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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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文化担当


来源：中国艺术报　李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场全方位的总体性革命，它同时是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革命。它把美学与政治辩证地统一到了一起，以最广大和最具体意义上的“人的生成”为目标，丰富了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内涵、意义和功能。美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独特的民族形式和审美形式，进而通过这些形式把中国人民塑造成真正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了的力量。


站在今天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文化担当更加具有思想性和世界性的意义。如果说过去百年，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仍然不忘重构文化主体身份，努力去塑造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中国共产党更是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追求，把自己崇高的审美理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南湖红船，大道扬帆，百年华章，日月经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样庄严神圣的时刻，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担当，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文艺政策，也会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理念上的世界史意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高度重视文艺和文化工作，并将其视为党的崇高事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提出了不同于一般学科意义上的文论和美学的观念，也塑造了现代中国独特的文化性格。概而言之，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担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即创建新国家、塑造新国民、创造新文化。

一、创建新国家


1949年11月，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刻，长诗《时间开始了》用饱满的深情书写了对新生人民政权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颂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今天
中国人民底诗人毛泽东
在中国新生的时间大门上面
写下了
但丁没有幸运写下的
使人感到幸福
而不是感到痛苦的句子：
“一切愿意新生的
到这里来罢
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
在等待着你！”


这些诗句，是对新中国的热烈期盼与歌颂，是对伟大祖国的最诚挚的爱，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是的，正如诗歌题目所说，时间开始了，这里有新生，有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政权的成立，更是占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站起来了的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书写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历史上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史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程，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时代，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不仅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概莫能外，欧洲之外其他地区的文化，都是以文明的名义，被纳入到西方尤其是欧洲模式的世界史的叙事之中。在这一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的基本叙事逻辑的支配下，一方面，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新世界，西方文明变成了衡量一切文明的尺度，这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无法表述自我。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也唤醒、激发并强化了不同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又反过来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中国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在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建设成为新中国并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就一直具有高度的文化主体意识，把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作为自己的追求。正是这种独特的追求使中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创造出的“新世界”中的他者。


针对这种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观，毛泽东同志曾专门批驳过艾奇逊的“唯心历史观”。这一唯心史观的基本内容是：首先，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解释中国革命的发生，认为人口激增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遇到的大难题，中国人多粮少，资源分配不均，自然就会导致革命。其二，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西方的影响，西方的技术、文明和新观念输入到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的革命。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历史昭示着我们，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进入以西方文明为叙事模式的“现代”世界，完全是被迫的结果。艾奇逊的这种唯心历史观无视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的影响，也无视在这一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自觉探索的努力，反而以“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自居，所以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其实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并不是纯粹的文明的输出，而是征服和掠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仅是一种新的思想和观念，更是一个清晰的新的世界图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按自己的面貌为唯一叙事理念所构建的世界，这是李大钊所说的庶民的胜利和劳工的世界，为人类的未来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就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自此以后，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直站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最前沿，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现代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秩序之外，去努力构建新的文化身份，寻求人类生存更美好的可能性，世界文明史开启了新的一页。


回首百年风云，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性时刻，今天的中国正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当西方某些学者还在固守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的时候，社会主义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已经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从而也为人类文明和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人间正道，是以天下为己任、引领世界进步的人间大道，这些都实实在在告诉世人，对于进入新时代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来说，历史并未终结，时间刚刚开始，中国人民将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创造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二、塑造新国民


在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之际，毛泽东同志写下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春风浩荡，杨柳新绿，古老的中国大地到处洋溢着蓬勃昂扬的生命力。近百年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一种宏大的历史愿望和独特的美学追求与文化理想，整个国家体现出一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气象，毛泽东同志这句诗揭示的正是这种饱满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那就是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不否定人的尊严、价值和理念。毛泽东同志强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个体意义的人，不是作为异化了的劳动工具的人，而是真正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自在自为的觉醒了的最广大范围的人，是“人民性”意义上的人。


