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要有实事求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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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要有实事求是精神


来源：文艺报　　卓 今　　


文学如何为现实服务，作家如何深刻把握文学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写作者和研究者。这容易让人联想起文学与求是精神的关系。在湖南的岳麓书院，有一幅“实事求是”的匾额高悬于书院正殿，历代书院传承者坚定其德性，明习于时务，着力培养学生“传道济民”，一批批从书院走出来的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人才，将“通晓时务物理”和诂经考史的务实之风紧密结合。现代化转型时期又将“有用之学”的办学理念顺利地过渡到自然科学。因此，岳麓书院也是众多书院里为数不多的“活的”书院，至今仍然是教学和研究的重要机构。书院历代学人承袭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主张体用兼备的有体有用之学。岳麓书院是文化传承发展中“实事求是”的典型范例之一。文学与“实事求是”有什么关系？如何理解文学中的实事求是？写实与想象这一对范畴放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是矛盾体，但在文学中，如何将它们统一起来，形成文学的内在张力？


无论是虚还是实，都存在本质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实事求是”的原意是根据实证求索真知，人们普遍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夸大不缩小”，这个理解是矮化了它的意思。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实事求是”一词下了一个定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定义挖掘出了这个词的真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元素。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文学提高人的感性认知、审美自觉，是以实事求是为底层逻辑的。好的文学一定是与社会现实、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好的作家也一定是了解人性和社会基本情况的，所不同的是用什么样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文学有各种体裁和表现形式，无论是虚构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想象文学还是写实文学，都是对人的情感、认知的基本规律的探索和表达。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文学研究，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完全脱离现实，不能缺乏“有用”的考虑、不做求是的探索。


以审美姿态进入现实人生需要求是精神


文学所反映的“现实”，是物质现实与精神现实结合起来的“综合现实”。社会现实与理想世界共同构成文学所要反映的世界。从创作来看，想象性的文学作品往往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它有着深刻的生活逻辑和人类形态。作家洞悉到人性的秘密后，通过想象、虚构，用非现实手段表达真实的想法。从研究来看，存在那种远离文艺现实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从历史文献中、从看似无用的故纸堆里挖掘学术命题，但也往往间接地凸显出一定的当代价值。


文学通过虚构、想象照见现实，它是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求是”。想象是一种干预现实的方法。例如，“嫦娥奔月”的故事用极具想象力的手法表达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神魔幻想小说、科幻小说都表明了人类的想象性投射，与现实形成对应的一个虚构世界。对人性深层的探索难度更大，那些天赋异禀的作家创作出的文学经典，正表明人的求知欲、好奇心是人性最深的结构性存在。《红楼梦》是世界级的文学珍宝，它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人们可以从《红楼梦》中获得多重价值。曹雪芹通过宝黛爱情故事确立人的价值，召唤人的自由意志。作品中的诗词歌赋、音乐美学、建筑园林等，都包含博大精深的学问。任何一种对《红楼梦》细节性的阐释和研究，都有它的现实意义。


从历史实践中反思当代现实，挖掘传统文化服务于现实需要，激活旧有的文明成果，使人类精神文明更好地发展，这也是服务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如何“立足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也是摆在文学工作者面前的课题。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著作，但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都只有零星的刊印和研究，自民国初年才发展成为影响甚巨的“龙学”，作品的理论价值被充分挖掘出来，以本土经验服务于文艺现实，实现了文艺理论研究上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的有效结合。文学研究有时候是埋首于故纸堆的事业，但这并非是躲进象牙塔、逃避现实，它可以跟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文学艺术还有审美价值，起到熏陶性情的作用。审美活动可以促使人成为一个健全饱满的人，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实用的。以审美的姿态进入现实人生，也需要求是精神。


文学的革故鼎新需要求是精神


文学的每一次革故鼎新都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结果。每一代文学的创新，都是与重大而艰难的现实问题紧密相联。文学的突破与重建，都是从文艺现实和社会现实问题出发，首先有问题意识，进而解决问题。文艺思潮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文思潮在某种意义上是引领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明灯，但人文发展与经济发展有时候并不是同步的，它们可能各行其道。马克思曾以希腊为例谈到“两种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理论。他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因而也不是同物质基础的发展成正比例的。”


那种超越物质的精神性的艺术也可以成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并具有“永久的魅力”。有些类型的艺术并没有严格的照相式的“写实”，它们一样具有永久的、超历史的价值。这类艺术是一种精神上的、心灵上的“写实”。创作者要有非凡的才智和极大的勇气面对人类的精神困境。那么，纯粹写实的文学要表达现实问题，也一样需要敏锐的感受力和观察力。作为创作或批评主体的作家、批评家需要对抗历史虚无主义、教条主义，不能迷信于权威。上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就是一次一次地对现实做出回应、进行表现。作家们并没有停留在原地，而是一次一次地做出调整，找到新的突破口，以文学的方式激发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那么，眼下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同样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新尝试。


文学史中曾经出现的有价值的创新性写作，大都是遵从人类发展的精神需要和心灵需要。没有哪一次真正的创新是无病呻吟的创新。一些人误把无病呻吟的或带有老套“文艺腔”的文学当作高级文学，或者把那种既远离社会现实、又远离心灵现实的文学看成高级文学，这实际上是为自己写不出精品力作找借口，以此作为回避精神难题和社会难题的挡箭牌。真正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非虚构文学，还有从精神上深刻反映现实核心命题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类作品，都可以拥有恒久的魅力。社会和读者的确需要真切地反映当代发展状况的文学作品，但前提是它必须是经得起各方面考验的精品力作。无论是幻想性文学，还是写实的文学，都需要有深刻反映现实问题（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的能力和勇气。


在文学创作中践行求是精神


求是与创新相辅相成，求是促进创新，创新为了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文学的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旧的范式的改造，都是适应新的文艺现实、解决新的社会难题而进行的规律性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面临着许多观念和方法上的挑战，需要文学工作者在旧的基础上进行突破与创新。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具有与新的现代化气质相匹配的文学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日益繁荣的都市文学、科幻文学、新农村题材文学、网络文学、现代新诗等等，都是反映新时代人民的情感和思想状态的重要载体。文学的“经世致用”，体现精神文明的“事功”，就是一种求是精神。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清之际思想家提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为人为文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是为经世致用。文学工作者也需要从格物中致知，通过调查研究后发现问题的本质，表达人类的精神难题。现代化的格物对象既有本土的，也有世界的，吸收古代、国外的经验和知识，用于自身的文化建设。


文学创作领域的自由意志，不在于写作的主题和对象，不在于写作态度是批判还是肯定，而是取决于写作者对人类精神发展的洞察能力以及思索能力。周立波、柳青等作家的写作聚焦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当下的一些主题性写作写得并不是太好，这并非主题的限制，而是大多数作品写作时间短，作家写作功力浅、用力不够、用情不深造成的。


在一段时间里，有人将“文以载道”与“诗言志”对立起来，甚至简单以“载道”与“言志”来评判一个作家，作家也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实际上，二者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一些表现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载道），也表达了最真实的人心（言志）。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主体性”“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形式论”“审美超越论”等理论的提出就是“道”与“志”的综合反映。好的文学无法用“载道”和“言志”简单粗暴地进行区分，好的作品往往是“道”与“志”的辩证统一。因此，无论是载道还是言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写作发生学，个人想象式的文学也会表现出人类共同情感、反映社会发展本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文学工作者站在更高的文明起点上看待这个问题。人们常说“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文学工作者的基本态度影响着文艺发展的高度。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