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清廉文化溯源及其时代价值（徐伟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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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清廉文化溯源及其时代价值


来源：上虞日报 10月13日            徐伟军/文
　
　
上虞文化星空浩繁，千百年来已逐渐形成了孝德文化、青瓷文化、春晖文化、乡贤文化、东山文化、梁祝文化、围涂文化……在这众多文化中，理应包含“一身正气、明德亲民、一尘不染、俭朴持家”为精神内核的上虞清廉文化。因为上虞既有清廉文化的思想之源和实践之先，也有着众多历代官吏的身体力行，如片片浪花，汇聚起清廉之河，推动着历史滚滚向前。

　
一、理论和实践联袂肇始文化的“清廉之源”
　　
《说文》解释：“廉，仄也，堂之侧边曰廉。”引申出边，与角相对，《九章算术》“边谓之廉，角谓之隅”。由此再引申出“廉正”“正直”“品行端正”“清廉”等意思。
　　
“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诗人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楚辞·招魂》中“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我年幼时秉赋清廉的德行，献身于道义而不改变）。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不受曰廉，不污曰洁。”
　　
比屈原晚约300年的上虞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约公元27年—97年）在其《论衡·非韩》中提出“案古纂畔之臣，希清白廉洁之人”的思想，这里提出的“清白廉洁”进一步丰富了“廉洁”两字的内涵，“清白”蕴含了“清正”“清朗”“清醒”“清晰”“纯洁”等义，与现在我们通用的“清廉文化”在文字外延和内涵上达到了高度契合。在这一章节中王充还提出了“廉则约省无极，贪则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则其所欲不避其主”等论述。所以说，王充《论衡》中的“清白廉洁”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清廉”思想和表述语的源头。
　　
“清廉文化”其内容特点体现综合性和丰富性，可以界定为与腐败文化相对立，蕴藉清明政治、清廉政府、清正干部、清朗社会。这是从理论层面阐释。
　　
从实践层面来说，清廉集大成者的虞舜是一个重要支撑。虞舜作为中国古代“三皇五帝”之一，早已与上虞这个地名和上虞的地域文化粘合在一起。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所以有舜为明德始祖的说法。舜帝是中华道德的创建者，是中国二十四孝之首，也是中华廉吏之首席践行者。虞舜的廉德据郭店楚简的发现，集中体现在“三重道德”：一是“人伦道德”的典范。孝道是仁爱的起点，由爱父母、兄弟到尊贤，而至“行仁义于天下”。儒家学说也认为虞舜是人伦道德的化身。二是“社会道德”的典范。舜帝一生“讲信修睦”“选贤与能”“流四凶族”“敬敷五教”，被后人称为“仁圣”。“仁”是为政做人的总体道德原则，他开创了“天下为公”的德政时代。三是“宇宙道德”的典范，儒家提倡的最高道德是天地道德即宇宙道德，做事要顺应天地自然，人必须遵循“道”这种自然法则，它是天、地、道（德）鼎立而三融合一体的境界。除了这“三种道德”，虞舜还在清廉方面进行了有意识的直接探索：一是让地方长官评论天子的德行；二是为广纳众言，立诽谤之木，即直接在“谤木”上写谏言，在《淮南子》和《吕氏春秋》都有记载；三是统一度量衡，制定《五刑》，首创《典刑》。虞舜的德行中实际上包含了崇孝、守信、公正、公平、勤政、为民、俭朴、务实等实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集合。
　　
二、上虞历代官吏形成的清廉特质
　　
1.“敢于匡正、一身正气”的义利观
　　
“义利之辨”亦称“公私之辨”，是传统儒家价值体系中一个重要议题。“义”（“公”）注重全局、整体利益与道德诉求，“利”（“私”）则考虑个体、私人利益。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正是以官吏如何认识和处理政治领域中出现的义理关系为理论基础。上虞人在性格上一直来总体是保守、内敛、稳和、低调，甚至是逆来顺受，但历史上的官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得异常耿直、敢担当、不妥协，甚至是冲锋陷阵、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王充的一部《论衡》是一部批判史斗争史，一共85篇，内容都是批判、质疑、匡正，有些标题就很尖锐，如“问孔”“刺孟”“非韩”等，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向当时的“社会风气”挑战。竺可桢的“求是”精神也一脉相承，竺可桢说“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求是精神。