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运河开通之后,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只是53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连主人公都不曾想到,阴差阳错地来中国走了一遭。
他名叫崔溥,字渊渊,号锦南,朝鲜国全罗道罗州人,学问一流。24岁中进士第三名,29岁中文乙科第一名,33岁任朝鲜弘文馆副校理。朝鲜的弘文馆,颇似中国的翰林院,而副校理相当于明朝的五品官。
1488年开年不久,时任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的老父病逝,他急忙渡海回家奔丧。谁料想遭遇风暴,船失去控制在大洋上漂流了14个昼夜。等到上岸时,他们已经在中国台州府临海县。也算是九死一生,起先中方以为是倭寇,经查问方知是友人。于是,官府按例遣返。先由台州送至宁波,再由宁波府从水路解送北上交差。
本来运河之上人来来去去,大多不曾留下什么动静,然偏偏这位崔溥是个中国通,汉语功底又好,一路之上他将沿途见闻详细记录,把明朝的运河交通、市镇关防、文化民俗等弄了个底朝天,回去以后整理成书,唤作《漂海录》。因为当年走的是浙东运河,因此,上虞记忆也在他的笔下呈现。
崔溥是明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二十九日过的宁波府。溯运河一路西行,二月初一日过慈溪县;初二日过余姚,半夜三更船到余姚下坝;初三日天将曙时到达上虞中坝。此“中坝”即今“十八里河”新通明堰。从下坝到中坝水路18里。这条河开于南宋。用意有两:一是姚江(通明江)浅涩,尤其上虞段“七里滩”,非候潮不能进。于是,开通“十八里河”分流。二是与余姚河道对接。黄宗羲《余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记》说:“自余姚至曹娥,分于城西二十里之曹墅桥。溯姚江而行,谓之南路;进曹墅桥入支港而行,谓之北路。”“十八里河”对接的是余姚曹墅桥入支港而行的北路。可见,崔溥走的不是姚江直抵通明堰的老线,因而他进入上虞迎面碰到的第一座堰是中坝。“又挽舟逆上。江即上虞江也。”他说的“上虞江”并非曹娥江,而是指由“十八里河”过黄浦桥折进的“四十里河”。这条河经过上虞县城,使他误以为是“上虞江”。崔溥说初三日过县城,并说这天天气很好,一扫前两天阴雨气象,所以他心情也很好。上虞知县曾昂坐着轿子前去城东例行公事,然后崔溥的船过黄浦桥→华渡桥→蔡墓辅→大板桥,步青云门、新桥辅至曹娥驿。说是曹娥驿,地址却在梁湖。崔溥一行船过大板桥,算是到了梁湖境。从他的记录看,那时梁湖有“青云门”。当是一座地标式建筑,可惜现已难道其详。崔溥说:“驿北有坝,舍舟过坝,步至曹娥江,乱流而渡。”此坝应是曹娥江南津埭梁湖堰。不过,他是“舍舟”过的坝,然后步行一段路到江边渡船码头。“乱流而渡”。又说“越岸又有坝,坝于梁湖巡检司南北相对。又舍舟过坝,而步西二里至东关驿。”这座坝指的是曹娥江北津埭曹娥堰。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上岸地方是顶坝底,抑或是老坝底。但他说了,梁湖巡检司在坝的北首。故他上岸之处疑为顶坝底。明朝巡检司是锦衣卫序列的九品基层机构,常设在交通要道处。名为维护治安,实则另有路数。当时,上虞这类机构还有两处:设在五都夏盖山附近的庙山巡检司,设在七都延德乡界的黄家堰巡检司。崔溥上岸以后本想多看看上虞风土人情,然终究没敢逗留,走了二里路到东关驿,连夜乘船经文昌桥、东关铺、景灵桥、黄家堰铺(应为王家堰铺),出东关直奔绍兴而去。
崔溥等人从初三日“天将曙”时到达新通明堰,当天日落后出东关,上虞境内头尾不过40多里路的行程,他却花了十四五个小时走完,真可谓咫尺天涯,悲情漫漫。不过,这里有个细节需要注意。崔溥过“中坝”时,是“挽舟逆上”。“挽”是牵引的意思,说明他们的船是过坝后再继续行进的。而当他们到达梁湖堰和曹娥堰前,两次都是“舍舟过坝”。这表明当时曹娥江两岸水码头用的是专职渡船,别的交通工具不得直接过堰入江作渡,至少客运是这样,折射出旧时水路交通管理制度的一个缩影。
运河还是那条运河,中国已非旧日中国。时代前进了,关于运河的故事却还在发生。随着上虞“品质之城”建设的推进,更多的“崔溥”们来上虞观光,寻梦一江两岸。“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