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秋瑾文学形象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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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秋瑾文学形象的演化


来源：文学报　　夏晓虹　




秋瑾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就义后，百年来关于她的讨论与叙述一直不曾停歇,评论家夏晓虹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潮视野论述秋瑾，在细致爬梳秋瑾史料的基础上对秋瑾的经历、人生际遇、个性、思想、诗词作品的流传，以及形象的演化等进行了阐释。


秋瑾在晚清文学中的悲剧主人公之定格，本有时代的错置。因此，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其形象之改变亦在情理中。具体说来，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发生，实为重新叙写秋瑾带来了转机。


此一关联在吴芝瑛当年12月23日写作的《〈秋瑾遗著〉序》中已说得十分明白：


呜呼！秋瑾之殁，于今五年矣。今武汉起义，天下豪俊之士，云合景从，讨伐其君。……秋瑾不幸赍志以死，不及于身亲见之；庶获有偿遗志之一日，于秋瑾亦复何悲！


作为盟姐，吴芝瑛既在1907年秋瑾遇难六日后，即率先发表悼念之文《秋女士传》；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不过两月，她又在《民国报》发表了新撰写的《祭秋瑾女士文》。此文的基调与1907年8月刊出的祭文明显不同，以“乌呼！君之死，天下冤之，莫不切齿痛心于官吏之残暴也”开篇的《祭秋女士瑾文》，全篇贯穿了对下达杀人指令的浙江巡抚张曾敭的愤恨与嘲讽；而四年后的新作已更欣慰于“君志今成”，明显有告慰先烈之意。于是，先前一再叹悲诉秋冤的吴芝瑛，已敏锐地以“吾谓无哀也”“革故而鼎之新，殆女子之所有事”讲论秋瑾的被难。


无独有偶，1907年与吴芝瑛一同发起葬秋义举的徐自华，也以秋瑾挚友的身份，于1912年元旦，撰写了《西泠重兴秋社并建风雨亭启》，呼吁恢复1908年2月为纪念秋瑾而成立的秋社的活动，前提也是：


顷者革命功成，共和愿遂，凡诸往烈，咸与表彰。而如瑾者，俊伟激发，尤吾女界之光，可无念乎？


伴随着秋瑾从女界先觉到革命先烈的定位移转，敏感的文人也开始重构秋瑾的文学形象。并且，这种创作激情集中在1912至1913年间，正好和吴芝瑛、徐自华的光大其事紧密呼应。彼时的作品以戏剧为主。除了将1907年完成的《（神州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更名为《（中华第一女杰）鉴湖女侠传奇》，并于1912年重新印行外，此两年间至少还有四剧面世，即童苍怀（爱楼）的《斩秋瑾》、洪炳文（楝园）的《秋海棠传奇》、自由演剧团演出的《女英雄秋瑾》与许啸天（则华）编排的《秋瑾》。前两个戏本分别刊载在1912年1月8—12日的《申报》与同年1、2月的《小说月报》第2年第11一12期，后两部新剧则先后于1912与1913年搬演。而根据瑞安务本印书局辛亥冬月版《（社会小说）秋海棠传奇》的洪氏《自序》，可知此剧原是戊申（1908年）三月的旧作，其时距秋瑾遇难尚不足一年。因其在晚清不曾刊载，故也放在其后的“秋瑾文学”中一并讨论。


《秋海棠传奇》在《小说月报》刊出时，作者署名为“悲秋散人”，这在洪炳文的戏剧发表史上为仅见，说明此号乃专为秋瑾而取。戏中以“秋海棠花神”为秋瑾之化身，虽假托天界故事，却处处关合当日史事，故剧名前也特意标出“社会小说”的类别。


全戏分为三出：《花泪》摹写秋瑾之爱国情怀，《花判》表现秋瑾之受审问斩，《花吊》演出同志之祭扫秋墓。末尾以“待后人谱出新词，依托名花传女史”结束全剧，可见洪氏正以此自许。


由于剧本撰写于武昌举义前，因而，洪作实与清末使用化名发表的《六月霜》与《轩亭冤》两部传奇，在秋瑾的形象呈现上无大差别。


一如晚清戏曲的极力凸显秋瑾关心国事、忧心如焚，秋海棠花神一登场，所唱《临江仙》曲词也自表“爱国哀花［肠］忧国泪，闺中独自酸辛，扶持祖国属何人”。只是，与《轩亭冤传奇》第一出以观赏法国自由花吐露秋瑾的“奇怀侠抱”不同，洪炳文更愿意让笔下的主人公回归本国文学传统。于是，在爱国女杰秋瑾身上，我们又发现了林黛玉的影子：