这与王充的求证求实精神非常相似，王充《论衡》21万多字，有“实”“真”字723处，相反的“虚”“妄”365处，正反面提倡实事求是的地方1088处，这在古代所有的思想著作中是唯一的。王充“疾虚妄”“求实证”，敢于否定经典，对后世影响很大。明嘉靖年间，叶经、陈绍、谢瑜、徐学诗四位进士先后冒死弹劾当朝奸相严嵩，史称“上虞四谏”。严嵩恨极，说：“我何罪于上虞，不相容至此！”这四位进士确实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叶经被廷杖活活揍死，年仅39岁；陈绍被严嵩诬陷报复到边远之地；谢瑜被严嵩削职为民；徐学诗被下狱后削职为民。尽管，他们都知道没有好结果，但为了“正义”，为了维护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上虞四谏”在明朝的疆域里用生命演绎了一场令人感动震撼的接力赛！
　　
在清代上虞又出现了两位官吏对抗和珅的动人事迹。一个是范衷（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在乾隆帝举行千叟宴之际，看不惯和珅仗权势狂妄自大，当面指责了他。和珅对他人说“我始终不能让一个范先生屈服”，范衷听到了笑着说：“我都60岁了，守寡老妇还失节呀！”作为个体，范衷流露的勇气和底气不觉令人钦佩。另一位是梁国治，也在不同场合争斗、弹劾和珅。当然，痴恶如仇、舍身求仁的许多上虞官吏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都留下了动人篇章。一代名臣李光敢于直谏，不怕权贵，揭穿秦桧阴谋力主抗金。当着宋高宗的面，说他是盗弄国权、怀奸误国，怒斥秦桧，态度十分激烈，要求宋高宗不要被秦桧议和所蒙蔽，决不与秦桧同流合污。倪元璐亦仗义执言，崇祯元年1628年，上疏要求焚烧《三朝要典》，这书是魏忠贤为陷害东林党人而编修的，但要废除当时难度很大，天启皇帝曾为这书作了序，不少主张编修的大学士都在。幸好崇祯帝在这件事上听从倪元璐谏言下令销毁，保护了大批东林党人。
　　
在近代，也有不少上虞的革命志士显示出昂扬的斗志，为国家、民族力挽狂澜，奔走呼号。如“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胡愈之怒心翻滚，当即写了一篇抗议信，也是讨蒋檄文，并且签上了吴觉农、郑振铎等人的名在上海《商报》上公开发表，全国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周恩来曾对此进行过评价：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后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叶天底是中国早期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上虞党组织的创始人。1926年，在上虞组织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农民开展反封建打土豪等革命斗争。叶天底的舅舅俞恒山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土豪，当地老百姓都叫他“东门老虎”，在革命与亲情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在县城，他主持了斗争大会，为百姓申了冤，出了气，他大义灭亲的正义之举大大激发了农民兄弟投身于反土豪反恶霸斗争的热情，推动了上虞农民运动的发展。
　　
2.“明德亲民、勤政爱民”的民本观
　　
虞舜“勤民事”和“只为苍生不为身”的理念树立了“亲民”的历史标杆。他以天下为己任，不以天下为己有。上虞历史上的官吏大都受虞舜的影响，“民本”“仁政”的施政理念，深深地扎根于他们内心深处。
　　
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的王充“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一语，意为房子是否漏雨，住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令是否有缺失，老百姓最有发言权，王充希望为政者要走出庙堂，到草野和江湖中去观察，听取普通民众的意见，这充分体现了“尊民”“民本”“为民”“问计于民”的一系列思想。唐太宗李世民“民可载舟，也可覆舟”，王阳明的“明德亲民”思想与其一脉相承。宋李光也有诗“耕桑不扰民归业，香翠无求吏自清”，这也体现了李光的亲民思想，李光官至资政殿学士，相当于“副宰相”，一生中任过45个职位，他始终为百姓“不扰民”“为民生”“兴民业”。民国时上虞范寿康题其堂斋名叫“后乐堂”，亦折射其民本思想。
　　
勤政爱民最突出的体现在孟尝“合浦珠还”的故事之中。广西合浦珍珠驰名中外，历代誉为“国宝”，作为进贡皇上的珍品。但以前合浦官员多为贪婪之辈，滥采无束，导致养殖珍珠外迁，无客商收购，百姓穷困饥死。孟尝上任后，为民兴利除弊，顺应发展规律和民生需求，有节制地开采珍珠，开放发展边界商贸，这样不到一年，迁徙于外的珍珠又回来了，“合浦”逐渐出现了富庶繁荣局面，百姓非常感激孟尝。孟尝离任时众多百姓挽留，只能连夜悄悄离开，隐居在僻野水边，居然有百余户农家，因仰慕他的高尚品德而与之为邻。
　　
在今天的广西把“合浦”改为“廉州”，合浦官民曾先后建“还珠亭”“孟尝太宗祠”和“还珠广场”等，上虞曾有孟尝乡、还珠村，现丰惠也有“孟尝闸”“孟尝亭”“孟尝祠”等遗迹纪念他。
　　
