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先生的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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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先生的讲堂


来源：《中华文学选刊》　|江弱水　　


顾随手书


一


顾随，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河北清河县人。1897年生，四五岁时进入家塾，十岁进广平府中学堂，1915年通过了北大国文系的入学考试。据叶嘉莹说，校长阅卷发现他的中国文学水平卓异，建议他改学西洋文学。有人说是蔡元培，错，因为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是在1917年初。不管怎么说吧，顾随于是先到了北洋大学预科专攻英语，两年后转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20年夏毕业，先是教中学，1926年起执教于平津许多高校，特别是在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都各执教了十年左右。1949年后，他分在天津师范学院任教，直至1960年去世。


四十年的教学生涯，弟子无数。周汝昌评价其师：“一位正直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使劲儿踮脚戴帽，却也是真心话。1947年初，叶嘉莹在所撰的顾随先生五十寿启中，说：


先生存树人之志，任秉木之劳。卅年讲学，教布幽燕。众口弦歌，风传洙泗。极精微之义理，赅中外之文章。偶言禅偈，语妙通玄。时写新词，霞真散绮。


这一段话，把顾随主要的成就都点到了：长于教学，精于文学和禅学，同时又是诗人（他曾与同学冯至约定，一个写新诗，一个写旧诗词曲，各不相犯）。“极精微之义理，赅中外之文章”，概括得最好。“义理”与“文章”并举，而不及于“考据”，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风气之变，首在“考据”，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成为胡适引领学术风气的原因。而顾随年资稍浅，所治又是旧传统所谓“词章之学”，“考据”非所究心，故不预“五四”以来的学术主流——他只在元杂剧方面做过一点辑佚校勘工作。说他“极精微之义理”，那也是词章里所表现的“义理”。


“赅中外之文章”的“赅”，意思是兼括。顾随所讲的好像只是中国古典的诗词文赋，但他出身北大英文系，西洋语言与文学的修养很好，英、法、俄等国的文学都熟悉。他经常在课堂上恰到好处地拈出英语的表述来画龙点睛。正是因为兼通中外，就更能反思中国文章的好处，和别国文学不一样的好处，同时也深知缺点之所在。所以，若论顾随对中国文学与中国学术的独特贡献，首要的一点就是：他是处在中西文论传统的中间，吸收了两方面的优点，而成就了他援西入中、既精且博的诗学。


西方诗学重体系，重分析，如二十世纪的新批评学派，注重对文本条分缕析，一句诗能讲上半天，有时就会惹人生厌，觉得真啰唆，真没有必要。中国古典诗学呢，素重感悟与兴发，历代的诗话词话多为印象式批评，点到即止。你会欣赏他们的要言不烦，但是只给论点，不予论证，你的悟性要是跟不上，简直不知道说啥。总之，中国传统诗学的好处是精辟，缺点在空疏；西方诗学则以分析见长，而有繁琐之弊。这两种阐释模式，各自利病鲜明，合则双美。


所以，自从二十世纪初中西诗学相遇之后，说诗者受西方沾溉甚深，而本身的传统学养也非常深厚，遂融会贯通而成为一种极富活力的现代中国诗学。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中间，朱光潜、梁宗岱等西化程度较高，废名、俞平伯等传统色彩较浓。顾随是属于后一系列的，他与废名、俞平伯都出自周作人门下，但相比他俩，顾随不那么突出个人趣味，更显广大周正，我认为成就最高。他对诗的阐释，是西方分析思路加感悟兴发的中国固有谭诗方式有机融合的典范。


二


顾随当年的影响不大，因为著述偏少，最厚的论著如《东坡词说》和《稼轩词说》，加起来不到一百页。《揣龠录》长一点，也不到一百页。他说过，受禅佛影响的中国古代诗人，王、孟、韦、柳，产量都很少，因为佛教是万殊归于一本，以一当十。不受佛教影响的诗人，比如李、杜、韩、欧、辛，产量大，而且开合变化。顾随精通不立文字的禅宗，下笔自然矜持得很哪。


可他的言说是何等浓缩的精华！读他的书，让人想到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真是游刃有余，将复杂的解析工作做成一场表演式的手术。他讲课，讲诗词，就像他说的，杀人要从咽喉处动刀。比如，他说南宋词，一个字，“瘟”。他说《聊斋志异》，也是一个字，“贫”。一个字不够，他就一句话。他说李太白“好像只要人一捧就好”，他说辛稼轩“叼住人生不放”，他说“韩（愈）之文就是气冲而已，一杠子把人打死，使人心不服”，他说鲁迅的白话文“收拾得头紧脚紧，一笔一个花”。这些精悍无比的概括，深得禅宗话头的真髓。


