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萦纡不绝的青色梦幻，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旧事，随一个人的离去而被重新勾起。前不久，偶然得到噩耗，浙江省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汪济英先生，于2018年6月4日晨逝世，享年91岁。这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汪济英之于上虞，就像罗振玉之于殷墟。他是揭开上虞青瓷文化帷幕的第一人。
众所周知，上虞创烧越窑虽早，但发现较晚。那个时候，人们一提起越窑，只知道慈溪上林湖，而上虞的瓷业情况却一向无闻。1955年，汪老得到南京赵士冈考古工地出土器身铭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青瓷虎子的消息，敏锐地觉察到上虞有戏，遂找来万历《新修上虞县志》查寻。然翻来翻去书中有“盐业”“茶业”“蚕桑业”等记载，却是找不见“瓷业”或“窑业”条目，即便连“赋税”篇目中，也没有说到“窑业”交纳的税费。这让他疑惑不解。不过，汪公并不死心，目录中寻不见，那就逐篇逐条地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万没想到在“广教寺”里读到了“真经”。两相对视中，上虞千年窑火露出光焰：“广教寺，在县西南三十里，昔置官窑三十六所……”这让他如获至宝。虽然这条有关吴越官窑的记载，与南京出土的三国虎子年代相去甚远，但汪老依然欣喜不已。这意味着上虞早先可能上演过“连续剧”，于是，他背起行囊只身来到上虞。
现在下乡搞文物调查，车去车来比较方便，工作也算“高大上”。可那个时候上浦镇上到甲仗要步行，泡在冷岙，与农民朋友无异，有时甚至还不如。村民上山看到残破的古坟第一反应是躲开，而文物工作者则必须靠上去。汪公一蓑烟雨，竹杖芒鞋。“广教寺”怎么也想不到，它隐藏的千年谜底将被和盘托出。终于汪公在甲仗广教寺周边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唐宋瓷窑遗址。多少个日夜，汪公白天上山查窑址、做记录，晚上在农家灯下理笔记、绘图案。他知道，自己正在开启一段不为人们所知的历史。果不其然，其整理的论文《记五代吴越国的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1963年在《文物》第一期发表，立时引起轰动。人们想不到慈溪上林湖卧榻之侧，竟然也皇恩浩荡睡着“官窑”。汪公的论文像一把火，迅速在上虞蔓延燃烧。没几年，不但在窑寺前外围发现了更多古代窑址，而且在曹娥江对岸的四峰山、凤凰山、尼姑婆山等地，也都发现了大量时代更早、脑洞大开的汉晋瓷窑址。上虞不但为1767年前，放生在南京赵士冈的那件三国虎子找到了“亲娘”，还从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一下子走上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坦途。区区一个县，整整拥有了一部从汉至宋的越窑制瓷史、瓷器创烧史。这是一个何等的概念？而这一切都与一个人的付出分不开，汪老自此与上虞结下不解之缘。
汪济英老师是我国文博界德艺双馨的著名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笔者初识汪老是在1988年。那时他年届六旬，但还在岗位上默默耕耘。这一年，我受李刚所长差遣，到省博联系工作，寻求帮助。汪公很忙，但他得知我从上虞来，就放下手头工作热情地接待了我。那如沐春风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上世纪90年代初，上虞少许不法分子盗墓一度猖獗。为了配合公安部门从速打击，我们隔三岔五地携带涉案文物到省里送鉴。汪公是文化厅聘请的文物鉴定专家，我们每次去，他与同事都早早地守候在办公室。我们一到，他们就及时帮助作出鉴定。有时汪老还不忘叮嘱我们说：“每件文物背后都有丰富的历史信息。以后你们送鉴前，还应当向公安局的同志了解该文物在墓葬中摆放的位置，与一同出土的配套文物情况，哪怕是破损的碎片也要记录。这样能够更全面、更准确了解文物内涵。”可见，汪公不仅是在鉴定文物，他是在不失时机地向我们后辈传授专业知识。只是他的这片用心，我辈当时未能深悟，现在想来，太不懂事了。
1998年夏，上虞博物馆建设进入倒计时。这是政府文化实事工程，是上虞人民期盼已久的大事。布展在即，可是，我们对自己编写的《上虞越窑陈列方案》是否可行心中无底。怕顾此失彼，贻笑大方，遂决定上省城请汪公和已调至省博物馆任副馆长的老所长李刚前来指导。听说上虞馆有困难，两位老师当即应承。汪公除了审稿，专业上把关外，还对我们中英文对照翻译英文用词也提出了修正意见。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可知其工作态度是何等的严谨。两位老师的到来，极大地推进了上虞布馆进度，为按时开馆赢得了时间。此后十几年，汪公也曾几次来上虞鉴定文物。2011年以后他因心脏做过手术，就基本不太出门了，不过他对上虞关心如常，和我们时有书信往来。
近几年来，上虞着力弘扬青瓷文化，力度前所未有，成就激动人心。但“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应当记住这位50多年来，一直为彰显上虞青瓷文化润物无声的长者。《道德经》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上虞越窑复兴，汪公风范长存！
发表于 2018-8-8 08: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