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一种文学的滋养源于“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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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一棵树：他们，见证一种文学的滋养源于“江南”


来源：钱江晚报　　张瑾华　


12月7日，又是一年郁达夫的生日，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将在这里颁奖。迟子建《候鸟的勇敢》、斯继东《禁指》分别摘得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孙频《鲛在水中央》、马小淘《骨肉》、须一瓜《甜蜜点》获得中篇小说提名奖，邵丽《天台上的父亲》、雷默《大樟树下烹鲤鱼》、徐则臣《青城》获得短篇小说提名奖。


正是大雪节气。从北国到南方的新老作家们汇聚在浙江富阳，又一年的文学盛事，以郁达夫的名义，星火传承在这片江南的土地上，辐射到更远的地方，更远方的文学爱好者。


一本在江南水土上生长的文学期刊，走过了40年。一个在江南水土上诞生的文学奖项，走过了六届，12年。


时光，是文学力量在江南生长的见证，这种见证的基调是一种丰厚，一种润泽，一种温柔。是持久的关注与热爱，悄然生长与蔓延在民间。就像每届郁奖颁奖的那天，《江南》会和获奖的作家们一起，在郁达夫的故乡种下一棵树。树会慢慢生长，郁达夫小说奖，也在一年年长大。


在江南，谁人不知郁达夫。而郁达夫小说奖跨越12年，也像富春江水，浩浩荡荡流向更广阔的土地。这正是江南文化的美好的样子。


郁达夫奖的全国影响力有目共睹。获奖作品榜上，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从第一届到第六届，铁凝、王安忆、毕飞宇、阿来、白先勇、迟子建都是中国拥有海内外影响力的作家。同时郁达夫小说奖也从不忽略文学的新生力量，如今已经成名的70后作家张楚，80后作家甫跃辉等等，《江南》都曾经是他们成长的“福地”，在他们的文学道路上，给了他们至关重要的肯定。


一个郁奖，也培养了一批浙江本土的文学生力军。从第二届获得短篇小说奖的温州作家东君始、斯继东、张翎、王手、祁媛等浙江本土作家都得到了郁达夫小说奖的关注。《江南》和郁达夫小说奖，也成为他们文学道路上的强大推动力。


洪治纲：一个评论家眼中的《江南》40年


《江南》40年来，既参与推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培养了浙江本土的一批优秀作家。从叶文玲、汪浙成、张廷竹，到余华、柯平、艾伟，很多本土优秀的作家，都得到了《江南》的大力扶持。这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洪治纲的观察。


《江南》杂志自2009年开始设立郁达夫小说奖，每两年一届，至今已办了六届。洪治纲作为评论家，也一直关注着郁奖的生长。


说起跟《江南》的缘分，洪治纲不仅是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审之一，很早就是《江南》的作者。


“我在读书时就在《江南》上发表过组诗，后来还发表过随笔、评论等，对《江南》怀有非常温暖的记忆。”他说。


以洪治纲的专业视野和目光打量这本在杭州土生土长的文学期刊，他说，《江南》的包容性和编辑视野很强。它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过众多极具影响的作品，包括余华的《祖先》等先锋小说、南方生活流诗歌等，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领域，产生重大反响。新世纪以来，刊物继续保持这种开阔视野，发表了不少新移民作家作品。


为什么《江南》的编辑视野很强大？他说，《江南》一代代的编辑，很多本人就是浙江重要作家。如汪浙成、谢鲁渤、袁敏、钟求是等，他们都有全国影响力。他们既决定了刊物的面孔、品质和胸怀，也团结了国内外大量优秀的作家，保证了刊物质量。


洪治纲研究小说，也不仅仅关注小说。他说，《江南》拥有一些重要特色的专栏。《江南》的文化散文和诗歌，一直是具有本土特色的栏目，曾推出过张加强、柯平等一批作家极具江南特色的散文。诗歌栏目更是浙江诗人的作品重镇，并延伸出了《诗江南》。


令评论家洪治纲欣喜的是，40岁的《江南》，正在建构自己的审美范式。“很多重要刊物都设有自己的文学奖，但省级刊物中，像《江南》举办的全国郁达夫小说奖，可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它以郁达夫式的审美格调作为基本的评判依据，既彰显了江南文化的特质，也倡导了文学回到人的内心世界、回到真情实感之中的审美理念。”洪治纲说。


