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的敦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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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中的敦煌书写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徐兆宝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乃盛大之意。敦煌是在汉代兴起的边塞之郡，承担着汉帝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文明交流重任。它就像咽喉一样，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都必须经过它，然后再通往各地。魏晋南北朝，是印度、月氏等地的佛教与中国的儒家文明相互交流最频繁的时期。西方的僧人纷至沓来，讲经说法，而中国的僧人也摩肩接踵向西求法，于是便有僧人乐僔在敦煌三危山下发愿而始凿佛窟。后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北宋、西夏、元等历朝历代的开凿、重修，在明代孤悬于嘉峪关之西，被历史之风烟掩埋；但于1900年被重新发现，震惊世界，成为整个世界备受瞩目的文化宝藏。敦煌也因为莫高窟而享誉世界。因此敦煌便成为世界艺术家、文化学者以及佛教文化爱好者所热衷造访的胜地，同样也成为中国当代作家、诗人们所书写的对象与主题。


2019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敦煌时强调：“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1）“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是对敦煌文化百年来发展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敦煌文化的未来发展作出了长远指导。文学作为敦煌文化的艺术表达，是最深沉最形象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种方式。如何用文学去书写敦煌，显然也是需要梳理、总结和展望的。


回溯中国当代文学关于敦煌的书写，大致集中在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中，小说创作相对较少，但不同体裁的作品都呈现出其独有的艺术气质。在诗歌创作中，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对敦煌的表达从未间断过。最早是李季、闻捷关于敦煌的诗歌，围绕当时的时代精神，在感慨西北自然风光的同时大力歌颂石油工人和建设者们，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此后是唐祈、唐湜等老诗人在游历河西走廊时的怀古和抒情，在浪漫的笔调中注入了大漠的苍凉和历史的沧桑变故，引发了无限怅惘。与此同时，在西北兴起新边塞诗风，林染、张子选等以敦煌、阿克塞等为题材的诗歌引起广泛关注，成为新边塞诗的代表性诗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叶舟、古马、胡杨等甘肃本土诗人写了大量与敦煌有关的诗歌，他们融入自我的感悟体验，富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散文方面，涉及敦煌叙事的散文不乏精品，题材的广泛性和内在性特征都为敦煌主体空间的拓展和思想精神的开拓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季羡林、余秋雨、冯骥才、于坚、徐兆寿等人的散文皆属其列。这些散文既有对敦煌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也有对历史错误的回顾和反思，以及对一代代为拯救敦煌文化奉献青春与热血的知识分子的歌颂和弘扬。还有一些传记性散文，如常书鸿、樊锦诗的自传，各种关于敦煌书写的散文选本以及王家达等作家的传记文学。这些散文都是对敦煌承载东西文明交流的记录与思考，其中既有独特地理景观的描摹，又有对深厚历史文化沧桑巨变的慨叹；既有对数代敦煌人坚守敦煌执着精神的揭示，也有对他们世俗遭遇种种困难以及如何战胜不幸的记录，可谓敦煌人的心灵史。当代文学中涉及敦煌叙事与想象的小说作品较少，但其鲜明的精神特征仍然使其拥有很强的辨识度。近些年来，在甘肃本土作家叶舟、徐兆寿、冯玉雷等人的小说创作中，敦煌逐渐从神秘荒凉、落后闭塞的“景观敦煌”转换成作家笔下塑造的充满血性、饱含历史、汇聚文化的“文化敦煌”，是知识分子的朝圣之所，是中华文明的精神高地，使敦煌作为一种方法而存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也备受各界关注，成为一种新的西部文学书写。