深闺无计展眉颦，不为悲秋泪满巾［襟］。莫问断肠当日事，前生原是美人身。


自报家门时，秋氏也称说：


奴家神州香积国中一位秋海棠花神是也。生居香界，身属闺流。前身是思妇之泪所化，一灵不昧，结习逾深。自恨托根，已无净土。慨众芳之芜秽，热血来潮；痛时局之阽危，伤心善哭。由是终日恹恹，盈盈垂泪。近年以来，遂自号泪秋女史。


尽管其泪“不因儿女之私情，实为国民之公愤”而洒，可一旦与终日以泪洗面的黛玉联体，其本身所有的英风豪气不免大打折扣。


不仅此也，为了展现秋瑾的救国热肠，作者甚至让旧时戏曲中的忠烈之士一并附身，秋海棠于是竟然说出“将欲伏阙陈书”的念想，只是因“万里君门，纳牖无闻”而作罢。这一与主张民族革命的秋瑾全不搭界的虚构，表明作者对其笔底的人物实在相当隔膜。秋瑾在此剧中，因此不脱女学先进的范型。其说“吾想国民之弱，由于种族”，自然也不关乎秋瑾加入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反倒和“兴女学”挂起钩来：


欲强种族，端赖胎教。胎教一事，肇自女界。女界未经开通，文明无从输进，种族无自而强，胎教无从而讲。若推源而论，非兴女学，无从下手。


为此，秋氏才有“约定同志，办一女学，以强种为宗旨，以运动为主义”的举措。而女学堂演习兵式体操的目的也十分单纯，只在“操练肢体，活动血气”“生下幼孩，自然强壮”。也即是说，办女学，在秋瑾仍属于救国方策之一种。


如此，《花判》一出所写，必然也与晚清流行的“冤狱”之说如出一辙。秋瑾为自己辩护，还是哀叫：“苦呀！吾平日言论自由是有的，不过说男女平权的话头，如何便算是叛逆？不过感慨世事，愤激不平是有的，如何便叫做不轨？”临刑前，秋氏也如同窦娥的怨愤冲天：“我只凭一腔热血从空洒，你要看六月飞霜怨［怒］气冲。”将一位“爱国忧时”“以身许国”的女英杰平白杀死，这才是令作者最为伤心动情之处。


而被《秋海棠传奇》遮蔽不见的秋瑾的革命意识，在写于清廷已然倾覆之后的“带唱半新戏剧”《斩秋瑾》中，便不再有所顾忌。此番秋瑾上场，自道身世，反对清廷统治的政治立场己十分明确：


我名秋瑾，小字瑜娘，乃浙江绍兴府山阳县人氏。幼承母教，长读诗书。闲阅报章，知我国满族当权，国将不保，芸芸四百兆，将有奴隶牛马之祸。握政柄者不知御外，惟知压民，奴隶之奴隶，惟我汉族人受之。


由此，戏中秋瑾“百计思维”得出的结论便是：“欲挽狂澜，须驱满族。”这一恰合当时时代氛围的人物心声，也因贴近秋瑾的真实想法，而为“秋瑾文学”新形象的诞生开了先声。


不过，作者的政治认同虽已转变，“冤狱”的影响相沿日久，一时却也无法完全摆脱。表现在戏中，即是有意将秋瑾置于知情而不与事的情境。在宣示过自家的反清意识后，童苍怀又要秋瑾表白：“昨日同乡徐锡麟有书到来，意欲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此事深合吾心。恨吾女流，爱莫能助，有负徐之深心。进退不得，为此仍在大通学校教书度日。”有此一番铺垫，面对绍兴知府贵福的刑讯，秋瑾当然仍可以心安理得地争辩：


俺与徐锡麟，祗有友谊，却非同谋，何得捕风捉影，移祸江东？俺平日主张男女革命，并非主张种族革命，还望三思。


这一看似重落窠臼的演述，其根底实已截然不同。因之，秋瑾被斩首的意义，在此剧也与《秋海棠传奇》所延续的抗议官府冤杀爱国女杰相异，而落实在启发革命思想一端。


无法否认，在怀疑女子的救国能力上，童苍怀与洪炳文并无二致。洪氏始终让秋瑾“自恨作钗裙”，痛心“不能彀效大丈夫建立功业，定倾扶危”，因此才从生育强壮国民的角度，肯定秋瑾的开办女学。而童氏也为秋瑾设计出“我女流、惭无能、欲仗男子，为此在、学校中、培植英贤”的唱词，于是，秋瑾在戏中未参与徐锡麟的起事，也自承是“力不从心，千古恨事，思想起来，好不惨伤人也”。只是，这一对秋瑾女性觉悟的错误体认，在《斩秋瑾》中并末如《秋海棠传奇》的一往不复，反是峰回路转，最终扣上了政治革命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