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本土化途径与晚清义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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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本土化途径与晚清义赈


作者：朱浒       


近数年来，特别由于美国学者卡罗琳·里夫斯（Caroline Beth Reeves）以及 中国 学者闵杰、周秋光、张建俅和池子华等人的出色 研究 [1]，使我们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早期 历史 的了解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学者大都注意到，在作为舶来品的红十字会被中国 社会 最初接受的过程中，中国本土资源具有某种基础性作用。例如，闵杰较早地明确指出，“在红十字会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具有相当普及的社会救济组织，保持着历史悠久的慈善事业的传统，与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相通之处，这使红十字会的传入比其他事物较易为国人所接受”[2]。周秋光亦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便以积德行善为优良传统，存在着接受红十字会的思想与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3]。里夫斯、张建俅和池子华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看法。不过，一旦继续追问这种基础在实践层面上究竟通过何种途径，或者说怎样才能实现与红十字会的性质和形式相结合的 问题 时，这种把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作为主要渠道的看法就显得过于笼统了。本文的研究表明，红十字会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这个过程，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中西慈善文化的相通性，而是有一条相当具体的依赖路径，即与标志着中国救荒事业重大 发展 的晚清义赈所提供的社会机制有着密切关联。



一、庚子之前倡设中国红十字会的话语脉络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之始，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新中国时期都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权威性说法[4]。有关该会的演生过程，前述闵杰、周秋光、张建俅和池子华等四位学者业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们的论述在各自揭示的历史事实和具体叙事上存在着一些出入，却几乎都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非常一致地把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起源过程描述为一条相当清晰的从话语到实践的逻辑展开线索，即其间经历的是一个西方 影响 ——国人了解——宣传鼓动——组织模仿的线性发展阶段。根据这种逻辑思路，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基本上就是中国官方和社会通过一系列的 学习 和吸收程序，刻意模仿某个西方组织以推动自身 现代 化的一个结果。事实上，这种叙事大大简化和混淆了中国红十字会起源过程中蕴含的复杂关系，许多不同层次的发展脉络其实是被生硬地拼接在一起的。


上面这种批评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这种叙事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既然慈善文化是中国的一个“大传统”，那么为何是在上海的一批绅商会对数千里之外的东北难民投入更大的关注？为什么只有上海绅商能够起而联合国外人士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从而成功地奠定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之基呢？这些问题提醒我们，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很可能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事件，因此就有理由怀疑以往在话语和实践之间建立的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或是某种必然的连续性。在这个具体情境中，这种怀疑可以表达为这样的问题：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出现，一定是遵循着从思想传播到实际行动的路线吗？换句话说，在倡议创设红十字会的言论与按照红十字会形式开展的行动中所显现出的脉络是完全一致的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话语和实践的性质差异以及两者在时空上的不同坐标，将这个诞生过程中的相关历史现象重新进行排列，从而清理出这个过程的真正面相。 就红十字会知识向中国的传播而言， 目前 所见国人中最早对红十字会作出较为系统表述的是孙中山。1897年，孙中山将英国医生柯士宾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成中文，并由伦敦红十字会初版发行。此书在1904年以前便流传到了国内，因为《申报》于此年正月间曾称其“颇有用，正不必以人废言也”[5]。在该书的译序中，孙中山认知红十字会性质的表达方式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认为红十字会在西方出现并得到推广乃是由于讲求“济人之术”的结果，姑且不论其准确性，这乃是对红十字会性质的一种整体概括；其次，他用孟子“恻隐之心”之说的引用，表明他的潜意识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红十字会定位[6]。因此，这实质上是一种整体性话语，也就是说，其试图在把中国和西方作为两个可以对接的整体文化单位的前提下，在红十字会与中国具体情境之间建立起某种直接联系。尽管孙中山没有在这个译序中提出在中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建议，但是这种整体性话语却成为后来者阐述创设理由时一再使用的论证方式。