一、“边塞诗学”的当代建构：诗歌中的敦煌精神


众所周知，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唐代兴起的边塞诗可以说是围绕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青海部分地区的广大区域而展开的书写。这种说法在那时肯定不大恰当，当时凉州为此一方位的中心存在，“敦煌”一词则较少出现在边塞诗中，而在敦煌学兴起的一百多年内，在旅游文化建设逐渐围绕敦煌而展开的当代，这种说法便有了当代意义和现实价值。这些边塞诗是西北第一个抒情阶段，代表性诗人有高适、王昌龄、岑参等。此后也虽有诗人们对西北风土人情的诗歌书写，但都是零散的，未能形成风气和流派。第二阶段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西北地区又一次刮起了一股浪漫主义诗风，被诗坛称为新边塞诗。其代表性诗人有周涛、杨牧、章德益、昌耀、林染、李老乡、张子选等。徐兆寿曾著有《丝绸之路上的诗人》一书，对这两个时代的约20位诗人进行了研究分析。实际上，除了这些诗人外，在唐代以来有很多诗人都延续着这种诗风，而当代有不计其数的诗人都曾造访过敦煌、河西走廊、新疆和青海，写下无数诗歌。如果把这些诗歌总体进行命名，可建立一种有着独特美学风格的“边塞诗学”。如果说第一次边塞诗学因为敦煌在当时的不显而未被重视，而80年代以来的新边塞诗以及当下仍然在不断书写的西北诗歌都是以敦煌为中心的新边塞诗书写。这些诗歌大都有浪漫主义美学气质，与古代的边塞诗一脉相承。“‘新边塞诗’继承了传统边塞诗的‘边塞性’，它是‘边塞’之于‘诗’的一种结合。‘边塞’作为定语，揭示和规约了这类诗的题材与美学追求，以及区别于其他诗歌的那种地域化特征。”（2）敦煌作为新边塞诗中独具魅力的地理中心，激发着一批又一批诗人的创作激情。他们在这片充斥着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般绮丽想象的古老大地上，写下无数雄浑壮阔、悲怆深沉的诗句，使敦煌成为现代诗歌史上绕不过去的精神高地。


总体而言，当代诗歌中涉及敦煌想象的作品数量众多，而且艺术与审美并重。由于敦煌文化土壤的滋养，与同时期涉及敦煌想象的小说、散文和传记文学相比，诗歌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在形式创新与文学表现方面都有所突破，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新边塞诗人便成为敦煌诗歌创作的主体，这其中的代表诗人就有李季、闻捷、昌耀、海子、林染、张子选、李老乡、李亚伟、叶舟、古马、胡杨等。他们的诗歌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从西汉设河西四郡的盛世之景，到历代高僧大德艰难跋涉开凿莫高窟，再到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再到近代民族屈辱的劫难，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诗人们极佳的创作题材和精神资源。河西走廊绵延无际的荒漠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为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无限的遐想空间。独特的地域风貌为诗歌中的敦煌预设了西部的象征意义。敦煌可以被联想成为战火纷飞的古战场，最后一片净土的宗教圣地，甚至荒凉孤寂的彼岸理想世界。诗人们体会到了人性内在的孤独，思索形而上的精神价值。


正是这样悠久的传统，使得敦煌诗歌在几千年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如果从诗歌史的视角来观照当代以来敦煌诗歌的发展历程，则有一条清晰的脉络显现在我们面前。20世纪50、60年代，建设大西北的热潮催生出了一批优秀的诗作，如郭小川的《西出阳关》、李季的《阳关大道》等。这些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充溢着浓郁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断变革，诗歌作为时代的号角而率先登场，抒情写意，为时代精神而吹响冲锋号，当代诗歌重新焕发了生机，敦煌诗歌作品在思想和形式上都偏向精神自由的抒发。诗人昌耀更是以富有哲理和个性色彩的诗作，由对存在意识的思考上升为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探寻。《在敦煌名胜地听驼铃寻唐梦》等诗篇都是以敦煌作为想象对象进行创作的，河西走廊广袤沉寂的大漠与敦煌厚重的历史文化成为诗歌中的意向被不断书写。到了20世纪90年代，甘肃本土成长的诗人们逐渐成为敦煌诗歌写作的主力军。他们以敦煌想象为主题的诗歌引起当代诗坛的广泛关注。叶舟创作的《大敦煌》系列组诗、林染的《敦煌的月光》《敦煌飞天歌》等，都是这一时期敦煌诗歌作品中的佳作。这些诗人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敦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将地域特色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构建出具有理想高度的诗歌世界。


