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逝者如斯。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个人的价值凸显，大伯徐懋庸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越来越伟岸。他那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才能，不凡的成就，足以让我们后辈高山仰止！他是我们徐家的骄傲，也是我们下管、我们上虞的骄傲。
我对大伯的认知
我家堂前挂着一幅大伯徐懋庸一家的全家福，从小就听惯了奶奶“懋庸、懋庸”的念叨声。大门口高挂着一块略显陈旧刻着“光荣军属”的牌匾，奶奶曾亲口与我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派人为大伯参加八路军而挂上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耳濡目染下，我觉得大伯虽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却仍是我家重要的一员。
稍大一些时候， 父母对我谈起大伯时有点隐晦，既敬仰又禁忌。我知道这是我家最出山的大人物，住在大城市，曾经当过大干部，现在好像犯了大错误，成了个大右派。右派是啥？凭着当时的小脑子理解不了，感觉到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不过，大伯神童形象始终是正面的。一直当下管小学教师的母亲，时常以此来教育激励我和弟妹执波、执菲，由此也知道他童年时的许多逸事。
小时候的大伯一边放牛，一边啃书本，数次因为专注而找不到牛。没钱买书就借，他几乎看遍了下管镇可以借到的书，到后来去隔壁的丰惠、章镇借。10岁时他写的小文，便让章镇街头一位著名的私塾大师刮目相看，当场允诺接纳其为学生。小学刚毕业，他就去邻乡一所学校当老师，“肚里墨水”一点不输其他老师。未曾出国，完全自学，却熟悉掌握四种外语，翻译出版过多部名著……
光就这些，足以让学习条件比他优渥得多的我辈汗颜。
在下管中学上学时，大伯给了我一个极大的震动。初中第一学期的语文课就有鲁迅先生范文，当时通过课外阅读，读到了鲁迅的一篇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封信》，我料定这个徐懋庸肯定就是我的大伯，再细看下去，似乎大伯是以一种反面形象存在于鲁迅文章中的。这让我小心灵突突地不安起来，此后凡课堂上鲁迅的范文就会产生心理紧张：一怕同学们异样的目光，二怕伤着心中的大伯。
从此，解开大伯这个谜，成为我读书的另一个目的。
1979年我参加高考，虽然上线但没高出几分，之后有幸进入上虞春晖中学高复班。当我知道夏丏尊、朱自清等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巨匠，身在白马湖畔，对那个年代和背景更加有了考证的兴趣。可惜当时图书馆文坛史料甚少，加上备战高考，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1980年我考入浙江丝绸工程学院之后，时常赴图书馆，除了看专业书籍，我最大的兴趣，是埋头翻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相关资料文献，大体明白了事件原委：与鲁迅先生身为同乡又是师生关系的大伯，当时任左联秘书长，无疑是共产党和鲁迅中间牵线人的最佳角色，两人亦师亦友，又同样耿直。大伯可能年轻冲动，一封关于抗日“两个口号”之争的私信，因时机选择不当，语气表达不妥，让鲁迅误以为是一个团队在挑战他，遭到了鲁迅以公开信形式的痛批。写信是个人行为，但就信里所表达的，确实又是周扬或者党组织所提倡和赞同的。于是大伯就成了“两个口号”的“漩涡中心”。从20世纪30年代延续到“文革”后期，许多人牵涉其中，甚至为此影响整个人生，尤以大伯首当其冲。
之后我又着意追寻新中国成立后大伯行进的脚步和羁绊。
新中国成立不久，大伯被委任中南局主抓文教工作，之后赴武汉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副校长，校风教风学风焕然一新，深受各界好评。20世纪90年代我在绍兴县政府办工作期间，偶遇从武大毕业的绍兴市工科所杨高工，我就问他，可知武大书记徐懋庸？他说当然知道，第一年入学典礼上就亲耳聆听过徐书记近一个小时的报告，很有感染力和鼓动性。