这方面第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被公认为在中国首倡创建红十字会组织的孙淦。在1898年那份最早建议设立中国红十字会的禀文中，孙淦呈请的理由就是创设红十字会可以“赞军政而联与国”。他首先根据红十字会实行战争救护的一贯行动，将其基本性质 总结 为“军事一起，无不受此会之大益”。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万国公法之中，以此会为近数十年至善之大政”，况且中国“以亚洲文明之大国，而万国共行之善政，我独阙如，坐令西方之人以野蛮相待，蔑我滋甚，其于国体，所关匪轻”[7]。在他于同年11月间在《申报》上发表的关于红十字会的论说中，这种中国与国际体系接轨的角度同样有着明显体现，其中甚至称：“方今地球各国，联约者四十有二国，未经入会者，惟朝鲜与我耳，毋怪人之不我齿也”[8]。由此可见，孙淦是完全按照近代国际关系的逻辑来定位红十字会的，而他如此急切地呼吁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其目的当然是担心清朝被甩出条约体系的互动格局之外，同时也注定他只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民族国家的代表即清政府身上。 在红十字会知识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驻俄公使杨儒也是被以往研究多所提及的一个重要人士。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欧、亚、美三大洲共26个国家在荷兰海牙召开保和会，杨儒率领中国代表团与会[9]。在会后向清廷奏报此次与会情况时，杨儒顺带提出了中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建议，而其见解同样无法越出上述那种整体性话语的范围。他首先也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概括了红十字会的基本性质：“红十字会救生善会，各国俱重视此举，谓为教化中应有之仁义”。至于他随后陈述的设会理由虽然简单，却更加明显地体现出遵守国际法的含义。因为他曾代表清政府与各国代表一起画押了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条约文本，故而其奏折中称“现既从众画押，自宜及时筹办，以示善与人同”，并称应“由国家督率举行，并赏颁恩款以为先导，再行广事劝募，聚少成多，出资者不甚为难，创始者方克持久”[10]。


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前，《申报》也数次呼吁中国成立红十字会，特别是两篇题为“创兴红十字会说”和“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的社论，极为明显地反映了《申报》对此问题的思路。前者出现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间，其中言：“红十字会者何？泰西各国临阵救护受伤兵士之善举也。……今则合欧亚美诸洲，除野蛮外，凡有教化之邦，无不踵兴斯会，所未兴者，惟我中国及朝鲜耳。朝鲜孱弱，几不克自存，原在不论不议之列。若中国则声名文物照耀寰区，王者之师最重仁义，而坐令兵卒效命于疆场之际……不特中心有所不忍，且不将贻四邻之笑而鄙之为野蛮乎？”[11]后者发表于次年三月初，虽然其中对红十字会功能的界定上发生了若干变化，但其论证方式并未改变：“红十字会者何？泰西各国施医疗疾之善举也。……亟盼中国创兴红十字会，莫让泰西、日本专美于前也”[12]。由此可见，《申报》仍然主要从国际竞争角度来发出这些倡议的。


二、中国创设红十字会组织的实践脉络


如果仅仅根据时间序列，那么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实践的确可以说与上述话语的传播有一定的承接关系。这是因为，据目前所见，首个由中国本土人士仿照红十字会性质成立的社会组织，正是在光绪二十五年才出现的。约在是年三月下旬，上海绅士汪炳等人设立“中国施医局”，并在该局章程中明白地称，“同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士，无事施于贫民”[13]。不过，从该局的实际性质来看，其与上述话语脉络之间很难建立起直接的逻辑关系。首先，此举系一批上海地方绅士所为，在其章程中并未显示出有官方的推动。其次，该局其实更象是上海地方社会中的一个普通善会或善堂。更重要的是，虽然该局声明“有事施于军士”，可是当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于次年爆发后，根本看不到它的身影。因此，也就难怪从来无人将之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 与中国施医局相比，1900年针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发起的社会救助行动才真正具有较为明显的红十字会性质，并使红十字会这种形式第一次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次行动的起因是，在八国联军相继攻陷天津和北京后，以一批江南绅商为主体的社会力量自发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在中外战争状态远未结束的时候，为救助战争难民而发起了救援行动。