作为当代诗歌史上的天才诗人，西部一直是海子想象并向往的地方。他一生中曾两次进入西藏，写下了20多首抒情短诗。第一次去西藏时曾到敦煌游历，写下《敦煌》《七月不远》《怅望祁连（之一）》《怅望祁连（之二）》等。以敦煌为中心，海子写了额济纳旗的胡杨林、青海湖等。《熟了麦子》写兰州一带的麦子：“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在水面上混了三十多年的父亲/回家来/坐着羊皮筏子/回家来了/有人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油灯下/认清是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半尺厚的黄土/熟了麦子”。（3）而在德令哈，海子写下那首著名的《日记》，“……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4）他还在另一篇诗论中认为，敦煌与埃及的金字塔是人类最伟大的诗，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今天我们的研究者没有去阐发的内容。


《河西走廊抒情》是“莽汉”派诗人李亚伟游历河西走廊的一次深情诉说。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西端，凉州是东端。如果从唐诗的传统来讲，“凉州”一词本身就诗意地代表整个河西走廊，甚至南疆地区。这是由汉时凉州的行政区域所决定的，那时凉州管辖今天的甘肃大部分、青海北部、宁夏和内蒙古部分、新疆部分地区，后来逐渐变小，在唐时缩小为武威一带。因为变动不居，所以“凉州”一词也便模糊不清，成为唐代边塞诗中的一个意象，影响着后来江南的诗人们。李亚伟的这首长诗由二十四首组成，全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张力。诗人曾多次游荡在河西走廊的自然风光、历史与现实生活之中，西部的壮阔与豪迈不断燃烧着诗人的内心。在长诗中他写道：“河西走廊那些巨大的家族坐落在往昔中/世界很旧，仍有长工在历史的背面劳动/王家三兄弟，仍活在自己的命里/他家的耙还在月亮上翻晒着祖先的财产……我还没有在历史中看见我/那是因为历史走在了我前面……眺望身后的世界……”（5）诗人仿佛历史的歌者，用那些厚重的言语和宏大的意象，重启在孤寂苍凉的荒漠之中覆没于黄沙之下的河西走廊的历史记忆。可以说，《河西走廊抒情》建构出了河西走廊的诗学形象，诗中反复出现的祁连山、凉州、月亮等意象，建构起诗人再也无法归还的故乡。也正因如此，才让诗人更加强调对根脉和传统的体认，以此来寻求历史与文化记忆的精神归属感。


作为甘肃本土诗人，叶舟的诗歌蕴含着浓厚的西部情结，质朴而浓烈。其中“敦煌想象”始终贯穿于诗人的成长历程，这是因为敦煌不仅是多种人类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载体，也代表着整个西部宗教和生态的存在本质。由此而言，叶舟的创作应该是属于“知识分子写作”，坚持人文主义的立场。但他显然更加注重诗人的个性，他不断将自我放置于西部孤寂的荒原之中，在封闭的语境里寻找真实的自我和诗性信仰。唐晓渡在总结“第三代诗”时说：“一方面世界之所存者皆可入诗：从琐碎的日常景观到神秘的巫术玄思；从现代人的孤独荒诞到初民般的泯然不察；从得自民间的脏话俚语到置身天国的人神感应，从稍纵即逝的原始性欲到永恒追慕的大化宇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是所有这一切都被要求提到诗的文本高度加以对待，经由一个相对自足的语言—符号系统而获得自在的生命。”（6）叶舟的诗恰恰符合这一论述。对叶舟而言，生命的意义是诗歌的永恒主题，在荒漠化的自然意识如潮汐般悄然隐退后，灵魂的历险也正式启航。“月光下深刻的大鸟是一堆石窟。/门开启，雪线上之上的豹子仿佛主人。/九户人家，骑井而出。/辉煌的金身呀，是梦中的一块岛屿。/剩余之下的日子是草原之夜。/一日有的传唱，好像船舱中的一次生育”。（7）生命的圆满形式在依旧苍茫的大漠深处构成了一种隐秘而巨大的力量，诗人的灵魂随着生息的繁衍而隐身于诗歌的虚构之中，在纯粹的个人内在经验里预示着“敦煌”生命的壮丽。叶舟正是用诗歌接近了“敦煌”，以此表达个人化的生存意境和历史视野，在“敦煌”的想象中开始世俗的生活和诗意的翱翔。


