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文学藏书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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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文学藏书及其他


来源：中华读书报　　吕成冬　　


近读刊载于《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6日第11版）的《〈骆驼祥子〉为何被外国读者喜爱——中国现代文学的外国接受》，文中指出，《骆驼祥子》于1945年经伊万·金翻译并以Rickshaw Boy为名在美国出版后颇受美国读者欢迎。实则并不限于此，当 Rickshaw Boy出版后还深受留美中国学子好评，其中就包括当时任职于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而通过整体考察钱学森藏书又可见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即他终其一生的文学作品阅读历程，以及由此在阅读中经过治学提出的“中国文学格调”论。

钱学森回国初期居住在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茶几上摆放着他自费订阅的杂志《人民文学》

漂洋过海的珍贵藏书


《骆驼祥子》是著名作家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混战为时代背景，讲述人力车夫祥子从农村到北平谋生的人生经历，连载于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的《宇宙风》杂志。1945年伊万·金将小说翻译成英文并由纽约REYNAL & HITCHCOCK出版社出版，祥子在英文小说中还有了一个极具幽默意味的名字：Happy Boy。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有数千名青年学子赴美求学，此书出版后在这些学子中掀起阅读热潮，任职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甚至没能买到第1版，于是购买第2版的毛边本阅读。


所谓毛边本，是指图书装订成册时不加裁切，由读者边阅读边裁切，以增加阅读乐趣。由品相可知，钱学森阅读时裁切得很仔细。此书定价2.75美元，对于钱学森的七千美元年薪来说可谓微不足道，但此书却寄托着浓厚思乡之情。祥子谋生的北平，正是钱学森少年时代生活的北京。钱学森于1914年至1929年跟随任职教育部的父亲钱家治在北京生活15年，晚年还经常回忆起儿时在中山公园“坐望紫禁城，看城上建筑，看那构筑别致的城上角楼”的美好滋味。父亲还在他读小学时雇过一辆“洋包车”负责接送，不知他在阅读时是否会想起当年接送他的“祥子”。此时距他1935年赴美求学已有十年，思乡情愫渐积在心中，读完后倍加珍藏。


1955年钱学森回国时，此册藏书同其他藏书一起漂洋过海，由加州帕萨迪纳托运到香港后又经海路运抵天津，随后再运到钱学森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1960年他搬到位于现在北京航天桥附近的航天大院居住时，此册藏书也被搬运到此处并珍藏于家中书柜。2011年钱学森哲嗣钱永刚教授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赠一批藏书，其中就包括此册藏书。通过整理此批藏书，可以清晰地再现一条非常有趣的思想脉络，即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对于文学作品的毕生热爱。

钱学森的毛边本藏书Rickshaw Boy。现存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文学作品的阅读历程


追溯根源，钱学森的文学作品阅读启蒙深受父亲钱家治的影响。钱家治（1882-1969），早年在求是书院读书，后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院，回国后服务于教育机关近20年，有着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钱学森于1923年至1929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寒暑假都会收到父亲开具的阅读清单并要提交阅读笔记；父亲会认真“批改”后再将意见反馈给钱学森，以此提升儿子的阅读、思考与作文能力。此间，钱学森阅读了包括《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夯实了“文言文”基础。


不宁唯是，钱学森的阅读启蒙还受到鲁迅影响。最早由于中学国文老师董鲁安经常表达“对鲁迅先生的钦佩”，使钱学森发生好奇心而阅读鲁迅作品，且通过阅读“就崇敬鲁迅先生”。其实，鲁迅和钱家治是教育部同事，钱学森经常见到这位“周叔叔”。晚年钱学森还购买过《鲁迅全集》作为珍藏，甚至还曾借用日本学者藤山纯一的话作为座右铭，即“鲁迅生前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尚未解决，阅读和研究鲁迅作品，因此比以往更为重要了”。由于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并内化为潜在的自觉意识，他在交通大学就读时也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甚至还包括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从捐赠的钱学森藏书来看，他在1935年至1955年留美之际，还开始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如THE DICKENS DIGEST、 THE THURBER GARNIVAL、THE FALL OF PARIS等。鲜少提及，他回国后作为航天事业领导者忙于公务，但仍不忘阅读文学作品，甚至还自费订阅《人民文学》杂志。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退居二线之后，阅读文学作品更是成为一门“必修课”。从类别看，包括小说、散文、诗词歌赋、戏曲和戏剧等，如《茅盾全集》《清稗类钞》《元散曲的音乐》《芥子园画传》《金元明清词选》《柯灵电影剧本选集》等。从国别看，还包括欧美国家的经典作品，如《莎士比亚全集》《契科夫小说选》《斯巴达克思》《谁之罪？》《处女地》《安娜·卡列尼娜》等。


独乐不如众乐，钱学森还经常向友人推荐佳作。例如，当他读到毕淑敏的《翻浆》后“深受感动”，就将其推荐给友人。由阅读而受启发，他不再满足做一个“文学艺术爱好者”，而是开始进入理性思考状态；他不仅深度研究《中国文学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绘画史》《古典戏曲十讲》《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文艺中的形式方法》《邓小平文艺思想论稿》等理论著述，同时还将《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研究》《文学研究》等杂志作为必读清单。可以说，钱学森通过阅读实践和理论学习构建起具有专业水平的文学知识图谱，为晚年提出“中国文学格调”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钱学森于1947年暑期回国探亲之际获赠的林庚著作《中国文学史》，是他晚年研究文艺理论的一本“枕边书”。现存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提出“中国文学格调”论


“中国文学格调”是钱学森晚年思索科幻小说如何中国化时提出的命题，但其内涵实则面向整个文艺理论的范畴。所谓“中国文学格调”，即指构建中国的文艺理论观应在“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文艺理论的路子”中做到两个结合。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要“不忘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艺传统”，以敏锐眼光“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发扬这一文艺传统”；另一方面，对待其它国家文化不能一味“发牢骚”，而是要能够客观分析和批判吸收其中的优秀成分。由此在不断地推进两者结合的过程中体现“中国味”，实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基于此，钱学森提出从“文艺体系学”“文艺能力学”“文艺政治学”三个方面，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且他还身体力行，通过治学构建起由“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组成的文艺体系学，并提出美学作为文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桥梁起着双向作用；如此便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文艺理论的指导，又能通过文艺理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他又从内容上将文艺分为11个方面，即小说杂文、诗词歌赋、建筑、园林（盆景、窗景、庭院、小园林、风景区、国家公园等）、美术（绘画、造型艺术、工艺美术等）、音乐、技术美术（工业设计与艺术相结合）、烹饪、服饰、书法、综合艺术（戏剧、电影等）。这种分法超越一般内涵的文艺，具有更加广泛的学术视野。


又如，钱学森还提出“美感不同”的主体分类思想。他十分赞同李泽厚的美学观，即“美是主观实践与客观实际交互作用后的主客观的统一”，由此基于“不同的实践”而提出“人的美感不同，对艺术的欣赏能力也就不同”的观点；作为细化，他还依据不同主体需求将文艺分为“表达哲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三个方面。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还特别提倡“科艺结合”并“主张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家交朋友”；既要使科技工作者“尽可能学点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又要使文艺界的人“能学点科学技术”。此类观点对于当今文艺理论的研究，仍不无积极的启发价值。


行文至此还要特别指出，钱学森晚年治学除通过阅读获取知识之外，还非常注重建立学术通信进行深度交流，启发各自学术灵感。例如，他在文艺领域保持通信的学者，就包括资民筠、涂武生、高士其、郑奇、于是之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钱学森晚年提出的学术观点不啻是集体智慧的综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