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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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
——新闻学家戈公振的治学之道


来源：学习时报　　邓绍根 强若琳　　


戈公振（1890—1935年）：名绍发，字春霆，江苏东台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新闻学家、中国新闻史学开拓者。著有《中国报学史》《新闻学》等。戈公振一生奉献新闻事业，曾先后在《东台日报》《时报》《申报》工作，任校对、助理编辑、编辑、总编辑等职；在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教授新闻课程。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评价其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


苦学为乐，不慕近功


任职《时报》期间，戈公振回故里探亲，送给侄儿戈宝权一盒积木，盒盖内用工整的小楷写着：“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这不仅是戈公振对侄儿的勉励，也是其一生坚守的治学信条。


戈公振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敏好学，对读过的书，皆能做到默诵。从6岁起，先后就读于家塾、学塾和多所学校，成绩始终名列前茅。23岁时，碍于经济情况，他将读书机会让给哥哥，只身前往上海闯荡，经引荐进入有正书局图画部做学徒，开启“自学”之路。在书局工作期间，他白天上班，夜间读书，不曾一刻放弃过学习。进入《时报》工作后，他亦常到青年会补习英文。其同事朱应鹏回忆说：“在他的抽斗中，时常可以看见面包和糖果之类，以为他爱吃这些东西，实则他竟是用以代饭的。他自恨对于外国文字的不足，在工作之余，每天必须补习英文几小时，他这种精勤刻励的精神，真正可以佩服的。”之后，戈公振赴欧美、日本、苏联等地参观访问各国新闻业时，又自学了法语、德语、日语、俄语等，都能达到可交流的程度。


戈公振勤恳刻苦不仅在求学，更贯穿于治学。为了写作《中国报学史》，他不仅常驻于徐家汇的图书馆和藏书楼查阅文献，还广泛求教于蒋光慈等专家学者，并力图“访求旧报”以考证细节。据其侄戈宝权回忆：“我记得在他的书房（同时也是他的卧室）里，有四个高大的书架，全放满了有关新闻学的书籍和收藏着各种稀有的报刊与剪报。”他治学“求真”，在《中国报学史》出版后仍继续从事修订工作。无论何时何地，皆随身携带一本“用深蓝色的丝绸装订成”的书稿，即时勘误、补充新材料。如访英期间，他看到“曩日遍访而未得之定期出版物多种”后，即写《英京读书记》以作为“外报”部分的补正。戈公振在《申报》资料部工作期间，文卷繁杂且不受重视，他却自得其乐，“有功无功在人，肯劳不肯劳在我，只要我肯劳，就不管有功无功了”。话语间尽显其苦学为乐、不慕近功之精神。


长于思考，敢于拓荒


自1916年正式踏足新闻业，戈公振驻足其间二十载，不仅作为一名全能型新闻工作者，更是一位优秀学者。


一方面，戈公振开创性将欧美“新闻学”译作“报学”，并确立了“报学史”研究是一门学问。其所著《中国报学史》全面而系统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被誉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另一方面，锚定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式。对于何为报学史，戈公振提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明确了报学史的研究路径、研究对象与考察范围。


戈公振还将治史传统与新闻学相结合，“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考证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后世研究者打下基础。成书后的《中国报学史》，附载图片达150余幅，既有“殷之刻骨”“周之刻金”，也有《宫门钞》《京报》等材料。戈公振还借外文著作广泛了解世界新闻业与新闻学研究，该书《报纸之定义》一节，字数不过万字却参考英文、法文、德文等书目10余种，前瞻性地为“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世界眼光”。


此外，戈公振任职于报社期间，不仅从事采编等业务工作，还在大夏大学、复旦大学讲授报学史课程、组织报学社和讲习班，更专门赴欧美、日本各国实地考察新闻业，力求将学术研究与业务工作、教学相结合，以互相促进。


为报国而治学


戈公振生活的时代，可谓近代中国史上的“多事之秋”，社会动荡与矛盾林立。在这样的时局下，“为报国而治学”无疑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坚定选择。戈公振的治学思想与实践也呈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


在多年新闻实践中，戈公振意识到当时我国新闻界人才短缺、职业意识淡薄，急需开展研究工作以规范新闻业。在其第一本译著《新闻学撮要》中，他就将“治书”与我国新闻界之良性发展相连。他认为新闻学与社会各学问都有关联，记者当把事实与学问、读书与做事结合起来，不可偏废。他在书中写道：“万一多少有贡献于中国新闻界，那就是编者的莫大希望。”


《中国报学史》则进一步揭露了外报侵华活动，谴责了封建军阀对报业的压制政策，赞扬了一批革命进步报刊，鲜明展现出他的爱国主义立场。如对于一些反动的在华外报，他揭露其“为侵略鼓噪”的本质：“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对于日办报纸的罪行，他更是直言：“斯可忍，孰不可忍！附述于此，以当国人棒喝。”他对民国以来报纸革命精神衰退、耽溺商娱的状况深感忧虑，称报纸“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他还将报纸视作“人类维持生命之血”，主张报纸应代表民意；报人则应“对于公众及国家负责任”，讲求国家利益和团体意识高于个人利益。在《中国报学史》的自序中，戈公振更是直言其治书之目的：“念光复之艰难，懔栋析榱崩之惧，操笔前驱，吾报界实责无旁贷。”寥寥数句，其爱国报国之心，可见一斑。


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后，戈公振的思想进一步转变，他不仅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无论是任职中国著作家抗日会、筹备抗日舆论报刊还是赴东北、苏联考察，戈公振始终秉持“只有尽国民一份子责任，从自己奋斗起”的爱国信念。1935年，他应邹韬奋之邀回国筹办《生活日报》，因旅途劳顿和疾病缠身，于该年11月不治身亡。弥留之际，戈公振说道：“在俄国有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回来，但是国事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我是中国人”这五个字也成为戈公振去世前的最终回响。


诚如方汉奇所言：“他只活了45年，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是光辉夺目十分辉煌的。”踏足新闻事业的二十载间，戈公振集名记者、学者于一身，其勤学不辍、严谨求真、一心报国的治学态度也留给后世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