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在手上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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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在手上的青春


来源：解放军报　　徐贵祥　


参加一次会议，认识一个作家——蒋殊。闲聊中得知，她近年关注参战老兵，写了一些文章。回到北京后，收到她发来的文章《河对岸的战友》。这个标题我喜欢，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空间的画面感，好像同自己内心的某个意象契合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富文学张力的故事，建议她先写一部小说，并推荐了几部相关的文学作品，供她启发灵感、设计结构。


实话实说，虽然我喜欢那个故事，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女性作家，能否驾驭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我还是有些担心，何况我还有好为人师、先入为主的毛病。我甚至担心我会强人所难。


一个月后，陆续收到她寄来的几本书。首先打开一本，可以算作少儿读物，语言简洁生动，故事简明扼要：一棵树锯成两段，断面上赫然出现两枚红五星——抗日战争时期一段带有神话和寓言色彩的故事由此展开。这本书我没有细看就放下了。我迫不及待地要找《河对岸的战友》，想看看在这本书里有没有更翔实的资料和更细腻的叙述，然而没有找到。


这几本书被我冷落了一个星期。直到又有了几天空闲，这才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耐着性子看蒋殊的《重回1937》。代序《献给最后的抗战老兵》里有这样一段文字，“犹记，民政局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一句叹息：‘唉，这是一份一年比一年更短的名单了！’在此后的采访中，只有我知道，他们的生命不能以‘年’计算，这是一份一天比一天更短的名单……”寥寥数语，让我放不下这本书了。我在瞬间想到了两个字：责任。


蒋殊在履行一个作家的责任，我有责任把这本书读完。事实上，作为军旅作家，我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她正在做，而且做得很好。


连续两天，我尽量集中精力阅读蒋殊的作品。首先让我感动的是，作品充满着浓厚的情感，真实而温暖。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一个一个地走访百岁或约等于百岁的老人；他们有的耳聋眼花，有的身体残缺不全，有的记忆模糊，有的口齿不清……这样的采访无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是什么力量驱使她义无反顾地自费前往、独自前行，她为什么要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呢？我首先想到了一个字：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她要赶在死神之前，抢在他们走向天堂之路中间拦住他们，抢救思想，抢救记忆，抢救情感。她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英雄，人民没有忘记他们。


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李月胜，接受采访时正好100岁。李月胜的故事不太像战争故事，既没有英雄壮举，也没有战斗传奇。只是，他的战斗经历，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山西省武乡县在抗战艰苦岁月所承受的经历——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大大小小的战斗140多次。关于李月胜的战斗表现，作品没有展开叙事。我想，作者一定和我一样期待，一定和我一样想刨根问底，一定和我一样对老人那句回答有些遗憾：“打过七八十次战斗了，哪儿能记得清！”


然而，作者却从这淡淡的一句话里捕捉到了重要的信息。是的，一个人在战场上遭遇的第一次殊死搏斗，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可是经历了70次、80次、100次，就成家常便饭了，就“不往心上走了”。抗战老兵，已经把生死看淡了，化神奇为普通了。


于是，“普通”这两个字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创作的主要方向。说到底，一场战争的胜利，是由全体参战人员共同打出来的，这其中包括队伍中的每一名士兵，哪怕他仅仅是一名被动的还击者、奔跑者，甚至只是一名支前民工和一个目击者。


同我们以往读过的战争文学作品略有不同的是，《重回1937》似乎更注重从普通人的身上发现人性的微光，发现他们灵魂深处的英雄理想。尽管这很难，然而这很重要，它弥补了宏大叙事往往忽略的细节，拓宽了我们对战争真相的想象空间。


原来，我们应该铭记的，不仅是英雄、功臣、运筹帷幄的将领、登上城楼的突击队员，还有担任压制、掩护、吸引敌人火力和在城墙下扶梯子的战友。他们多数是没有勋章的功臣、没有称号的英雄。


不，确切地说，应该说是他们没有把勋章戴在胸前，没有把称号挂在墙上，最重要的奖掖都在他们的身上——“李月胜老人解开身上的黑色夹袄，左胸是一片大大的伤疤，左乳头已经没有了……有一天，他趴在地上正在全神贯注地扫射，对面飞过来的一颗子弹从右肩穿进，直抵他的右腰，这颗子弹竟然在他的身体里住了整整11年……”


那一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老兵方阵中，有5名武乡籍抗战老兵。李月胜老人可能看到这个场景了。他曾经一遍一遍地问他的女儿和身边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去天安门广场？女儿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年龄和体力应该是主要问题。作者充满深情地写了她本人对李月胜说的一番话：“大爷，我们再活10年，等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努力，带您去天安门广场！”“我不知道，一个百岁老人，再活10年的可能性有多大……果然，仅仅半年后，老兵李月胜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的标题《等不来的十年》，怆然泪下。