首先，这场救援行动始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中旬，大致告止于次年二月末，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民间自行举办的大规模、跨地域救济兵灾难民的行动。其中，两个规模最大、组织较为完善的救援机构都出现在上海，这便是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 首先成立的是救济善会，其公开宣布成立的时间恰在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逃到太原的前一天[14]，即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1900年9月9日）。是日，救济善会同人在《申报》上刊出公启，声明本会“名曰中国救济善会”，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15]。该会公所设在上海北京路庆顺里，其首要主持者是浙江湖州人、在籍户部山西司郎中陆树藩。不过，这个动议可能是由杭州鼎记钱庄执事潘赤文提出的，因为根据陆树藩的说法，他是得知潘赤文“大发善愿，拟救济北京被难官商，先垫巨款”后，才产生创设救济会念头的[16]。而且，潘赤文后来也成为救济会的重要主持人之一[17]。但无论如何，救济善会的主要创立者是一些江南绅商，应是确定无疑的。 救济善会成立后，立即采取了三个行动来扩展自身的社会影响。首先，它联合了相当一批江南绅商来扩大组织 网络 [18]。另外，上海包括《申报》在内的不少报馆都在发送报纸时帮助救济会分送捐册[19]。其次，它还委托当时的上海道余联沅照会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请其“颁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准向军前随时救护”，德国总领事也很快便“缮给执照”[20]，从而扫清了北上的外部障碍。最后，它向当时暂时停留在上海的李鸿章禀告了自己的救援请求，很快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21]。后面这两个举措为救济会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因为这使得该会可以“相机行事，与华人办事则依赖中堂，与洋人办事则昌言善举耳”[22]。


救济会很快赢得了江南社会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它成立不久，当时旅居上海的刘鄂就筹垫了12000两的巨款送交该会，上海道余联沅也捐银一千两，轮船招商局委员谭干臣、韦文甫和郑官应等人则拨助大米五百石[23]。晚清著名经学大师俞樾捐助自己的著作数十部，并“自书单款楹联两副，嘱一并变价助振”[24]。上海一位医士则表示，只须救济会“给以凭票”即可收诊其救回的病人[25]。据救济会人士所言，当时“宦海儒林均极踊跃，即佛门中人亦大发慈悲，朱提慨助”，“甚至六龄弱女亦捐压岁之钱为拯灾之助”[26]。


不过，救济会并不是当时最大的救援机构。尽管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一批绅商和善士即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施则敬等人设立济急善局的时间略晚于救济会，但其规模很快超过了后者。就在救济善会发布公启后仅九天，严信厚等人也在《申报》上发布公启，宣布济急善局（后亦称作东南济急会，简称济急会）正式成立[27]。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济急会同人复邀集大批绅商筹议救济事项。会议的主要参加人员有招商局的顾缉庭、严芝楣，福余南的曾少卿，汇业董事左庆先、白星五，洋货业董事许春荣，茶业董事梁玉堂、袁詠笙，四明公所董事朱葆三，天顺祥主人陈润夫，钱业董事陈笙郊、刘杏林、孙荻洲、谢纶辉、袁联清，以及丝业董事黄佐卿等人。会议结果，除多人当场认捐大批款项外，各行业董事还“均允即转商同业，再行分别筹助”[28]。 在江南社会的大力支持下，救济会和济急会得以迅速展开救援行动。特别是救济会主持人陆树藩还亲自会同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中国前驻法国参赞陈季同、德国医官贝尔榜等人搭乘招商局“爱仁”号轮船深入京津地区，就地接运难民回南[29]。济急会则除了在清江至德州一带接济南逃难民外[30]，还趁着李鸿章北上议和的机会，委托随其进京的一些幕僚设立了京城济急分局，同样把救援行动延伸到了战区腹地[31]。最终，救济会共从华北接运7000余人回南方[32]，费银至20余万两[33]。而济急会的成效可能更为可观，虽然其最终救助人数无法确知，但其费用总数甚至达到了50多万两[34]。