1957年大伯调回北京工作，当时正值推陈出新、百家争鸣，大伯直抒胸臆，多次在人民日报以回春、弗先等笔名发表文章，为党和政府工作献计献策，针砭时弊。在他眼里，共产党人应该襟怀坦白，成绩不用多讲，对问题和不足应该自省并接受人民监督。不料由此招来大祸，姚文元亲笔在人民日报连篇累牍一评、二评直至八评徐懋庸的文章，大伯被扣上大右派帽子，先后被发配到河北及北京郊区劳动改造。
之后的十几年，大伯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度过的，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上颇多造诣。压抑和严酷的政治环境与紧张的工作状态，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1977年春寒料峭的一天，才67岁的大伯便永远离开了我们。
平反昭雪之后的1979年，中国社科院为徐懋庸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80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任白戈，也是大伯在延安抗大挚友的万字长文，对大伯的一生作了全面追忆和高度评价。我驻足一个小时逐字逐句默诵了一遍，心潮澎湃禁不住泪目。
是的，“即便被开除党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党的人。”这是大伯的肺腑之言。拨雾见日，党最后给了“懋庸同志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坚持真理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的高度评价。
大哥执提曾和我谈起大伯平反的艰辛经历，陈云同志起了主要作用，亲自写下了：“具体细节记不得了，但毛主席接见徐懋庸并提出六点意见应属实。”而六点意见核心就是：“两个口号之争”是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
其实，论大伯和鲁迅先生关系，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他们彼此之间光是书信联系就近60次，鲁迅日记多次记录和大伯的礼尚往来，加上是同乡，可以像亲戚般走动。有一次执提生病，大伯便带着他让鲁迅看病，开了中药方子。大伯曾问执提，你小时候，鲁迅先生还亲自剥桂花糖给你吃呢，可有记忆？执提回答说，一点印象都没有。确实，从科学角度说，二三岁前小孩是没有记忆的。
大伯去世后，从延安革命根据地就与大伯相濡以沫的大妈王韦历经艰难，凭一己之力，将大伯堆积如山的文稿于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整理出版，《徐懋庸选集》《徐懋庸回忆录》和《徐懋庸杂文集》，叠起来足有一尺高，大妈亲自邮寄过来的十套书籍，在老家引起不小轰动，家乡人都想先睹为快。其中有一章节是关于下管镇宗氏祠堂的描述，完全凭他儿时的记忆，还原成每个堂7个字，特别形象和琅琅上口，让后辈们传诵至今。
我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大伯新书浏览了一遍，激动，感慨，憧憬……以前，我只知道大伯伯是文人，是文学家、翻译家和哲学家，现在我知道大伯伯更是一名战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位勇士。1938年奔赴延安时，毛主席亲自接见他，亲自为他安排工作，指定入党介绍人，甚至用《论持久战》的稿酬请客时也有他；彭老总曾向抗大常务院长何长工点名要他；和抗日名将左权有交集……我仿佛看到大伯在太行山上策马奋进，在抗大教室宣讲马列，在冀察热辽地区土改攻坚……从以笔为戟到弃笔从戎，文武双全，英勇善战，矢志不渝。大伯一生跌宕起伏，可歌可泣，荡气回肠。
大伯对我家的关怀
大伯的母亲在我出生前已经离世，大伯的父亲我叫他大爷爷，是我6岁那年去世的，他非常长寿，活到90岁，出殡的那天，搞得有些隆重，我连绕大爷爷坟头三圈的场景都记得。印象中大爷爷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白发银须，总是穿着一件长衫，眼睛是最后的几年失明的，长期卧躺在堂屋靠南窗的床上，奶奶讲这样可以多晒晒太阳，也便于叫得应，生怕他有不测。起居饮食一直由奶奶包了。
我爷爷是下管镇上有名的篾匠，也是有名的大善人。他用极细篾片编织一对用于祠仪的牌扇，即便按现在的眼光，工艺水平也堪称一绝。不仅如此，他对当时的下管社会现象有许多独到的看法，与侄儿不谋而合。所以叔侄之间共同语言特别多，大爷爷一直反对儿子念书，以为早学门手艺早赚现铜钿。而我的爷爷则是他求学的坚定支持者，千方百计从微薄收入中挤出钱来救济他读书。大伯伯为躲避国民党的通缉去上海勤工俭学，我爷爷不放心，曾专程去上海看望他。
