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师表:经亨颐传

再生者为何

作者：董郁奎
简介：本书通过撰写经亨颐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及春晖中学的史料，介绍了这位我国20世纪初著名教育家的一生。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再生者为何

第一章　上虞经氏

1840年，英国侵略军的炮火，改变了千年文明古国的运行轨迹。此后百年，中华大地战火不断，宁日难觅。腐朽清廷一次次的退让，换来的则往往是更大的屈辱。光绪三年（1877）四月，在遥远的西北边陲，终于传来难得令人振奋的消息，入侵新疆的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被左宗棠所指挥的西征大军追得走投无路，在库尔勒服毒身亡。阿古柏政权随即土崩瓦解，收复全疆，已是指日可待。一个月后的五月二十五日（公历为7月5日），浙江省上虞县驿亭经家，经亨颐出生了。

经亨颐，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别署听秋、临渊阁士等，室名长松山房。经亨颐降临人世时，经家在上虞已经很有声望。经氏家族是“世出河北范阳，后从宋高宗南渡金陵。继迁上虞，世以耕读为生，迄经元善已迁虞十八世”（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8页。经亨颐之孙经贞乔介绍经芳洲之父经翰文出生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卒年不详。）。经元善是经亨颐的伯父。经亨颐的祖父经庆桂（1804—1865，字纬，号芳洲）（虞和平编的《经元善年表》（见《经元善集》，第408页）是“父名经纬，字庆桂，号芳洲”，经亨颐的侄孙经遵义提供的家谱资料是名庆桂，字纬，号芳洲。），15岁时因家贫而到上海经商，“历几十年而积资达数十万，并久主上海同仁、辅元、育婴诸善堂，与朝廷大员、疆吏交往甚多；效力不少，屡得褒奖，临终得旨赠知府衔”（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408页。）。关于经芳洲及其家世，余姚人朱兰则是这样叙述的：

经氏先世，由金陵迁虞之三都驿亭村。曾祖讳尚德，祖讳士玉，父讳翰文，皆累赠资政大夫。母何太夫人实生君，君生而颖异，幼孤。……以贫故贸迁上海，性勤，慎言笑，不苟戚党交器之举，司会计日赢，非道义不取一介。或疑难争竞，片语纷息，兼提挈孤贫，由是名愈宏，业愈廓。道光戊戌，母患痈驰归，屡吮患处。……辛丑挈眷至上海。明年议成，观察宫公知君忠信，委办善后捐事，辞不获，慨助千金为创，款遂集，叙功得太常寺典簿衔。（朱兰：《经君芳洲先生家传》。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171页。）

经芳洲在上海主要经营钱庄等业务。他开设的钱庄称为“仁元钱庄”。他在经营上一帆风顺，很快积累了“数十万金”的家产。盛静英（经元善的第三个儿子经亨杰之妻）称他为“钱业巨（头），掌上海钱业公所首董”（盛静英：《先翁经元善简历》。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405页。）。经芳洲热心公益事业。道光二十七年（1847），上海绅士公推经芳洲负责辅元善堂事，“时经费绌，悉心筹划，出己资以广劝募。戊申兼办同仁堂，施医药、设义学、毁淫书及恤嫠赡老、赊棺义冢诸善举。并禀办阖邑四乡掩埋。未几又任育婴堂事，集资扩充，收婴至数百口”（朱兰：《经君芳洲先生家传》。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171页。）。设义塾，“俾族中子弟弦歌其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发大水，经芳洲遂设粥厂二处，施粥救济。许多百姓因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被迫抛弃，经芳洲便在南门外设专门机构代养，达1800余人，待灾荒过后任其亲属领回。咸丰四年（1854），上海县城因被刘丽川的小刀会攻占而遭清军长期围困，粮食奇缺。经芳洲就“煮靡食乳妇，而家人草根充饥”。清军于次年正月攻破上海，刘丽川战死。后来，清军又与太平天国军队在江浙地区血战，大量难民流入上海。经芳洲遂又“设厂拯济，卒资遣回籍”。因此，当时经芳洲被称为“经善人”。同治二年（1863），经芳洲“遂由留养难民奖案捐升主事加员外郎衔，为先人邀请五品封典”。（朱兰：《经君芳洲先生家传》。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172页。）

对于家乡的公益事业，经芳洲也同样十分热心。他曾与同乡罗致堂、陈楚江一起创“归安局”于北乡王牌下，收葬露棺“以万计”。力助余姚慎斋狮山桥的修建。设义渡，“置田产三百数十亩，族中鳏寡月给升斗”。又“置公山葬族，得免久厝之患”。据经亨颐侄孙经遵义的介绍，经芳洲的父亲是文盲，经芳洲童年时上学要到邻村去上。因此，他在经济上富裕后，对教育比较重视，兴办了义塾，即敬修义塾，经氏子孙都可在这里免费读书。

经芳洲“一生强毅不阿，遇事论是非，不计利害”。他的人品和办事能力，以及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等，都一直深受时人赞许。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设局开捐，经芳洲也参与其事。因身为“总董”的邑绅“某司马”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其他人也纷纷仿效。其间，“某司马暗馈公兼金”，但遭经芳洲婉拒。案发后，除经芳洲以外，几乎无一幸免，都有问题。而经芳洲则“开呈四柱账折，罗罗清楚，苏沪大吏莫不洒然异之，从此声望愈隆，阖邑清正绅耆皆欲交于公矣”。道光二十八年（1848）至二十九年（1849）间，上海辅元堂掩埋街头露尸，经芳洲“戴笠骑驴，躬往督率，如捡拾遗骸等捡拾极秽之事，亦必身先倡导，淘洗凑合”，然后再予掩埋。因此，“司事工役等莫不感奋”（史致晖、吉人甫：《资政公补遗轶事》。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176页。）。