周秋光在论述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时认为，红十字会的相关知识传入中国以后，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才导致中国成立红会的进程不幸被打断，直到日俄战争时期方在组织上出现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35]。而在闵杰、张建俅和池子华三位学者那里，1900年恰恰构成了中国红会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他们都注意到了此次行动对红十字会的运用。闵杰先生还明确指出，救济会“虽未采取红十字会这一国际通行名称，但不失为中国旧式善堂组织向红十字会的过渡”，因而可以称之为中国红十字的先声，并且，“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只不过是对红十字会这一国际通行名称的最后确认”[36]。然而，他对这个说法的论证尚有一定的不足，因为其根据仅仅是救济会成立公启中的说法。实际上，这场救援行动的红会性质并不止于这一个方面，也决非完全集中在救济会身上。


首先，救济会和济急会在借助红十字会方面都有明确的意识。救济会在成立之初就声明自己仿照“外国红十字会之例”，济急会也正式说明自己“系仿照红十字会意办理”[37]。救济会还尤其注意在实际行动中体现红十字会的标志和精神。该会规定：会中“无论上下人等均穿红十字记号衣服”[38]，该会所派人“身边及舟车均以红十字旗号为凭”[39]；其开设保定分局时，规定执事人“衣上有红十字记号，洋文写明‘中国红十字会执事人’字样”[40]。另外，陆树藩在天津遇到一批“甘从洋兵，以身试险”的苦工时，虽恼怒其“贪利北来”，但念及“红十字会例，以平等救人为主，故仍一体援之”[41]。当他得知随自己北上的一些司友“颇有退心”时，又特地向其解释“泰西红十字会章程，系专往军前救济”[42]。


其次，这场救援行动的红十字会性质在当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申报》就认为，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的宗旨都“与泰西红十字会相同”[43]。时人赋诗称赞救济会，就有“救济会原红十字”之句[44]。如果说这尚属一般人的模糊认识，则驻俄公使杨儒的看法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前已述及，他曾经代表清政府与国际红十字会发生过直接接触，可以说是国内较早了解红十字会的人士之一。而当他知晓救济会的活动后，也认为其与红十字会“虽办法稍殊而宗旨无异”[45]。另外，侵华各国统兵官见到救济会中人臂上均“缚有红十字”时，尽管认为该会尚未加入“杰乃法之会（即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未便滥用红十字旗帜”，但也只是让该会将“红十字该为蓝十字”，并未质疑其行动原则或阻挠其行动[46]。


不过，这场行动的红会性质并不足以紧密契合前述那种话语脉络。正如张建俅指出的那样，救济会和济急会都“明显带有地方主义的色彩”[47]。对此，除了这次行动的主体为江南人士之外，还有另外的显著表现。首先，时人关于此次行动就作出了地方性表达。例如，救济会在成立之初就声明：“北方兵祸之惨，为从出所未有，……其望我南人往救之情何等急切”[48]。陆树藩更直截了当地说其目的是要“合南方之财力，救北地之疮痍”[49]。颇能代表公共舆论的一些报纸也表达了类似意识。《申报》在一篇社论中就称：“关山颦鼓，北方之烽燧频惊；花月笙歌，南方之繁华犹昔。验天心之向往，思人事之推迁，作善以迓休祥，修德而免灾戾”[50]。设于上海的《游戏报》亦宣称：“吾想东南各省邀如天之福，得以安居乐业，锋火无惊，当共愿力济时艰”[51]。