此外还有许多诗人对敦煌也展开了书写，这些敦煌诗歌作品题材多样，艺术风格多元。唐湜的《敦煌旅思》《月牙湖》、唐祈的《敦煌组诗》等，对敦煌奇异的自然环境和悠远历史抒发出无限赞叹和仰慕之情。杨炼的《敦煌组诗》是诗人寻找文化根基的文本原型，其中弥漫着强烈的个性色彩和知识分子意识。诗人林染常年生活在西部，他的诗歌深深植根于西部这片广袤苍凉的土地上。在《敦煌的月光》《敦煌飞天歌》《跋涉者和敦煌》等诗歌中，敦煌和莫高窟的艺术意象已经与作者的内在精神产生了多层次的复调，以西部独特的生命体验抒发着诗人自己的诗歌美学。


当代诗歌创作除了众多的敦煌想象，莫高窟中飘逸灵动的飞天可以联想到时间的永恒，敦煌荒漠里高悬的月光可让人联想到无边的沉寂与孤独。敦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诗人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象征与张扬，在一种宁静孤独的环境中，敦煌给予了诗人们内心的困惑和迷茫，同时又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安宁平和，这是一种东方内敛特质的明澈入定。当这些顿悟被倾注到诗歌创作中后，必定会带来一种动荡消解之后的宁静。同时诗人们不断将个体性情感和现代性诗论融入西部博大深奥、豪放旷达的文化之中，使得敦煌诗歌的创作构建起一个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一个全新的属于敦煌的诗歌时代。


述及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当代敦煌的诗歌书写连同新边塞诗共同建构了新“边塞诗学”。新边塞诗是所有诗歌门类中最接近古代边塞诗歌美学传统的诗韵与风骨的新诗流派。在这个意义上讲，以敦煌为中心的诗歌创作对整个百年新诗的书写与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一方面接榫了以边塞诗为主的古代诗歌传统，另一方面又在新边塞诗的创作中拓展了文化地理边界，深化了新诗的美学景观。


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地：散文中的敦煌书写


纵观1949年以来散文中的敦煌书写，几乎可以被称为是一部敦煌的文化史和心灵史。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关于敦煌的散文书写，正是不断记录和传播着这样一种“敦煌声音”。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地，作家们脚踩这片神圣的土地，不断挖掘着它的历史与文明，辉煌与破败，用各自独特的叙事话语从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种视角，为我们呈现出敦煌的文学魅力与历史记忆。也因此散文中的敦煌书写在当代文学中也显示出极高的辨识度。


散文的体裁决定了它的独特性，脱离了小说的虚构反讽与诗歌的象征抒情，转而走向了一条生动翔实、通俗质朴的道路。学者张懿红将广义的当代敦煌题材的散文分为了三类：一是有关敦煌学几代学人的传记、回忆录和记人散文。二是有关敦煌史实、敦煌文化的介绍性、解说性散文。三是狭义的散文，又可分三类：文化散文和文化评论；游记；生态散文。（8）本文试以余秋雨的敦煌系列散文（《莫高窟》《道士塔》《阳关雪》）、冯骥才的文化散文集《人类的敦煌》、于坚的《圣敦煌记》、徐兆寿的文化散文集《西行悟道》等为对象，解读其中包含的敦煌想象和书写。这几篇文学作品既涵盖了大量文化知识信息和历史事实，又记录了作者艰辛险阻的寻梦之路，同时也具有极强的文化普及性和叙事共时性，体现了丰富的西部情结和强烈的终极关怀。生活的极限、历史的辉煌、现代的拯救，是这些报告文学和散文文本创作的思维根基。


1992年，余秋雨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一时间文化散文成为文学的热潮。但随后，他关于敦煌莫高窟的看法成为了学界争吵不休的一个话题。在《道士塔》一文中，他用狂风暴雨般的文字击打着一个叫王圆箓的道人，将其打入地狱。他把这个矮小的道士定为敦煌文化的罪人，因为他，敦煌莫高窟大批珍贵的文物至今“流亡”海外，很多文物、壁画被损毁。在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博物馆里，藏着很多比我们看到的敦煌壁画和文物要精美得多的文物，内心的愤怒也是不言而喻。因为余秋雨的影响，《文化苦旅》被大众所喜爱，所以他的这篇有关敦煌的散文也就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


