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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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来源：人民政协报　马龙祥　


东晋时期成汉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其成书于公元348—354年之间，因地处华山之阳而名。此书记载了从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今西南以及陕甘鄂部分地区的山川地理、物产资源、经济文化、历史人物与民族关系的丰富内容，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华阳国志》的特点


常璩，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小亭乡（今四川崇州三江镇）人。常姓为蜀中文学大族，族人多习文艺，因而常璩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精六艺、善文辞、通经史。公元304年，李雄在蜀中建立成汉政权后，常氏一族受到招抚，常璩亦入仕成汉为史官。后桓温伐蜀灭亡成汉政权后，常璩降徙建康，进入朝廷专门收藏珍贵图书的秘阁掌管著作之事，又为他从事《华阳国志》撰写提供了方便。常璩入建康后，受到东晋中原士族排挤，郁郁不得志，晚年无心仕途，专心文史。常璩参考其从祖常泰恭所为《梁益篇》《蜀后志》《后贤传》三书，以及陈承祚的《蜀书》《耆旧传》，杜敬修的《蜀后志》，参以祝元灵、陈申伯的《续耆旧》，黄容的《梁州巴纪》，并《南裔志》等著作，孜孜不倦，综揽未备，广为考证，耗时十数年，著成《华阳国志》一书，旨在赞誉巴蜀文化之悠远、人物之风流，驳斥建康权贵和士大夫对蜀人的轻藐。


《华阳国志》全书约11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后贤志》等内容，末卷为序志等内容。在内容及编撰方法上，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中提到，《华阳国志》一至四卷主要记述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但记述稍详；十至十二卷记载三州自西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古籍专家刘琳认为：该书“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但正是因为这种编纂体例，也有学者质疑其并非一部地方志，而是地方史。例如史学家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中说：“从这部书的书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实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支持该观点的还有谭其骧、王定璋等。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确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例如，清代洪亮吉谓汉晋霸史《越绝书》《华阳国志》为方志之始。清代方志家刘光谟称：“方志之书，始于吾蜀。《华阳国志》其鼻祖也。”史学家李泰棻在《方志学》中说：“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梁启超、朱士嘉、傅振伦、张舜徽、杜泽逊等也认为《华阳国志》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专门的研究著作如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刘重来的《华阳国志研究》等也都持此观点。


文化、历史与人物研究


《华阳国志》为研究公元4世纪前西南地区地理沿革、经济文化、民族历史、历史人物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地理方面，《华阳国志》详细叙述郡县沿革、户口多寡、山川道路等。例如，卷一《巴志》对巴东郡鱼复县的历史沿革记载：“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复。有橘官、盐泉。又有泽水神，天旱，鸣鼓于旁即雨也。巴楚相攻，故置江关旧在赤甲城，后移在江南岸，对白帝城故基。”还有卷三《蜀志》犍为郡下的武阳县以及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过程，这些记载多为其他史料所缺略，《华阳国志》正可补其阙。


在经济文化方面，《华阳国志》记载各地的风俗民情、山水物产、祠庙古迹、神话传说、家族大姓等。例如，卷一《巴志》序言中列举巴地的特产包括：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菱，蔓有辛药，园有芳葵、香茗、给客橙、葵”，记载十分详细。《华阳国志》也记载了巴、汉中、蜀、南中各地祠庙古迹，包括：鱼凫祠、杜宇祠、竹王三郎祠、大禹祠、涂后祠、汉武帝祠、铁祖庙祠、天马祠等，反映了当地民众的文化信仰以及对中央王朝的认可和敬畏。此外，《华阳国志》还收录当地歌诗谣谚42首，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西南地区的政风、祭祀和乐舞等。


在民族历史方面，《华阳国志》记载的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史料亦极为丰富，涵盖了30多个民族的族称分布、风物民俗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涉及巴、蜀、氐、羌、叟、賨、邛、濮、笮、冉駹、共、摩沙、鸠僚、身毒、滇、夜郎、哀牢、蟾夷等，在记载少数民族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较大的拓展，其中许多民族或部落为他书所不载，对研究西南民族历史大有裨益。在历史人物方面，《华阳国志》对于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等割据政权的君主大臣事迹也多有著述。例如，李严被废事件与蜀汉后期政治颇为密切，而《三国志》失之太略，《华阳国志》的记载却更为详细。还有，记载诸葛亮平定南中的行军路线、具体过程和战后措施等相关史料也十分珍贵。


尤为可贵的是，常璩将蜀郡、巴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等地区或有才干贤德的妇女写入《华阳国志》。自从孔子提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之后，随着儒学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妇女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常璩却冲破这一思想藩篱，为妇女立传。他认为“烈士贤女，高劭足以振玄风，贞淑可以方菽蘩者，奕世载美”。常璩史无前例地将妇女与士人合并于方志中，开创了地方史志为妇女立传的先河，完善了地方志从内容到结构的编撰体例。他在《华阳国志》中赞颂蜀、巴、广汉、犍为、汉中、梓潼六郡妇女49人，使地方史志的人物传记更加充实完整，为后世研究两汉时期的婚姻史、妇女史以及西南地区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史学理念


《华阳国志》不仅展现出宝贵的史料价值，其史学理念也颇为瞩目。


大一统理念。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乾坤混始，树君立王。天工人代，万邦是望。明不二日。地不重王。苟非其器，穷高必亢。”即反对分裂割据，主张天下统一。常璩不仅在书中宣扬大一统思想，还身体力行地践行这一思想，所以当东晋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便力促成汉君主降晋，以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书中还在血缘脉络上强调巴蜀和中原人民都是炎黄的子孙，在地缘空间上极力阐述巴蜀、南中、汉中与中原地区的历史渊源和密切关系，说明巴蜀人民和中原人民都是统一的中华大家族的成员，是不能分割的统一整体。


以民为本理念。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不仅记录帝王将相的历史，还不惜笔墨地赞扬如彭非、谢姬等庶民百姓的优秀事迹。在书写巴蜀文化时，将许多歌谣俚语收入书中，以展现民众创造的文化，表达了对民众疾苦的关心，并揭示出民众对于历史的创造作用。


人强胜天的哲学理念。常璩作为接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学者，他的哲学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印记。《华阳国志》虽然含有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成分，但他并非完全承袭前人学说，而是凭借深邃的史学功底和强烈的济世情怀，对前人学说加以利用改造，强调人事的作用，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到能超越天、战胜天的高度。


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可见，《华阳国志》作为地方士人独立完成的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及深刻的史学思想全面、准确、详尽地描述了巴蜀大地的历史进程与沧桑巨变，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