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小越田家村（原名双堰乡后田村，民国时属永丰乡田家），今仍留存着一座气势恢弘、韵风古朴的清民大宅，就是名声扬沪虞、口碑好百里的田氏“继善堂”。继善堂的主人叫田祇原（名田冰1867——1937），1921年10月10日，他在上海创办中央信托公司（后改名中一信托公司）。1922年重建“继善堂”时，正逢他的事业鼎兴期。“继善堂”寓意承载前辈一切德行善举，建筑新宅老宅两位一体、二层的正屋九间三进再加九间后堂和左右六间侧楼，一式的中西并举，豪华考究，蔚为大观。“继善堂”落成时占地面积15亩（1公顷），是当时姚、虞二地最大的豪门民宅。“继善堂”用料非常讲究，其大厅柱子及所有大梁都从菲律宾进口。建造大宅整整花了三年，参与工匠最多时达400多人，耗资10万银元，据说与同期建成的上海邮政大楼（苏州河畔）花费一样多。
民国中前期的田氏“继善堂”，可谓上虞首屈一指；不仅是因为田宅巨大，更因为这里善事多多。且以王佐先生祝《田祈原先生六十寿言》文为佐证：“近十年来，先生除克尽本职外，凡慈善事宜、公益事宜以及有裨宗族、有利社会、有功国家者，先生罔不殚竭心力负责进行……其在本省及本县，则有：募集钱江义渡、曹百方渡、曹梁义渡、曹蒿义渡各经费。襄建永济医院及任永济维持会主任，任上虞城积善堂育婴堂名誉董事、凤荫山庄董事、普益善会董事。创办紫荆高等小学，任春晖中学经济校董、教养局经济董事、曹江下游建筑塘工办事董事、驻沪认筹沪汉两埠塘捐主任、春泽垦牧公司董事。此皆先生普通负担，非其主要者。而其全神所贯之事则为永锡堂新旧之更革。计自民国五年开始购地，八年秋着手建筑，岁自寒暑七周，始终以董事、总董资格兼管经济……综合前后支款近六十万元。无米之炊，群相顾而色骇；而先生再接再厉，气无少馁。集其半于寄租捐输而足，其半于募债息借。精心以运之，毅力以赴制之，使款不虚耗，功无停顿。而佐最心折先生者为春晖中学校津贴本籍学生之学费。缘春晖中学落成后，基金已不足十万，年息仅敷开支。欲求本籍学生之发达，必再筹每年千金；即学生人各贴二十元庶可增广学额五十。佐商之，先生爽慨承认加息补充。是虽区区千金，而成全实大。盖地方多一受中等教育之人，即地方多一能自力善良之人故也。佐随诸君子之后敬公一觞，祝先生寿眉无疆。”
是年，王佐先生七十有四，祝寿文的字里行间不仅洋溢着赞扬，更多的是对田公倾心慈善公益的记述。最显著的当数开创上虞慈善公墓与奖学基金之先河。为让死去而无钱埋葬的贫困乡邻能入土安息、灵柩有处，总投入60万元历七年建永锡堂（他家重建继善堂也仅花了10万元），群人见势纷纷为他担心，但他为保证工程完全，无惧无畏，不惜借债付息以维持；陈春澜先生出资20万元创办春晖中学，其中10万购买上海水业公股，以利息维持学校之日常开支，田冰（田祈原）是首届校董，因他参与校舍建造实务，创建时期的一些账册都存放在继善堂（至“文革”时失散）。当时，入学春晖以上虞、余姚为多，甬杭绍次之、省外兼有；但县内优秀学子因家贫而望洋兴叹的大有人在。时任董事长的王佐先生，为学校满额增益计、更为上虞人才发掘计，请校董田公补助本籍50名优秀贫困生人均20元，共一千银元，田公欣然应承。可见，上虞“奖学扶贫”之先例，实乃从田公肇始。据说，1950年时，春晖学校礼堂内还挂着陈春澜与田冰的两个像。田公逝世后至1952年春晖改公立学校前，校董之职也一直由次子福瑛先生担任。可见，田公助春晖之力功不可没。
继善堂主人田祈原，从来就怀有“达者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他在世时，七分财富五分捐，沪上、浙地、乡里的慈善公益都有他义举的身影；1937年田祈原去世后，由他创办的萧绍汽车公司的144辆德国奔驰牌汽车也无偿捐赠给国民政府用于抗战。因此，到共和国成立时，留守老宅的幼子福瑞五店王一支，竟连地主成分都无缘。
然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田氏“继善堂”的子孙们，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极左政治的冲击，但因他们在1949年前没一人当汉奸，没一人干害国害民之事，更没出现像电影中地主欺压农民的事，“继善堂”的乐善好施，让曾受益无数的周边佃农，多有感恩之心，因此，留守家乡的大小二房受冤不多。1949年后，继善堂的后辈们都能自食其力，并发挥高文化多知识的优势，为新中国的建设各尽其力。多位早先留学欧美的继善堂后人，更是个个学有成就，不辱祖宗厚望。其中最为祖国争光的出类拔萃人物，当数二房幼子田炳耕（即继任春晖中学校董的福瑛先生之幼子)。
田炳耕出生于1919年，1934年夏考入中法国立工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附属高中部法文补习班，攻读法文一年，晋升入高中部。在此4年学习期间，田炳耕凭借过人的聪颖，在法文、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和工程绘图等基础科目的学习中，均以高学分而名列全班第一名。田炳耕的祖父、父亲先后担任春晖中学校董，他未曾入学春晖，但其学业的出色，甚至超越了优秀的春晖学子。
田炳耕高中毕业后，1937年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1940年因足伤返沪，借读上海交通大学。194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在上海天生工业社工作。
1947年，田炳耕留学美国，进斯坦福大学专读最高周率电波真空管物理及固体物理学；1948年在该校取得硕士学位；1951年获博士学位并在学校电波研究所工作一年。在斯坦福大学期间，他发明了微波放大新器件空间电荷放大器。这是他首次发表论文并首次获得美国专利，对一个刚从中国来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项莫大的成就。
1952年，田炳耕与同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的陈乃英（译音）女士结婚；是年，他进入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开始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工作。贝尔实验室是全球工业界少有的几个研发机构之一。既有基础研发又做产品开发，其比例是1:10。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贝尔实验室研发了远距离电视传输和计算机技术，领导了有声电影和人工喉的开发。四十年代，贝尔实验室推出了信息时代的两项重要发明——晶体管和信息论，锗晶体管的问世，是微电子革命的先声，为信息时代的到来打下稳固的基础。五六十年代，贝尔实验室的重大发明有太阳能电池，激光的理论和通信卫星。全球第一台传真机、按键电话、数字调制解调器、蜂窝电话、通信卫星、高速无线数据系统、太阳能电池、电荷耦合器件、数字信号处理器、单芯片、激光器和光纤、光放大器、密集波分复用系统以及首次长途电视传输、高清晰度电视无一不是贝尔实验室的研发成果。可以说，当代人类迈向文明的每一步都与贝尔实验室息息相关。