冯骥才的《人类的敦煌》一书本来是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的解说脚本，后来出版成为读者所喜爱的畅销书籍。《人类的敦煌》文字多为介绍性的概括文字，但这其中仍包含大量的文化史信息资源。其中佛教的东传是最为重要的源头，作者不仅从宏观角度详尽地介绍了石窟的开凿、王朝的演变、民族的冲突和融合，也从艺术审美的角度通俗地解释了石窟造像的本土化过程、壁画色彩的选择、佛本生故事和经变画的内容、敦煌遗书的丰富种类与文化价值等，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和历史感。同时作为影像媒介的脚本，也具备了传播敦煌古韵和推动文化普及的重要作用。历史已经不再因多样复杂而变得重要，现实中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国家的强盛才是作家期待能从敦煌想象中得到的精神养分。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关于敦煌的一部非常优秀的宣传读物。


《圣敦煌记》是一篇历史与现实交织，诗意与灵性同在的朝圣之文。于坚沉浸在敦煌苍茫的历史之中，伴随着脚下的风沙，面对着千年莫高进行了一次深情的告白与抒怀，将地理、艺术与宗教交织在一起，一个“圣”字便说尽了所有，也表现了作者对于敦煌的崇敬之情。于坚写道：“2011年的秋天来到敦煌，那是8月24日。为这次旅行我准备了三十年，我一直想去敦煌，这种愿望并非我独有，我周围许多人都想去敦煌，那是一种召唤，似乎你在世，此生没有去敦煌走过一遭，就白来一趟似的。敦煌在召唤什么？我不知道，三十年间，敦煌不断地在我生命中掠过，有时候是回来的人的口头赞美，有时候是一段文字，有时候是某本书中的一幅插图，有时候是一场舞蹈……敦煌。”（9）他几乎是怀着宗教般的情怀游历了敦煌，并且写下热烈的文字。


徐兆寿在《飞天》发表了一篇长篇散文《敦煌之光》，后收入《西行悟道》文化散文集。据他介绍，他也是为一部大型的纪录片写的脚本。显然，徐兆寿比余秋雨研究得更为透彻。如果说余秋雨的文章只是一个当代爱国文人写的一篇抒怀之作，里面基本没有涉及多少佛教知识与理念，但是我们很清楚敦煌从总体意义上就是一座千佛窟，里面供奉的是佛像与佛经，传播的也是佛理。所以徐兆寿从佛理的角度对王道士的得失、敦煌的意义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探讨。他曾在另一篇文章《三谒敦煌》中讲，一个人一生中至少要去三次敦煌。使我诧异的是他的第一次游历敦煌与我一样，几乎所有的观感都相似，但他有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他一次又一次地去敦煌考察，从结缘到深入观看、体会，最后做了1200集短视频《小说敦煌》。


阅读当代众多作家的散文时，我发现关于敦煌的散文作品实在太多，且种类繁杂，大概与大多数作家都曾游历敦煌有关。除了上述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之外，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敦煌散文作品又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以游记、抒情为主的散文；一个是敦煌学人的传记和记人散文。前者如季羡林的《在敦煌》、三毛的《夜半逾城》、贾平凹的《敦煌沙山记》《佛事》和杨显惠的《疏勒河上的胡杨林》等。这类散文数量巨大，写景兼抒情、议论，既有雕琢文字、讲究修辞的美文，也有随物赋形、娓娓道来、亲切自然的游记。后一类作品传记文学有常书鸿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段文杰的《敦煌之梦：纪念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六十周年》、萧默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回忆录如高尔泰的散文集《寻找家园》，书中尽数生命的困顿、精神的磨难，造就了高尔泰追求平淡但又不乏深刻的艺术和人生感悟。


如果我们回溯近百年以来的西部文学，就会发现西部文学主要是书写荒凉、落后、闭塞的现实境遇，塑造与这样的恶劣环境做斗争的人物形象。这几乎是21世纪以前西部文学的总体状况，直到现在仍然流行不止。另一种现象是在电影、绘画以及诗歌的创作中，西部被景观化，即被符号化。关于敦煌书写的很多作品也都表现出这一点，如高尔泰的散文、常书鸿的自传、樊锦诗的自传中都有这种描写。但与此同时，在一旦进入敦煌的内部精神书写时，一切都就变了模样。戈壁、沙漠、荒凉等这些景象就成为表述敦煌精神必不可少的素材。

