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遗失了些什么在万寿寺

管理员

孙郁：遗失了些什么在万寿寺


来源：解放日报 　　孙郁　　


一


我对北京学界的了解，是从万寿寺开始的。


1986年暑假，师姐李玲告诉我，北京有个文学讲习班，可以去听听。我那时候新婚不久，便与妻子商定一起到北京去，顺便看看外面的世界。


讲习班设在海淀区的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就在这里。这个地方很古老，数间老屋形成几个院落，还有一块开阔之地。万寿寺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每个朝代都经历过大修。据说乾隆皇帝多次在这里为母亲祝寿，多年后，这里成了慈禧太后的行宫，皇家之人到颐和园时要在此歇脚。我们第一次到此，就被建筑物所吸引，它们精致而厚重，只是略显沧桑，有一点清寂的感觉。我与妻子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夏天虽热，这里却很凉快。老北京的建筑神奇得很，人在上百年的老屋里，好像呼吸到了丝丝古风。


来这里听课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硕士生。师姐带着丈夫也来了，他们住在我们隔壁。大家白天听课，晚上闲聊，感到天地忽地大起来。四川大学有位同学是研究冯至的，他外语很好，听他谈自己在北京搜寻材料之苦，感到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在会议上，我见到长春来的李兄，我们过去见过面，他很爽朗，有学问，喜欢踢足球，典型的东北人性格。我与他一见如故，话题无非关于先锋小说、康德主义、域外诗歌等。那时候我们感慨，青年喜读新出来的作品、关心国家命运、勤于思考改革的路径。虽然众人是学习现代文学的，但兴奋点多少与当下的社会思潮有关。


万寿寺的位置有点偏，但因为离几所高校近，所以请来的老师也很多。几天下来，我认识了多位不同年龄的学者，知道了一些学界的动态。严家炎讲的是海派小说，他的讲课“一板一眼”，无一字无来处，我被他的朴学风格吓住了，才知道什么是学院派的特点。林非授课的题目是《论现代观念》，他有南方人的飘逸感，授课主旨透出浓郁的鲁迅思想，谈吐中有点散文家的气质。黄侯兴主要介绍郭沫若研究的动态，手中有许多别人不知道的资料，听起来还是有趣的。那时候的学生最喜欢看的是中青年学者的文章，比如钱理群、赵园、吴福辉，他们的文字里有老学者没有的鲜活感。


巧的是，这几位也遇见了。钱理群胖胖的，个子不高，眼睛亮亮的，讲话声音很大，激情四射。吴福辉是南人北相，高高的个子，他的眼睛似乎不好，但说话中气十足。赵园是最安静的一位，她好像不太喜欢热闹，在公众面前话很少。同学们很希望赵园能够登台授课，但这次文学讲习班没有安排。在那时候的青年眼里，王瑶的弟子们是引领学术风气的。


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人才济济，并非都是学院派的天下，这和馆长杨犁的风格有关。杨犁是一个和善的老人，对于业务十分熟悉。杨犁似乎觉得，文学馆不仅要有文学，还得有人懂博物馆学，人员自然杂一点为好。舒乙好像是他调来的，给馆里带来不少人脉。舒乙是老舍的儿子，那时正值壮年，那几天一直和我们这些学员在一起，对大家有所照顾。有一次，一位讲课老师家里有事不能到场，他便临时登台救场，讲的是老舍与北京，课题不是从书本讲起，而是从北京的地理说到气候，涉及风俗、语言和建筑，老舍的形象仿佛从那语调里慢慢走了出来。


二


万寿寺这个地方看似荒凉，其实也有点文气。东面有条古道，古道旁残留着几块古碑，字迹已经模糊了。北边新建的中国剧院很漂亮，晚上总有一些节目在剧院上演。记得我与爱人一起去那里听过一次巴洛克乐队的演出。那是我们首次现场感受外国人的演奏，旋律间跳跃的意象唤起观众不少幽思。我对于西洋音乐感到神奇，可惜没有什么知识储备。我师姐入学前是歌舞团拉小提琴的，她的丈夫是音乐学院的钢琴家，他们是音乐通。靠着他们的介绍，我才对其间的情况了解一二。