东君回忆获奖：这事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我跟外界一些同行相识相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文学杂志主办的笔会，正如一棵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座山，一枚钥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门，一本杂志，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群写作者，了解由这样一个复杂群体构成的一种文学生态与氛围。在网络阅读成风的时代，有几本自己喜欢翻阅的纸质杂志，有一些与自己心气相通且能跟进关注的作家或诗人，多少也算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


温州作家东君，以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得主横空出世，那是8年前。当时，70后作家东君的得奖，被文坛称为“黑马”。东君与《江南》，有不短的一段故事。


东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订阅《读书》、《港台文学》，对别的什么文学杂志不甚了了。直至九十年代初，到县城读书，他才在图书馆里接触到大量文学期刊。有些文学杂志的名字是以时间节点命名，比如《十月》、《清明》之类，有些则是以地理空间命名，比如《江南》、《西湖》之类。《江南》是偏于南方的。它有着南方的郁热、湿润、阴柔。我甚至觉得江南是偏于夏天的、中年的，而《西湖》是偏于春天的、青年的。


东君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过《江南》杂志社的“初体验”——


“1997年早春，我从北方远游归来，途经杭州，就在西湖一带逛了一圈，阴雨天，游客依旧不少，我逛完白堤，游兴不减，又逛到了布满法国梧桐的南山路，无意间瞥见一个浙江省作协的牌子。其时，作协里头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我知道《江南》杂志社就跟省作协合署办公，我认识其中的一位副主编谢鲁渤。彼时的《江南》有着《江南》该有的样子，设在一栋民国老房子的二楼，很是清幽。那里有一座庭院，还有几棵令人安宁的老树；没有门禁，访客可以直行无碍。我手头没稿子，就仿佛走亲戚家忘带伴手礼，犹豫再三，还是贸然敲开了杂志社的门。谢先生一见到我，便像与昔日的难友重逢，很客气地沏了茶，还拉着我的袖子转到另外一个编辑部参观，我还听说，这栋楼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浴缸，也算是一种别样的民国遗存吧。”


东君说自己写小说已有二十来年，但跟杂志编辑之间很少往来或互通信息。《江南》也不例外。
“不知为什么，我至今没有请过《江南》编辑一顿饭，他们私下里也没有请过我。然而，彼此之间却存有一份比酒更浓的情愫。”这或许正是东君心目中的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文人交往。
“认识钟求是，是在谢鲁渤之后。他比我大十岁，我一直视同兄长。十年前，《江南》杂志社打造了一个以郁达夫命名的小说奖，影响不可谓不大。那天中午，我正打算进一家面馆时，看到钟求是发来一条贺信，大意是说郁达夫小说奖已评出，短篇小说奖得主是我。我几乎有点不敢相信。钟求是当时虽然还不是评委，但他也在评审现场，因此，在事后很坦诚地告诉我，本次入围的小说家实力都很强，名气也都远远在我之上，我能得奖，多少让他感到有点意外。漫说是钟求是，这事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后来上网看现场评审的文字记录才了解到整个评奖的过程有多激烈。兴奋之余，我就让面馆老板在面条里多加了两个煎蛋。”东君回忆他非常意外地获悉得奖的那一天。


“获奖之后，我就成了《江南》特别关注的作者。自从钟求是担任主编，差不多每年都会向我约一篇小说。《江南》与我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老字号店之于供货商，彼此对上一眼，聊上几句，大致能明白手头的货色。然而，越是熟人，越是不敢轻慢。”东君说，“好的杂志，大概都有自己的风格。《江南》风格自然跟南方的地域环境、人文风气有关。可我写东西，也没有打算迎合杂志的口味，更没有打算迎合这个时代的口味。我在《江南》曾发过诸如《东先生小传》、《长生》、《空山》、《门外的青山》这样的小说。有些人读了我的小说，说我像一个民国作家，好像我就是在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写作。说实话，我没有试图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但我更希望另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的读者也能读到我所写的一部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