三、从“景观”到“方法”：小说中的敦煌书写


总体而言，当代小说中涉及敦煌题材的作品在数量上不是很多，但其鲜明的精神特征仍然使其拥有很强的辨识度。这一类小说能清晰地体现出敦煌叙事的历史因素与敦煌想象的地域色彩。历史与现代的碰撞，精神与地域的融合，都是此类小说创作的起点和源泉。一个相对虚构的敦煌主体也由此产生。敦煌的历史和西部人的生活共同建构出一座纸张上的“敦煌”。特别是近些年一些甘肃本土作家的创作，使敦煌从一个充斥着落败与荒凉的文学景观，逐渐被塑造成一把打开西部，打开中华古老文化和精神元气的钥匙，敦煌作为一种重新建构西部文学的方法而存在。例如叶舟的《敦煌本纪》、徐兆寿的《荒原问道》《鸠摩罗什》、冯玉雷的《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野马·尘埃》等。他们通过对敦煌和河西走廊的书写，建立了文化的西部，使敦煌从长久以来被作为边地景观和历史背景的单一形象中解放出来，呈现其代表着西部文化血脉与精神的多重面孔，将敦煌深厚的历史文化融入小说宏大的结构之中，呈现出全新的创作面貌。


日本作家井上靖是中外最早开始敦煌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敦煌题材小说《楼兰》和《敦煌》影响极大。他的中国西部题材小说“把严谨的历史考辨、准确的地理知识与虚构的文学想象融为一体，既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西部人生存状况的深切理解，也熔铸了他的现代人文价值情怀”。（10）作为当代文学史上首开敦煌小说创作先河的井上靖，他的小说成为文学世界中人们想象敦煌历史的重要途径。195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敦煌》，以虚构的汉族士人赵行德的主要行踪为线索，讲述在沙洲大战前，赵行德利用商人尉迟光把佛经藏入敦煌石窟的故事。《敦煌》将地理知识介绍与西部风景的诗意描写结合起来，熔知识和诗情于一炉。其笔下的风景或雄奇或清新，皆色彩瑰丽，意境舒展。日光或月光下的沙漠、绿洲、湖水构成他西部书写的核心意象。不仅蕴含着历史的沧桑感，还有一份诗意的抒情、淡淡的哀伤和一种神秘、幽玄的美感，以及对于壮美、崇高的追求。


敦煌是叶舟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2019年出版的《敦煌本纪》是叶舟首部敦煌题材长篇小说，也是首部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的鸿篇巨制，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程金城教授对这本为敦煌立传的巨著做出了高度评价：“它不仅标识着敦煌文学创作的新进展和新开拓，成为敦煌文学史中的新坐标，也为当代叙事文学赢得了新的尊严和自信，其另辟蹊径迈向文学高峰的艺术探索为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提供了新范本。”（11）《敦煌本纪》以从辛亥革命到国共对峙时期的风起云涌的历史为时间坐标，以沙州城的世俗社会的敦煌和莫高窟代表的神圣敦煌为空间坐标，以三大家族百年来的兴衰命运为主要故事脉络，在时代变幻和家族兴亡的交织中，重现了敦煌百年以来国家衰弱，民族屈辱，家族破灭的历史创伤。在《敦煌本纪》中叶舟不仅为我们描绘了敦煌历经沧桑的历史面孔，也塑造了一批充满血性的西部少年，他们身上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遭遇的传奇故事正是这片古老之地的缩影。