勤政爱民方面，史书记载的还有不少上虞官吏。如韩铣（上虞崧厦人）在明弘治年间荆门任职，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含辛茹苦筑起30里沿河堤坝，消除一直来的水患，历史记住了他，百姓呼之为“韩公堤”。夏同善（原籍上虞崧厦蔡林人）这位清光绪帝的老师，为清末四大奇案之首“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平反昭雪，夏同善也因为民请命而流芳百世！
　　
3.“洁身自好、一尘不染”的人生观
　　
虞舜为后人敬仰，因为他是一个做人修身的典范。上虞载入史册的官吏和思想家，皆视“清白廉洁”“两袖清风”作为一种崇高的政治追求。潘府是上虞明宪宗进士、理学家和教育家，曾说：“居官之本有三：薄奉养，廉之本也；远声色，勤之本也；去馋私，明之本也。”从细节上、根本上来要求和约束廉之品行。明上虞“四谏”之一的谢瑜在四川夹江县青衣江临江绝壁上刻下了“振衣冈”三字，以表自己的心迹，落款处还写上了“上虞谢瑜”几个小楷。晋诗人左思写过一句话“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其意在千丈之高的山崖上也要振衣掸下身上的尘土，在浩荡万里的江河中也要濯足洗净！这三个字透出了谢瑜一尘不染的高洁胸怀。韩铣在一次品茗丰惠后山凤鸣茶后作诗盛赞：“谁说后山别有春，金芽带露摘来新……我来受罢山僧供，两腋清风欲奋身。”诗中流露“两袖清风”。韩铣以诗篇和行动为后人所敬，“韩公堤”也可于此寻找注脚。
　　
章镇“太廉堂”的故事集中反映了魏征后代南宋廉吏魏杞的高风亮节。公元1164年，宋孝宗派魏杞出使金国谈判，魏杞在去金国的路上遭金兵刀枪威胁，甚至利刃及颈，但仍以大国使者，理直气壮，直达王宫，签订了“隆兴和议”。魏杞回朝时，金邦钦佩他的人品、学识和胆略，赠他一批金银礼物，魏杞婉言谢绝。回国后，宋孝宗以皇上恩赐之义，送他一大批珍宝。魏杞“一介不取、悉归于官”。宋孝宗肺腑之赞——“卿亦太廉矣！”并以“太廉堂”三字赐之。上虞魏氏后代建“太廉堂”弘扬先祖清廉之风，一种精神烛照千年。
　　
从上虞的一些吏官中看，还有一种精神值得我们关注，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一直不动摇自己的追求，致力于一种自我修养的磨砺提升。
　　
海南的“五公祠”里有一尊高大的全身石雕李光像，剑眉昂扬，目光炯炯，基身上写着“越州上虞”。李光一生有一半时间被贬，像苏东坡一样，贬与不贬始终不改李光秉性。李光的很多诗中流露出坚定的人格意志和特立独行的高洁情怀，“流落海南二十年，更无一点烟尘色”“言行自由常，安能改吾调”（这是再次被贬海南琼州后抒怀）。李光身世与余秋雨写的《苏东坡突围》非常相似，当时的大气候下，“法官与原告大都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然后在“小人”面前李光非常淡定、从容。与李光同时代又是同乡的陆游写过《跋李庄简公家书》一文，里面记载着李光与陆游父亲陆宰在园子里一次被贬远行前的谈话。李光坐在亭子上，举酒杯嘱咐陆宰说：“我将要贬官到远方去了。秦桧很忌恨我和赵鼎，赵鼎已经走过高山，我怎么能逃过去呢？听说赵鼎在接到远征命令后，哭泣流涕地告别子弟。我决不会这样的，到那时，青鞋布袜，即日起行。”“青鞋布袜”，这是一种平民本色，更是一种清廉底色！难怪宋孝宗赠其谥号“庄简”。庄，能战能胜，简，淡定简朴，关键是内心的简单简朴、一尘不染。
　　
还有一位被贬的是清中期上虞下管人叫徐松（嘉庆十年1805年25岁中进士），因改革考试弊病，录用真才实学的人得罪当地官绅，被流放西北蛮荒之地伊犁，从北京到伊犁1.58万里，32岁徐松历经风霜艰难，扎根当地，不消沉意志，潜心研究西北史地，跋山涉水考察罗布泊等新疆11个水系，编写了《西域水道记》，这一书被梁启超称为“精心结撰之作”，徐松也成了晚清西北史地学的首领。这些官吏透逸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清劲硬朗之品质。
　　
4.“俭朴齐家、简约淡泊”的生活观
　　
虞舜的“象耕鸟耘”感人故事也折射了大舜“持家以俭、持家以勤”的优秀品质。一直来，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而“俭以助廉”“俭以养廉”更是传统士大夫奉行的一条重要官箴。王充在晚年罢官还家后，贫无供养，专意著述，以“居贫苦而志不倦”自勉，在困境中完成《养性书》的写作。竺简是宋代时南迁上虞竺氏始祖。1127年，因保驾南渡有功，宋高宗封其为淮宁伯（一品爵位），按当时规定，一品官俸禄极优，竺简却不愿意，他说：“如一个人爵位高了，不警惕就会滋长骄气，富裕而不注意，就会趋于奢华。”竺简死后，宋高宗悲叹道：“竺简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遵照竺简的遗嘱，子女为其用白木棺材下葬，以示其始终素白、清廉。
　　
梁国治是史载“清俭不名一钱”的好官，《梁抚台饿饭》的故事，折射出他对生活需求最少最低。他告老还乡后，一直保持朴素节约之风，去世时，乾隆帝赏银1000两以作料理丧事之用，并赐予祭葬。其子遵照父亲遗言，向朝廷婉辞，请求把这些财物救济灾民。
　　
王一飞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湖南省委书记，他常对妻子陆缀雯说：“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王一飞牺牲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妻子留下两人合拍的照片和两人往来的51封书信。