《中外日报》甚至认为举行这种“泯南北之畛域，一视同仁”的行动，还有可能成为开启“中国合群之理”的一个契机[52]。 不出意外的是，上述观点在东南各省也得到了呼应。例如，一位扬州孝廉认为：“试思彼苍生我，我人也，北方官绅商民亦人也。我之乐如此，非如饮食衣服之不可须臾离也，人之苦如彼，非有遗孽隐匿之足贻上天怒也……且我既得遂其为我，是天独厚于我，我何不稍存恻隐以承天？”[53]另外一位不知名人士亦站在南方立场上倡言：“比闻北直被兵，民生涂炭，因念吾辈处东南无事之地，得以全性命而保家室，倘坐视彼土劫烬之余，一任其生者流离，死者暴露，而不思援手，扪心何以自安？”[54]尽管因 时代 局限，上述言论大多带有浓厚的福报色彩，但从中不难看出，南方社会对救援行动的必要性具有相当的共识。 其次，这次行动的实际进行也证明了其作为地方性实践的性质。在这个方面，主要是通过其救助的对象表现出来的。还在行动之初，救济会和济急会就表明其试图救助的实际上只是江南在华北被难的人士，例如，前者曾声明此举欲“专济东南各省之被难官商”[55]，后者亦宣布自己的行动“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56]。只是在南方其他一些省份的官商士绅对两会的这种做法提出质疑之后，济急会才被迫重新设定救助对象的范围，声称“现在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应救济”[57]。至于救济会虽然也救助了不少江南以外的难民，但从最后结果来看，江南的难民仍然构成了该会的主要救助对象。而这样一来，这场行动更多地体现了江南地方性的能动作用，对红十字会的模仿和使用则是临机措施而已。


乍看起来，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话语和实践脉络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似乎实现了统一。一方面，那种使用整体性话语倡设中国红会的言论再次出现了。是年正月十九日（1904年3月5日），《申报》上刊出了题为“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的社论，其中就称：“我中国声明文物之邦，而亦漠然置之，非特贻诮友邦，即自问亦能无所愧恧乎？”[58]同年二月初十日（3月26日），中国驻美国使臣梁诚在奏请“联约各国仿设红十字会”一折内称：“近今各军行阵救疾扶伤，不分畛域，其法良意美，尤推红十字会为最。……环球各国日孳孳然讨论而利用之，……臣体察近情，觉红十字会为练兵不可少之举”[59]。两天后，御史夏敦复亦奏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并“拟请饬下外务部王大臣，商明俄日两国公使，查照泰西红十字会公例，请其各电致统兵大员，传谕所部将弁，凡遇中国红十字善会所到之处，一律保护，不加侵犯，俾无险阻之虞，得尽拯援之力”[60]。


另一方面，国家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的过程中似乎也起了主导作用。特别是外务部在光绪三十年三月初十日（1904年4月25日）奏称：“本年二月十二日（按：阳历3月28日），御史夏敦复奏请查照西例设红十字会等语，奉旨：‘外务部知道。钦此’。迭经臣部会同商部电致上海绅董筹办，旋据电复，已议成中、法、英、德、美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各举总董，分筹款项”[61]。照此说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岂非正是那种整体性话语向现实行动的转化？问题在于，外务部的这个说法存在着很大的疏漏。首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日期是1904年3月10日。其次，盛宣怀则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向清廷奏报，他在夏敦复奏请之前，已经与商约大臣吕海寰、侍郎吴重熹着手筹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了[62]。


不过，如果盛宣怀所说属实，则意味着官方还是起了推动作用，毕竟，他们三人是以中央官员的身份来督促上海绅商的行动的。不过，盛宣怀的这份奏折也有可疑之处。首先，由于该折声称“其时天津、奉天先后设有救济筹济等局，以图急拯民命，惟中国尚未入瑞士国红十字总会，无从享战地救难医伤之权利”，只有经盛宣怀等三人“督率该会总董道员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任凤苞等劝合寓沪中西各国官绅”，才得“联合英、法、德、美五中立国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何单单上海的“中西官绅”才能够被“劝合”起来成立红十字会组织呢？其次，盛宣怀在该折中为办理该会的上海绅商请奖时陈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各员绅等又非尽负地方责任，远人引重，亦非虚词”。这个说法亦甚为奇怪。如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确实是一个由中央官员主导的组织，则其救助对象 自然 指向全国，那么上海绅商的地方身份当然不至于需要特别强调，这里显然就有矛盾之处。