徐兆寿的《荒原问道》表面上没写敦煌，写的是河西走廊，但他写的是从东部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遭遇，与常书鸿、樊锦诗、高尔泰等相一致，可谓同气连枝、血脉相通。著名学者陈晓明认为：“《荒原问道》不仅继承了西北文学那种苍凉、悲壮、高蹈的美学精神，而且重新开掘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使西部文学有了新的气象，甚至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美学领域。”（12）其《鸠摩罗什》则与敦煌有着直接的关联。一方面，小说写了鸠摩罗什在龟兹、敦煌、凉州、长安四地的遭遇，其中有敦煌的活动。除长安外，龟兹与凉州就在今天敦煌学的研究范畴内，更何况当时的龟兹、敦煌都由凉州管辖，龟兹与凉州的文化是今天大敦煌文化区域的内容。另一方面，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反过来又影响了敦煌的发展。鸠摩罗什是一位佛教翻译家和教育者，对其后世影响甚巨，《鸠摩罗什》本身就是敦煌书写的内容。在徐兆寿看来，《荒原问道》是百年来东西部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在对比中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寻找中国文化的未来，而《鸠摩罗什》则直接回到古代中国文化自信极强的五凉时代去考察佛教与儒家、道家如何融合如何中国化的过程。这对我们今天重新沟通中国古今文化、融通中西方文化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21年1月，甘肃作家冯玉雷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这部小说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为主要创作材料，以安史之乱前后的中国唐朝为历史大背景，重点讲述唐朝与吐蕃、南诏、吐谷浑、回纥等周边部族的矛盾冲突以及各民族在变动时期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生活图景。在采访中他说：“三十多年来，我始终将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忍受孤独，锲而不舍。华夏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丰厚丰富的灿烂文化，我的敦煌文化系列探索小说，包括《野马，尘埃》，仅仅是一个文学探索者的抛砖引玉之作。”（13）在《野马·尘埃》之前，冯玉雷已出版了《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等多部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以悠远漫长的沧桑岁月为时代背景，以敦煌本土生活的人物为叙事主角，通过这部小说再现敦煌的百年沧桑。


叶舟、徐兆寿、冯玉雷等西部本土作家的小说创作一道，共同开辟了文学意义上新的西部写作，重新激活了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在当代文学中的文本价值和美学图景，将以往那种猎奇式的、景观化的西部形象重塑，以敦煌为方法，重建西部文学。


结 语


当代文学已经过了70多年的发展，有关敦煌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作家和学者队伍突破了地域限制，由当初的寥寥几人发展到今天受到全国乃至世界领域的作家和学者的参与。本文仅仅勾勒了一部分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大量诗人、作家的作品和学者的笔记、研究都未包括其中。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诗歌中“边塞诗学”的建构，到散文中文化自信的彰显，再到小说中从“景观敦煌”到“文学敦煌”的更新，有关敦煌的文学作品在不断拓宽着当代文学中的西部版图，重塑着文学中的西部形象。这些书写一方面为当代文学不断指认着古老文化的精神血脉，接榫古典传统；另一方面重新激活了西部文学中那种雄浑、壮丽、浪漫和充满想象与传奇的美学气韵，为当代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在这些叙事与想象中，虽然敦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为丰富的呈现，敦煌文学再次焕发出它的魅力，但我们仍然应该反思和警惕：敦煌是否被景观化、符号化？真正的“敦煌”又在哪里？该如何呈现呢？这些都是需要创作者和研究者们深度思考的问题。


注释：


（1）新华社：《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引自http：//www.gov.cn/xinwen/2019-08/22/content_5423551.htm。


（2）唐翰存：《“新边塞诗”的由来及其诗体之辩》，《西部文艺研究》2022年第1期。


（3）（4）唐晓渡编：《海子诗典藏》，第16、17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钟山》2012年第5期。


（6）吴思敬编选：《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第24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7）叶舟：《敦煌诗经》，第39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


（8）张懿红：《当代敦煌题材散文评述——“20世纪敦煌题材文艺创作与传播”系列论文》，《甘肃高师学报》2012年第1期。


（9）于坚：《大地深处：于坚自选集》，第158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21。


（10）李玲：《井上靖小说中的中国西部想象》，《名作欣赏》2017年第7期。


（11）程金城：《“文学敦煌”的建构与“敦煌文学”的坐标——叶舟〈敦煌本纪〉论》，《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


（12）陈晓明：《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道隐喻——评徐兆寿的〈荒原问道〉》，《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


（13）《〈野马·尘埃〉：为历史题材小说写作开辟了新的生面》，引自澎湃新闻，2021年4月2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417461。


本文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