但顾随不光有禅师智慧，而且有菩萨心肠。他做事细心，教学生耐得烦。他论诗衡文喜欢单刀直入，却不是单凭直觉，而是经过了对无数文本的分析与归纳。你读他的《稼轩词说》和《东坡词说》，就能领略到他那剥茧抽丝的本领。如《东坡词说》讲“时下凌霄百丈英”的一个“下”字如何好，就能讲满八百字。《稼轩词说》讲“谁似先生高举，一行白鹭青天”，比老杜诗少用了一个“上”，真可谓“老婆心切”：


夫“一行白鹭”之用杜诗，其孰不知？但若以气象论，那一首七言四句，排万古而吞六合，须还他少陵老子始得。若说化板为活，者位山东老兵，虽不能谓为点铁成金，要是胸具炉锤，当仁不让。“一行白鹭青天”，删去“上”字，莫道是削足适履好。着一“上”字，多少着迹吃力。今删一“上”字，便觉万里青天，有此一行白鹭，不拄，不抵牾，浑然而灵，寂然而动，是一非一，是二非二。莫更寻行数墨，说他词中上句“高举”两字，便替却“上”字也。盖辛词中情致之高妙，无加于此词者。


平常人哪里体会到这一步？昔日的诗话词话，一般也不会给你这么铺张奢侈的讲解。所以，读顾随的书，看上去薄，读起来厚，只能慢慢品尝，如秦桧之所谓“作官如读书，速则易终而少味”。慢慢读来，也就发现，顾随讲诗说文，天花乱坠，好像照着文学史一路说下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却不是没有系统，或者说，体系。这个体系，细无不举，大无不包。从最早收集在《顾随文集》的《驼庵诗话》中，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显然是叶嘉莹最初整理讲课笔记时提炼出来的，有“总论之部”，有“分论之部”。“总论之部”讲诗的成分有“觉”“情”“思”，讲中国诗可以分“气”“格”“韵”，讲中国文字的风致表现为“锤炼”与“氤氲”，这些都是体系性的认知。研究者想重建顾随诗学的整体框架，并不难。


他的诗学体系的核心，我认为，是文学即人学。如果强为之名，应该属于表现主义吧。顾随主张文学是人的生命的表现，他喜欢一切生活中的生动活泼的东西。在内容表现上，他注重“力”“气”“神”；而在文字表现上，他讲究“形”“音”“义”。这都是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但也每每与西方文论不谋而合。


下面我举一个综合的例子。杜甫《夔州歌十首》其九云：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


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


顾随在课上讲，老杜这首诗有气象，写武侯的伟大，武侯祠的壮丽，都衬得住。接着，他先讲此诗的平仄，不同凡响处是用了“三平落脚”：“参天长”“炎天凉”，平平平，落得稳，有磐石之安，泰山之重，声音衬得住。然后，他从“音”说到“义”：


近代的所谓描写，简直是上账式的，越写越多，越抓不住其气象。描写应用经济手段，在精不在多，须能以一二语抵人千百，只用“中有松柏参天长”七字，便写出整个庙的庄严壮丽。“干戈满地”客自愁，而于武侯祠堂，对参天松柏，立其下，客愁自破，用“破”字真好。


好诗是复杂的统一，矛盾的调和。如烹调五味一般，好是多方面的，说不完；若香止于香，咸止于咸，便不好。喝香油，嚼盐粒，有什么意思？只是单独的咸、酸，绝不好吃。“干戈满地”“客愁”而曰“破”，“云日如火”“炎天”而曰“凉”，即是复杂的统一、矛盾的调和。


说到“好诗是复杂的统一、矛盾的调和”，与西方新批评提倡的“包容的诗”（poetry of inclusion）正相契合，新批评也强调诗应该容纳和平衡许多对立的冲动，把不调和的品质与不相容的经验综合到一起，形成“张力”（tension）。老杜此诗便是有“张力”。近代上账式的描写，外国有左拉的自然主义，中国有巴金的社会小说，顾随都大为不满。他要的是手段的经济，以一二抵千百，则又是中国传统的遗貌取神的做法。以上算是形式主义批评，最后又转入道德主义批评。顾随说，人生在乱世，所遇是困苦艰难，所得是烦恼悲哀，有什么对付的办法呢？——


一是消灭，二是脱离，三是忘记，四是担荷。老杜此诗盖四项都有，消灭、脱离、忘记，同时也担荷了。如此了解，始能读杜诗。


你看，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从道德批评到形式分析，顾随真是多管齐下，从极大到极细。杜诗最难讲，而顾随讲杜诗讲得最好。杜诗讲好了，还有什么诗讲不好呢？


……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9期，选自《十三行小字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