事实上，上海绅商针对日俄战争而发起的救助行动，还在1904年间的那些话语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他们在行动之初也并未表现出试图正式创建一个红十字会组织的愿望，而不过是想举办一次与1900年情况相仿的救助行动。还在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五日（1904年2月20日），《申报》就刊出了“劝中西官绅急救北方难民说”的社论，提出当年华北救援的经验正可用于当前对东北难民的救助[63]。这并非仅仅是局外人士的看法。正月十七日（3月3日），主要由原办济急会同仁创办了一个名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组织，其章程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自问自答：“或曰：‘庚子之役，上海有救济善会之设，各国义之。今东三省复有是举，固被难人民所亟盼，而亦两战国所乐从也。其事与庚子得毋相同？’顾事则同矣，而其实有难焉者”[64]。纵然时势不同，但这段话表明该会同人对庚子之役仍有清晰的记忆。而且，该会之所以选择仁济善堂作为集议场所也就无甚奇怪了，因为该善堂及其董事施则敬在庚子之役中都有过引人注目的表现[65]，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其中的连续性。 虽然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格于国际红十字会“会中公法，窒碍难行”，实际上只有七天的历史，但它却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直接前身。因为正是该会同仁很快决定“商请寓沪西国官商及工部局值年总董事同行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并且声明“一经议定办法，同人即就盆汤弄丝业会馆设局开办”[66]。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的次日，即正月二十五日（3月11日）午后三点钟，作为中方董事之一的施则敬“复邀各华董在丝业会馆会议，先行筹备五万金，以期及早开办”[67]。二月初一日（3月17日）举行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全体会议上则确认，仁济善堂、《申报》馆等处为代收捐款之所，而在丝业会馆“设立总收发所，所有华董办事、劝捐等事，即以丝业会馆为总汇之区”[68]。这一系列事实表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既不是受整体性话语的直接引发，又与其处在不同的发展序列上。 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过渡过程表明，这批上海绅商创办红十字会组织的主动性显然与前述盛宣怀所言有着很大反差。况且，他们在发起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的章程中就声明，该会“虽系商办善举，应请政府协助，由董事电恳政务处、外务部、商部及各地方官竭力保护”[69]。另外据他们的说法，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亦是他们“禀奉吕尚书、盛宫保、吴侍郎，转商寓沪英、法、德、美各官商”的结果，而盛宣怀等人不过是在事后表示承认和支持罢了[70]。由此可见，该会的初创之功仍然更多地应归于民间的自发举动。顺便指出，很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难怪作为红十字会总董之一的沈敦和后来甚至称“沪红十字会系民捐民办，甲辰（按：即1904年）四月、十二月两次奉旨嘉许，实称善举”，从根本上否认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创时具有官方的背景[7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同样基于上述事实，前述盛宣怀的那份奏折中出现自相矛盾之处也就不难理解了。原来，盛宣怀的这份奏折中还称：“兹以五中立国权宜联合，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72]。在宣统二年的另一份奏折上，他又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亟应就此立定中国红十字会规模，期于可久可大为主”[73]。这表明，盛宣怀试图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红十字会。这样一来，他必须一方面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纳入整体性话语的轨道以赋予其在国家层面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强调上海在创设红会过程中的优先性，从而在不经意间暴露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基础。此后，尽管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方董事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人受盛宣怀委派，“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余款先行筹办”中国红十字会，也使得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但是这种话语与实践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直到民国初年，纵然北京政府支持以吕海寰为会长的总会，也未能真正归并以副会长沈敦和为首的另一股红会力量，从而造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设在北京、总办事处却设在上海的长期并立局面[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