可惜爷爷在我父亲5岁时就去世了。按大伯的说法，如果叔叔不早亡，凭开放和务实的性格，极可能和他一样走上革命的道路。
之后，大伯对我爷爷的感恩全部汇集到我奶奶身上，亲切地称我奶奶为小娘，每次和我父母的通信，总要问起奶奶的健康状况，每月5元人民币总是雷打不动准时寄到家里，尽孝之心有口皆碑，西堂邻居们都知道大伯伯是一个大孝子。在奶奶心里，早已把大伯当成了亲生儿子，总是亲手制作一些茶叶和笋干寄包裹让大伯家尝尝下管土特产。小毛姐回忆起随父亲来下管时的情形，讲奶奶和我妈总是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他们，“白斩鸡”的味道至今记忆犹新。1977年2月，我们收到大伯的小儿子克洪发来的大伯病故的电报，在上虞法院工作的父亲当天赶去奔丧。平时少言寡语的奶奶大声恸哭，声声呼喊着大伯的名字，令我至今难忘。
1962年，我父母结婚的那年，大伯专程赶来道贺，因为摘掉右派帽子，行动相对自由了。这也是大伯奔赴革命之后第二次来上虞，父亲去上虞火车站迎接，乡音不改，热情不减。其实大伯无论在上海，在延安，在北京，始终关注着上虞，关注着下管，当大伯从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看到下管解放的消息，兴奋不已，邀来同乡举杯相庆。
我和大伯的交往
我5岁时凭着母亲教我识写的几百个字，忽发奇想，也要学着爸妈的模样，给心心念念远在北京的大伯写封信，大意是把马上读小学的喜讯告诉他。
稚嫩笔画和祝福语让大伯大为高兴，半个月之后就收到了他亲笔回信。折叠的信笺纸内居然还包藏着一个毛主席纪念章，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富有特别的意义。兴奋和激动足足陪随我好几天，我写信并收到大伯的信整个事，西堂五六户邻居都知道了，我亦以此引以为荣。
之后的几年内，我陆续写过约十来封信，内容大体是禀告奶奶身体健康，报告我的学习成绩，还夹杂一些下管发生的新鲜事。
还有一桩童年糗事，也与大伯有关。小学三年级时，生性顽皮又想作孩子王的我对玩具手枪极为入迷，自己亲手制作木头手枪、钢筋弯曲做的手枪，有长有短，蔚成系列，但所有的枪都是假把式：没有子弹。于是我执意想弄一把能射出子弹的玩具手枪，竟瞒着父母写信向大伯索要，不久愿望成真，包裹里面除了一把十分精致的塑钢玩具手枪，还有一副精美绝伦的玩具扑克。尽管为此受到父母的严厉责怪，但大伯的礼物仍令我喜出望外，爱不释手，每天放学归来必把玩一下，过过军瘾。
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大伯的包裹里还挟带着一张小纸，让我手枪不要对着人。我真的以为这个小枪有很大杀伤力，几个小朋友聚在一起把玩时都十分小心，邻居大哥一看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对着自己的手按动了扳机，塑料子弹射出来了，结果却是毫发无损，令我等几个小朋友目瞪口呆，顿时醒悟，大伯的真意是怕伤着别人眼睛。
1973年秋，日思夜盼的大伯携小女儿小毛第三次来老家，我穿上新衣服，和父母一起去下管汽车站迎接，大伯身穿整齐的中山装，消瘦却很精神。我们好似一对一见如故的忘年交，在下管老家的一星期，我一直粘在大伯身边，以前闻到香烟味就躲闪，但对大伯身上的香烟味总觉得闻起来特别香。每当和大伯走巷访友踏青，我总是自告奋勇作小向导。大伯沉静的目光像梳子一样地梳理着下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街头巷尾寻觅儿时记忆，田间陌上发觉细微变化。管溪、桃花溪、老虎山、石笋山……作为小向导的我自然无法体会他看似沉寂，胸中却是波澜起伏的人生感慨，这种心情只有到现在，当我也进入了这个人生阶段的时候，才有所体会，引起时空相隔的共鸣。
最后一天，大伯向我们告别，虔诚地向我奶奶三鞠躬，奶奶为此老泪纵横，互道珍重，不料竟成诀别。
1990年10月，我携爱人赴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起向大伯伯的骨灰盒叩头默哀献花。
深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大伯在天上。
（徐执平为上虞下管纪念徐懋庸诞辰110年活动而作。2021年1月13日于绍兴迪荡。）
发表于 2021-1-22 11:3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