从康德以来，近代美学想要通过对审美问题的思考来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但由于这种启蒙主义的美学理想指向的，只是抽象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理想的“人”的完成，因而并未超越市民社会的语境，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论述的关于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为什么人服务、如何服务等问题，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念和美学理念，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代美学的意义上看，这一文艺和美学思想绝不是如很多学者所讨论的那样，是简单的政治和文艺关系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什么“经”和“权”的问题，而是真正回应了现代文明最根本的主题与历史任务，也就是“人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文艺和美学思想，不仅要把属于人民的文化权利和创造性还给人民，还要真正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成为历史进程中具有创造性的觉醒的力量。所以，强调文艺工作的普及和提高，强调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就不能仅仅看作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策略，而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适性的美学理想和崇高追求，这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为什么要说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的重要原因，我们同样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同志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提出的任务就是“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论联合政府》）。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场全方位的总体性革命，它同时是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革命。它把美学与政治辩证地统一到了一起，以最广大和最具体意义上的“人的生成”为目标，丰富了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内涵、意义和功能。美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独特的民族形式和审美形式，进而通过这些形式把中国人民塑造成真正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了的力量。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告诫全党：“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这种人民性的美学思想一以贯之，变成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美学价值诉求。而这里的“人民”既是一个具有最广泛意义的实体，同时又是最具体的实体。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艺史，从延安时期的秧歌文艺、赵树理方向到新中国的农村识字运动和文化改造，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到今天强调的以文化人、以美育人，都是中国共产党这种美学追求和文化担当的呈现形式。在朱老忠、梁生宝、孙少安、孙少平、李向南、乔厂长、陈奂生等一个一个具体真实、有血有肉的人民形象身上，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中所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看到的是现代中国时代精神的变迁，他们既是新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而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者来说，如何塑造新的伟大时代中的新的经典形象，如何把握和弘扬新时代精神，书写新的中国故事，如何在铸魂育人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提升人们的现代修养、人生格局和审美境界，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主题。


三、创造新文化


强调建设新国家，并不是要自外于人类文明，注重塑造新国民，并不是要张扬狭隘的民族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这段话强调艺术创作要扎根中国大地，胸怀天下苍生，直面当下生存现实，为世界贡献中国经验和智慧，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而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的美学追求和文化担当，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胸襟和怀抱。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最高学说，关注的是现实的、能动的人对历史的不断创造，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和历史性同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中的创造性和生成性具有内在的联系，并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美学品格。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美学和文化问题的关注，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崇高的美学追求和历史追求，也是由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一条独特的既具有中国自身特色，也具有深远的世界史意义的道路。说其具有中国特色，是因为它并不是要复制或追随任何固有的发展模式；说其具有世界史意义，是因为它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是一段辉煌的史诗，经受过各种血与火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书写新的奋斗和开创性的故事。正因为道路光荣、事业伟大，才会充满艰难和挑战。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不断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需要文艺工作者不断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美学追求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这种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这种时代精神的阐述和艺术创造，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生硬地嫁接到中国的现实，而是要创造一种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和艺术。理论工作者应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释历史和现实中发生的实际问题，并给予理论的说明，进而也使这些阐释成为历史进程中的构成性力量。同样的，文艺创造也要遵循这种要求，把这种伟大的史诗和创造性价值、意义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并真正起到鼓舞人心、改造社会、推动进步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审美和文艺创作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中，审美创造和文艺创作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或者内容问题。艺术的形式和内容、思想性和艺术性、外在性他律和艺术的自律，构成的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谈道，“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这就把文学艺术降低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因为别的东西是不采取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态的”（《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通过这些独特的艺术形式，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创造出新的文艺价值和艺术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站在今天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文化担当更加具有思想性和世界性的意义。如果说过去百年，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仍然不忘重构文化主体身份，努力去塑造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中国共产党更是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追求，把自己崇高的审美理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那就是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让新时代的中国精神活化为具体生动的故事、鲜活的艺术形象，通过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和心灵的美，去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今日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坚定的捍卫者和引领者。当旧有的全球化模式各种矛盾凸显，各种文化保守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沉渣泛起的时候，当人类文明面对诸多新的挑战的时候，重新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提升国民人文素质，培养具有人类情怀、共产主义理想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进行文化批判和文化创造，加强文化软实力和文化领导权构建，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伟大时代应该去努力完成的重任。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