　　
另外，良好的家训、家风、家规也有助于“廉、仁、公、勤”之官德的培育和养成。上虞的一些有影响力的族姓大都有家训家规代代相传，如夏丏尊家训“不忘先志，耕读传家”，范氏家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道墟章氏家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忍让安家、嫖赌败家、凶暴亡家，不存猜忌、不听离间、不生愤事、不专公利”等等，这些良好家风的形成助推了社会的清风、廉风形成。
　　


对照《党章》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第五条：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廉洁用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从本质和核心看与上面梳理的几方面内容具有对等性和一致性。

三、当今建设清廉文化的意义和路径
　　
梳好上虞廉脉，汲取清廉正能量，在传承中产生触及灵魂、引领思想、教育感化、规范约束等作用机制，推动形成守纪律、讲规矩、讲法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对我们建设清廉上虞体现出新的时代价值，也能启发我们对廉政文化、廉政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1.建设清廉文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求“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这启示我们要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为重点加强清廉文化建设，积极借鉴上虞历史上官吏的优秀廉政思想、动人的清廉事迹，营造创建“清廉文化之乡”的良好环境。
　　
2.建设清廉文化也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的客观要求。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是我们党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建设清廉文化一方面要形成强大的内在力量，另一方面也必须从制度着手，从历史着眼，正本清源。
　　
3.建设清廉文化还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这三方面是治标、治权、治心的统一，须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坚持不懈推进清廉文化建设，挖掘好、宣传好、传播好上虞清廉故事，有助于提升个体素养，使社会公众特别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在思想深处崇廉拒腐，不愿腐、不想腐。同时，“嫉腐如仇”，共同抵制和反对腐败。
　　
从建设路径看：
一是要覆盖全社会。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是清廉上虞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代表党风政风和引领社会风气的重要力量。但正如王充《论衡·非韩》所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如果这些“草野”的民众“失聪、失耳”那将失去社会监督的重要渠道，将会失去抵制腐败的磅礴力量。所以，清廉文化建设不但要抓住“关键少数”、管住“绝大多数”，还要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着力营造正气充盈的社会生态。
　　
二是要融入全过程。清廉文化建设既要融入“五位一体”全过程的各方面，又要融入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生产生活的全过程，把培育清廉价值理念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三是实现全浸润。在时间上常态化、空间上主体化、对象上精准化、手段上多样化，使全社会成员时时处处受到清廉文化的教育感染，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充分发挥清廉文化教育教化、正心正行、成风成俗的作用。

四是载体全视野。要利用好上虞这一独特的清廉文化资源，积极争取申报“中国清廉文化之乡”或“中国廉德文化之乡”。进一步深化丰富清廉文化的转化形式，创编排演廉政大戏《孟尝》，策划统筹上虞清廉文化地图，拓展深化动漫剧创作，唱响“上虞清廉之歌”，编写好清廉故事清廉文化丛书，组织开展“清廉文化进校园播廉种”“清廉文化进机关走廉路”等系列活动，大力弘扬王充的清廉民本思想，以“我与王充对话”为主题开展不同层面的学习宣传活动。提高站位，拓宽视野，真正将上虞清廉文化资源挖掘好、宣传好、学习好，让清廉文化成为廉政教育的必修课，成为大家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成为上虞发展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