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上虞日报、浙江日报记者樊吉昌

再生者为何

新闻是崇高的事业，我曾忘我奋斗——访原上虞日报、浙江日报记者樊吉昌

　　处暑节气已过，天气依然炎热。在电风扇转出的悠悠凉意中，87岁的樊吉昌和86岁的李林章（详见今年7月29日《上虞日报》三版“寻访老媒体人”栏目）隔着铺满《上虞日报》的饭桌一起闲聊着。透过两杯清茶升腾起的袅袅茶烟，这两位曾经的老同事和结交了大半辈子的挚友，回忆着半个世纪前在上虞日报社共同走过的日子，回味着生命中那些已然酿出俨味儿的“陈年佳酿”，在岁月的浮沉里，历久弥新，兀自醇香。

　　经历过抗战苦难，曾用“长兄如父”的肩膀挑起家庭重任，也历经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动荡。樊吉昌回首自己走过的漫长而艰辛的岁月，最忆的还是在原上虞日报、浙江日报的那段记者生涯。他说：新闻是崇高的事业，我曾忘我奋斗！

再生者为何

靠奖学金读完初中
勤奋好学成为人生标配
　　樊吉昌说，他父亲早年从上浦到上海谋生，1933年，他在上海出生。凭借刻苦攻读争取到的奖学金，家境贫寒的樊吉昌得以在上海读完初中，这为他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1950年，樊吉昌的母亲去世，父亲一人难以支撑家庭，年仅18岁的樊吉昌只好带着4个弟妹回到上浦老家艰难度日。这是他第二次回到上虞家乡，第一次还是抗战时期和父母一起回乡避难。而此次，他要用“长兄如父”的肩膀，在这片亲切又陌生的土地上，拉扯着几个“小萝卜头”一起过活，当时，他最小的弟弟还在吃奶。
　　“一个小年轻的肩膀要担起家里的千斤重担，我只能变压力为动力，做任何事都比别人卖力、用心。”樊吉昌说，1951年，原章镇区委的组织委员介绍他去做文书，因要照顾弟妹，他只能婉辞，随后在附近村小当起了民办教师。
　　建国初期，能识文断字的人很少，课堂教学普遍很随意，但樊吉昌自编教案，把教学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也让原张岙村小成为当时教育试点学校，引来众多中心校教师听课取经。
　　樊吉昌的才华很快得到组织上的青睐，1955年3月，他被批准入党。同年9月，上虞县文教科将他推荐至县总工会。在县总工会，樊吉昌做过政治教师，也从事过财务会计、统计等工作。虽都是从门外汉开始学起，但他乐于摸索，每每领导交办的工作他总能干得有声有色。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工会职能严重削弱，原来工作繁忙的樊吉昌忽然间闲了下来。向来闲不住的樊吉昌于是向领导打了申请报告，一个人办起了《上虞工人通讯》刊物。他从基层工会拉起通讯员队伍，组织稿件、编排版面，认真校对、做好发行，《上虞工人通讯》很快搞得风生水起。
　　樊吉昌后来猜测，大概是因为这份《上虞工人通讯》受到的广泛关注，1958年，县委组织部将他调入重组后的《上虞日报》当记者，他由此开始了笔杆子生涯。

