔把人物跃然纸上，让新人稳稳地站立在那里，让读者信服，成为一个典型形象，需要作家去不断探索。


乔麦在千年秀林与腰里硬的斗争，在流转土地中与各种势力的较量，在粮站为农民卖粮的义举，乔麦的人物形象通过她的行为，融合之后得到升华，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农人形象的诞生，乔麦由虚幻的人物变成了鲜活的人。在矛盾之中去塑造人物，深刻揭示社会问题，人物形象才会立体生动。


乔麦恋人王决心的形象也是这样在巨大的矛盾漩涡中一点点丰满起来的。我努力从生活出发，从细节入手，来展示王决心的内心世界。王决心从打鱼人成长为有信仰的央企工匠，是一步一步锻炼蜕变出来的。家里困难的时候，他曾经给打来的鱼肚里偷偷注水，只为多卖钱，这也是后来腰里硬攻击他的把柄。引黄河水入白洋淀，他第一个报名出义务工。吴技术员的牺牲，使他受到了洗礼。这些生活中的真实细节不能编造，更不能简单罗列相加。他有与生俱来的勇敢与忠义，但也有不少缺点，前进的道路上有过彷徨和迷茫，这就为人物塑造增加了真实性。


《白洋淀上》往现代农业跨了一步，生活中的乔麦们的奋斗鼓舞着我往前走了一步。生活的原型需要艺术加工、想象、再创造。我努力地研究着白洋淀人的生活细处，观察他们的神态、说话的腔调、口头禅，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试图通过文学的细节，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人的典型形象。


王家寨的打鱼人王永泰老汉，老婆在水灾中早逝，自己带着两个儿子生活，艰苦异常，还收养了雁翎队队员水上飞老人的孙子。他打了一辈子鱼，从未吃过鱼肉，把鱼让给年迈的母亲和儿子们吃，自己吃了一辈子鱼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打鱼人老顺子家里贫困揭不开锅的时候，王永泰把自家仅剩的粮食慷慨相送。新区成立，白洋淀不再让打鱼，刚开始的时候，王永泰是困惑的，且提出质疑，甚至有些气愤。但看着白洋淀的水质变好了，看着儿子王决心在千年秀林和地下管廊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价值，王永泰老汉的思想开始转变。后来，王永泰在水灾中因护堤牺牲，王决心带着老人的骨灰，划船游了一遍白洋淀，将骨灰洒进大淀，留下了不朽的精魂。


王家的奶奶铃铛是鱼丸子的传人，身上闪耀着传统道德的光彩。银锭鱼丸在康熙年间得以赐名，流传了几代人。王决心却不喜欢做鱼丸，只爱打鱼，在黄河入淀工程中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和觉醒。奶奶叮嘱他寻找王家英雄王学武的遗体，他在千年秀林工地发现了尸骨，经法医鉴定，确是王学武的遗骨。王学武抗日时被日本人杀害，人头被挂在县城城楼。几十年过去，遗骨终于完整。王决心被先人的英雄气概震撼，精神得到了升华，在新区建设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结 语


在一片荒地上，一座美丽的新城拔地而起，这是新时代的壮举。六年来，白洋淀的干部群众以及来自全国的建设者，面对困难，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行不避险，艰苦创业。我为他们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感动。白洋淀也成为城乡统筹的建设典范，科技赋能的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在这里崛起。王家寨、北羊村的老百姓参加新区建设，投入现代农业发展的洪流，搬进了新居，收获了从未有过的获得感。这些时代新人在新区建设中释放了一种新的能量，打开了内心深处的隐秘症结，实现了生命状态和思想感情的巨大转化，在奋斗中完成文化的重建和人的灵魂的新生。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至今，作家很难再靠某种单一的文学取向，必须既向内也向外”。我们应该下功夫去研究的是，如何提高作家的心灵质量，如何对艺术世界有独到发现，对人性世界有崭新认知，如何获得写作的创见。这是我们面临的写作难度。作家需要“在直面自己的内心的同时，以宽阔、深入的眼光容纳时代生活的复杂经验”，重新面对文学的基本问题，“进行艰苦的自我塑造，真正获得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艺术能力”。[2]






注释：


[1]景俊美：《论关仁山长篇小说〈日头〉》，《小说评论》2015年第4期。


[2]《回到文学本身——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