当时，贝尔实验室聚集了美国乃至全球的顶尖科学家。在这里，田炳耕遇到不少著名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有：发明卫星通讯的J.R.Pierce博士、发明Hamming(海明码)纠错码的Prichard W Hamming博士、发明声学显微镜而获得总统荣誉勋章的C.F.Quate博士等。由于田炳耕孜孜不倦的学习钻研，他很快就与这些的良师益友平进共行,成为贝尔实验室的重要一员。在贝尔实验室，他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并取得多项专利。这些论文和专利涉及微波理论和技术、材料科学、电波传播、噪声理论、铁磁体、超导体、声电效应、激光物理、集成光学、高速电子学等。不久，田炳耕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尤其是对通讯电子网络控制的相关研究和应用经验，得到了美国科学界充分肯定。
1975年，田炳耕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华裔第二个当选者（第一个是1967年当选的林同炎）。美国国家工程院是美国工程科技界最高水平的学术机构，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工程院之一。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美国工程界的最高荣誉，1978年，田炳耕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继吴健雄、林家翘、杨振宁和李政道、陈省身后的华人院士；美国科学院成立于1863年，由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授权创建，致力于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科学技术方面的咨询和建议。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美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
历史上，同时当选美国两院院士的中国人，只有田炳耕和丁肇中两人。1989年7月，田炳耕又当选为中国台湾第十七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卓越的田炳耕博士，无疑成为田家“继善堂”的后起之秀，无疑成为故乡上虞的骄傲，也无疑成为中国首选的海外杰出人才。
从上世纪70年代到1985年间，田炳耕曾多次回国并探视母亲（1985年去世）。第一次是1974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25周年庆典，在国庆招待会上亲耳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并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第二次是1979年，受到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接见；第三次是1983年，受到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亲切接见；第四次是1984年，受到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接见。期间，田炳耕与国家领导人讨论了中国当前困难和将来工业发展的可行性计划，并强调需要稳定的局面以利经济增长。他每次回国都多次应邀作讲演，阐述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关系。1983年回国时，田炳耕被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聘为荣誉教授。
由于田炳耕在电子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2006年止，他先后共获得专业荣誉12项（包括美国二院院士、师学会），荣誉奖状5项，科研活动5类33项，学术活动8项；同时，他发表学术论文54篇，共获得美国专利33项。
身居海外的田炳耕博士，一直深深眷恋着祖国，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每次回国，他都应邀作演讲，强调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维持稳定的局面，需要加强对外交流，需要引进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积极拥护中国现行的方针路线，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在跨入新世纪之时，田老曾如是说：我已经82岁，却仍在憧憬未来，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富强；我们所经历和成就的，为现在的中国铺平了道路。将来就依赖目前在大学和学院的青年工程师和科学家。不管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限制，只要努力，中国将来一定会在世界上拥有重要地位。这是一个海外游子的爱国衷心，这是一个华侨的美好预言，更是一个华人科学家对祖国未来基于科学规律、科学发展的信心把握。
2017年12月12日，田炳耕博士在美国与世长辞，享年99岁。
发表于 2018-8-2 08:1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