再生者为何

激情岁月才华出众
唯有不顾家庭让他愧疚
　　樊吉昌回忆，他在《上虞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新闻写的是原上虞饭店的新鲜事。“当时我用了个成语——琳琅满目，把众人都惊呆了，纷纷议论我居然会用这么‘高级’的词儿。”老人一边比划，一边爽朗地笑了起来。
　　一旁的李林章老人解释说，当时社会上文盲比例非常高，甚至在那个需要凭票限购的年代，很多人连粮票上“粮票”两字都不认识，老樊用了“琳琅满目”一词引发诸多惊讶也就不足为怪了。
　　具备扎实文字功底的樊吉昌很快成为报社内外公认的笔杆子，1958年冬，他被委派跟访分管农业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梁耀东。在那个时代，农业是头等大事，樊吉昌身上的压力因此骤然剧增。
　　“负责头版的副主编邵梦龙经常打电话给我：老樊，今天的头版头条还等着你！”回首那段激情燃烧不分昼夜的日子，樊吉昌的话语中还带着几份自豪感。原东关区是县委农业试点区，他几乎天天驻点在东关，白天参加活动、开现场会，一回到招待所就写稿，每每稿子写成已是傍晚时分。那时主要通过电话发稿，记者在电话里将文字读给编辑记录下来。但广播线和电话线时常挂在同一根柱子上，发稿时间一撞上广播播报，就会出现记者在电话线这头喊得声嘶力竭，编辑在电话线那头听得一头雾水的情况。
　　樊吉昌的记者生活充满激情，时时在基层闪光。在长塘建造旭光水库采访时，一到当地他先拿扁担、撸裤腿，和大家一起劳动体验生活建立感情；在陈溪的一次采访中突遇山林大火，他二话没说就加入到抢险灭火队伍中……两年多时间，樊吉昌一直是报社采访最勤奋、发稿数最多的记者。而且他总是承担着报社急难险重的任务，“倚马可待”成为他的工作常态。他因此被评为1959年度上虞县先进工作者。
　　1961年2月，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报社只好停刊，一起共事两年多的9位采编人员一起照了最后一张离别合照后各奔东西。樊吉昌调任到县委办公室担任新闻干事，主要为《宁波大众报》《浙江日报》供稿。1962年，樊吉昌的编制划入浙江日报社，正式成为省报驻地方记者，平时在上虞办公，每月到杭州开会。1965年，樊吉昌被调到杭州工作。
　　“记者工作很辛苦，城市农村、田间地头、山南海北，到处都要跑，在陌生地方还免不了‘磕头碰脑’。家是一点都顾不上了。”在樊吉昌辛苦奔忙的记者生涯中，他觉得最无奈的还是想要顾及家庭却有心无力。
　　“他不是不管，确实是做记者太忙，实在管不着。”一直在边上默默端坐的樊老妻子俞爱松忍不住插话道。原来，婚后俞爱松一直留在老家一边参与劳动，一边照顾樊吉昌的弟妹。即使两人有了孩子，身为记者的樊吉昌也没有闲暇可回家帮忙，等他调至杭州工作，更是3个月才能回家一次，这个家就一直由俞爱松一人支撑着。
　　“别说照顾老婆孩子，就是家里建房这样的大事，我也一点忙都没帮上。”说这话时，樊老显得极为愧疚。

再生者为何

做笔杆子一生前行不辍
嘱托后来者紧跟时代
　　1971年，樊吉昌从浙江日报回到上虞县委办公室工作，先后在秘书科、报道组任职，离开新闻“舆论场”，他仍埋首各种会议记录、报告等文字堆“调兵遣将”，以其在记者生涯中磨炼出的过硬文笔和敏锐洞察力受到上级的肯定和重用。
　　1985年，刚退休的樊吉昌家的门槛都要被人踩矮了三分，上虞知名的老一辈企业家徐灿根、阮水龙、蒋梦兰等纷纷登门邀请他出山，到企业做顾问。樊吉昌最终选择了上浦同乡徐灿根的上虞风机厂，从厂长顾问做到公司总顾问。1992年底，因身体不适，樊吉昌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笔杆子生涯，告老还乡。
　　“他的一生就是做‘笔杆子’的一生。”陪伴着樊吉昌走过大半个世纪的老朋友李林章这样概括道，此语也得到了樊吉昌的微笑认可。
　　“之所以大家能看得上我，主要得益于我当记者的时间比较长，学习的机会多，看问题比较全面。” 一生清贫的樊吉昌认为，记者生涯是他一生的宝贵财富。老人经常用自己的阅历和人生经验教育子孙后代：守住初心，不离方向；凡事用心，不可任性。让他欣慰的是，他的孙辈都就读或毕业于知名大学，外甥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如今，年迈的樊吉昌每天的乐趣就是戴上老花镜、手持放大镜翻阅《上虞日报》，看到报纸上近期开设了寻访老媒体人栏目，他十分欣喜，还把所有相关的报纸都仔细作了收藏。
　　采访结束时，樊吉昌对记者深情嘱托：“你们是后起之秀，是希望之星，你们的学识高，理念也新，我希望你们能跟上时代步伐，大步前行，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融媒体优势，发挥几代媒体人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讲政治、体民情、重修养，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