彪炳史册的关家垴战役，惨烈程度空前，作品在《永远的高地》一节里，对战役概况、战斗经过进行了大致描述，笔锋一转，又落到一群普通人身上——这些拿起枪之前还是农民的八路军战士，没有见过飞机；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看见天上飞来一群大鸟，他们哪里想到，大鸟的翅膀下面掉下来的东西是炸弹呢，瞬间就把一座山头削平了；山头下面的人呢，以后就成了“牌牌”。


92岁的老兵魏太合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战斗后接受一项特殊任务，摘牌牌——把印有“八路军”三个字的臂章从牺牲的战友身上摘下，交给组织。


血流成河，满目的尸体，摘牌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他不识字，他还是要竭力地辨认那些牌牌，姓甚名谁，籍贯哪里，多大了，哪个部队的。能从尸体上摘下牌牌，还算幸运的；有些牌牌还在臂上，可是尸体却不好辨认。


在集中掩埋烈士遗体的过程中，一个安徽籍战士跑到掩埋队，失声痛哭，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亲弟弟。当哥哥的用满是污垢的手为弟弟擦拭脸上的血迹，用子弹在弟弟身边做了个标识之后，他向弟弟承诺：“如果我能活到战争结束，不管走到哪里，我一定要回到关家垴，把你带回家，带给爸爸妈妈……”


70年后，无论是作者还是当地人，已经无从得知这位哥哥是否还活着，是否实现了他的愿望。因为同样，他也没有留下名字。但愿这位老兵仍然健在，并实现了他的愿望。


战争结束后，到关家垴寻亲的人始终没有间断。河北一位母亲，当年亲自把儿子送到八路军的队伍；抗战结束了，儿子没有消息；解放战争结束了，儿子没有消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儿子还是没有消息……终于，母亲在90岁的时候找到了关家垴，在纪念碑上找到了儿子的名字，她要求把儿子的尸骨带回家。当地同志告诉他，因为是集体掩埋，尸骨难认……


老人大哭一场后说：“还是，让他们在一起……”


连续几天，阅读《重回1937》，心情一直不能平静。百感交集中，仍然有一个问题悬在脑海中，为什么是蒋殊，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是一个没有当兵经历、没有战争经历的女作家？是的，是因为爱。在她的字里行间，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婴儿般纯净的笑容”“笑脸比阳光灿烂”“孩子般地开心”等语句。作者是女作家，是女儿，然而，进入老人的世界，她会在不知不觉中萌生出母爱，她一直在眺望他们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


直到读了《曾祖父的墓碑》，我才发现，除了爱，还有一种情感在支配着她、激励着她，那就是恨——家仇国恨，或许她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作者的曾祖父当然也是个普通人。在日军的一次“扫荡”中，曾祖父安排了全家转移，自己却神使鬼差地返回家院，因为锅台上还放着一碗和子饭，那是老伴刚刚做好的。就因为这碗和子饭，他被日本兵包围了，“我的曾祖父，他不慌不忙，就在日本人面前，从容喝完那碗和子饭，如饮酒一般酣畅。之后，他摔碎了那只给了他最后温暖的碗。”


关于曾祖父生前最后的举动，我们没有看见，作者也不曾亲眼目睹，但是我相信，她的描述是真实的。他的从容，他的豪迈，他摔碎那只碗时挥起的臂膀和他眼睛里喷射的火焰，以及在他内心轰鸣的波涛，在作者的心里始终是鲜活的。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从网上进一步了解作者，还看过她的演讲视频。她曾经说，虽然她貌似柔弱，其实是一条女汉子。读了《曾祖父的墓碑》，我也突然发现，这个人确实有点像女汉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谁没有家仇国恨呢？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不正是我们作家要做的事吗？关乎国家记忆，关乎民族命运，我们都有责任深耕细作，跟性别没有关系。


2015年10月，作者见到了时年90岁的王生怀。这位老兵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右脚几乎只有半个，“他听力太差，我们一声一声几乎是吼着，他终于听清来意……”


关于王生怀的故事，本文不再简述。让我震惊的是他的那双手，那是一双拿过锄头、捧过书本、举过钢枪的手，而出现在照片上，却是一双沟壑纵横的手。这样一双手上，捧着一张断裂后经过拼贴的黑白照片。谢天谢地，那张照片是那样清晰——照片上的小伙子头戴棉帽，棉上衣左胸前别着几枚军功章。棉帽正中镶嵌着五角星，五角星的下面是一张英俊的脸庞，一双眼睛洋溢着自信的微笑。不知情的话，谁敢把那样一张年轻的脸庞同那双手联系在一起呢？


照片下面文字说明：晚年时的老兵王生怀，捧着他骄傲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