没有想到，两年后我们来京工作，妻子单位宿舍在香格里拉饭店对面，我们就住在万寿寺旁。


我偶尔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看看，还参加过多次会议。那里平时没什么人，好像是个被遗忘的地方。许多人路过这里，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单位，有一点神秘感。有一次我去借书，正赶上下雪，走在院子里满眼都是白色。房顶上见到几只野猫，它们发出的声音有点古怪，显出上苍的空幻。记得我的一位同事曾画过万寿寺的冬景图，他将背景画得很幽深，仿佛里面藏着许多的秘密。这个地方易让人产生一些联想，王小波后来写过一篇小说《万寿寺》，题旨颇为怪诞。他的想象力大概受到卡尔维诺的影响，翩翩飞动中神意纷纷。同样一个地方，带给人的意象不同，说起来颇有意思。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有本刊物，每期编前会都在万寿寺举行。到会最多的是严家炎、王信、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王中忱、李今、刘慧英、高远东、刘勇、解志熙、王培元等。因为专业的原因，我也被拉到编委会中，与大家渐渐成了朋友。天气暖和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棵老树下讨论每一篇稿件。微风吹来，茶叶飘香，氛围是热的。钱理群每每因发现学术新人就兴奋不已，也由此选出许多佳作；吴福辉似乎最懂得学术江湖，谈论编稿与选稿时能够照顾各地区的学者，也因此要费口舌说服大家；高远东善于改标题，对于论文题旨与表达方式常常会提出各种修改意见；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王信，他永远微笑着，并不多说话，只是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他才插话谈谈看法，大家最终都统一到他的思路里去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杂志经费紧张，也无编辑费用，大家编刊都是义务的。然而，众人还是乐此不疲。


三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最熟悉的人是舒乙和吴福辉，其中舒乙与我的关系比较特别。舒乙早年留学苏联，学的是林产化学专业。他转行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工作，是十分卖力的。我觉得在各种称号中，说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不错的。他善于和学者、作家、官员们打交道。他说话的声音与老舍很像，听他们父子的录音，有时候无法分辨彼此。印象中他对于小说写作没有什么经验，但散文别具一格，满篇京味儿的氛围。因了他特殊的人脉，文学馆征集到不少文物。这座文学馆初创时期之所以有声有色，与他的背景有点关系。


我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万寿寺了，有个时期，它是北京作家与学者常常聚会的地方，凡有重要的活动，舒乙都会通知我去。有一次召开聂绀弩纪念会，黄苗子、尹瘦石、吴祖光、舒芜都在，会议因舒乙的主持显得十分活跃。听各位长辈回忆与聂绀弩的交往，我神往之余增长了不少见识。舒乙和京派、海派还有延安派的作家都有不少联系，因此他看文学史的眼光自然不同于从象牙塔里走出去的人。说他身上折射着活的现代文学意味，一点也不为过。多年间，他帮过我许多忙，比如有一次我参与主编了一套丛书，他替我请了巴金、冰心等人当顾问，那些文化老人是很信任他的。但凡开会讨论作家作品，只要他在，就热闹起来，因为他善于讲遗闻轶事，且他娓娓道来，过去的风云仿佛历历在目，显得形象而逼真。多年后，他做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的馆长，我成了鲁迅博物馆的负责人，我们搞过多次合作，我竟然被他拉到老舍基金会里挂了常务理事之名，此是后话了。


四


万寿寺旁的新建筑一直不多，曾经建过一所幼儿园，我女儿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过上了集体生活。过了不久，幼儿园的房子就拆除了。老北京人能够保留下这个地方，很不容易。它的周围，可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不少，比如旁边有一条河清澈而美丽，这条河是通船的，船可以直接划到颐和园。春天一到，河水清清，两边的柳树摇曳多姿，像一幅古代的水乡图。


我在河边住了三年，最难忘的是夏天，可以在河边游泳。我的水性一般，但跳进水里爽快极了。北京的河水不像我老家的河水那么急和凉，很温和的样子，大地的气味与水的味道杂糅着，游起来令人兴奋。现在这条河已经不准野泳，成了供人观光的水渠。当年的野趣已经不多，这里成了城市里的精致风景。


万寿寺的第一代学者，有多位已离开世间。有时候，我想起舒乙与吴福辉生前的样子，不禁感慨良多，许多旧影久久难忘。记得中国现代文学馆搬到新址前，舒乙与吴福辉请我和几位朋友在万寿寺聚过一次。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地方，好像有什么东西遗失在了那里。新建的文学馆位于朝阳区，像一栋栋别墅，有点摩登的味道。据说因为巴金老人的推动，才有了这个新去处。


如今，这里规模可观，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博物馆吧。这座新馆的出现，舒乙等人出力甚多，功不可没。不过，我还是怀念万寿寺那个筹备处，我觉得作家的手稿放在这样有文脉的地方，与老北京的味道是相符的。在古朴的地方想象历史，好像可以闻到远去的时光深处的气息。物与神合，人与文近，感觉总还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