钱塘江海塘为江南地区的屏障。同治三年（1864），经芳洲任海宁塘工。他对海塘的工程质量非常重视，亲自督造，“镶柴、下椿必亲勘”（朱兰：《经君芳洲先生家传》。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173页。）。虽修筑海塘属国家重要工程，然而在这动荡年代，经费却没有保证，竟然要依赖募捐或借贷来解决。最后，经芳洲“终以款罄而未竣工，遂惶恐万分，无颜于世，愧忿交绝，卒以身殉之于任”（盛静英：《先翁经元善简历》。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405页。朱兰的《经君芳洲先生家传》介绍经芳洲“诰受奉直大夫，例赠朝议大夫，以子元善加级恩准，赠资政大夫”。）。临终前，曾得旨赠知府衔。因为工程遇到困难，无法如期完工，经芳洲认为是愧对社会，竟自缢而离开了人世。这即使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震撼。

经芳洲“配氏姜氏、杨氏”，有5子3女，其中5个儿子依次是经元善、经元仁、经元智、经元勇、经元佑。经亨颐是经元佑之子。经元佑（1852—1895），又名经元猷，字高椿，号耕阳。他共有6子1女。其中6子依次是：经亨谦、经亨济、经亨颐、经亨鼎、经亨辰、经亨，女儿是经巧云。（他们的生卒年分别是：经亨谦（1871—1891）、经亨济（1875—1886）、经亨颐（1877—1938）、经亨鼎（1878—1929）、经亨辰（1880—1884）、经亨（1884—1886）、经巧云（1887—1921）。）由于经芳洲的第4子经元勇无子，经亨济就过继给了经元勇。（依据经亨颐之孙经贞乔和经亨颐的侄孙经遵义（经元佑第四子经亨鼎之孙）的介绍综合而成。）

经亨颐早年在敬修义塾上学，“入塾攻习制艺，兼及诗文。颖悟异常，才气逾人。暇好篆刻、治印，虽伤指从未中辍”（范寿康：《经亨颐先生传》，《一代师表》（《上虞文史资料》第二辑，纪念经亨颐专辑，浙江省上虞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1987年，第1页。）。经亨颐在一个充满着欢乐、祥和气氛的大家庭中长大。因此，他在60岁时，以非常愉快的心情，回忆自己的早年岁月：

我生于丁丑，周甲及老牛。嬉戏少而壮，历历忆从头。除夜依《花镜》，红帏嫁石榴。先父爱种花。某除夜，呼颐兄弟曰：可往园中嫁石榴。指《花镜》所载，以红帏香烛嬉行之。明年，结子果多。殴龙西陡，与邻村行龙，械斗。余十二龄，竟指挥壮男。幸未酿事。守蟹仲经沟。《上虞县志》载有“仲沟蟹肥肥”，即家塾旁一沟。秋夜读罢，常提灯随父往，片刻即得最肥者。盈钱绳二串，携之归。每斤八十文，现价二十余培矣。今沟没于路。（经亨颐：《六十述怀》，《颐渊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经亨颐在童年时，虽然也要上学，但他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如与父亲及兄弟“嬉戏”，在家塾旁“仲经沟”中捉螃蟹，等等。村里举行的一些传统活动，经亨颐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甚至在与邻村“行龙”时，以其12岁的年龄，指挥“壮男”与邻村械斗。

然而，经亨颐在学习上还是非常努力的。这期间，他对篆刻尤下工夫。他在《六十述怀》中说：

　“山水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唐诗初假读，小楹得亲褒。初读唐诗《岳阳楼》：“山水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易“山水”二字，涂小联自戏，张之庭柱，父见而曰：“可。”弱冠承先命，弟商我庠序。趋庭至乐事，金石尽付与。余自幼癖好金石，以棉花浸馆师朱砚为泥，握刀不得法，左手食指痛扎。母问，恒饰。父亦能刻，早知之。十五岁之除夕，以刀二柄、石十余方、印泥一盒、书数册，呼颐至其前，曰：“汝拿去吧！”平生最得意事，无逾于此。学刻芸课余，师嘲何处鼠。（经亨颐：《六十述怀》，《颐渊诗集》，第65页。）

从经亨颐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早年父亲对他非常关心。“弱冠承先命，弟商我庠序。”与他的兄弟相比，他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可能更多。“趋庭至乐事，金石尽付与。”他的父亲不仅带着他去捉蟹，陪他嬉戏，而且还能尊重他对篆刻的爱好，鼓励他，并提供刀、石、印泥等篆刻的必需工具。经亨颐这时对篆刻则几乎达到了酷爱的地步，甚至连课余时间也不放过。为此，他还受到了老师的批评。

这是经亨颐的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无忧无虑，读书，玩耍，篆刻，日子过得很安逸，但也很平淡。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

然而，经亨颐的这种恬静生活在他18岁时被打破了。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大败，这对已经摇摇欲坠的清廷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对于18岁的经亨颐而言，这一年也是非常难忘的一年，“十八甲午役，感怀固吾圉”。甲午战争的惨败，深深刺痛了经亨颐。作为一介书生，他也深切地感到国家强大对保证国家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孟冬初授室，岁阑痛失怙。”冬初，经亨颐娶本地女子袁氏（1878—1942）为妻。农历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历次年1月22日），非常疼爱他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离他而去，使经亨颐顿觉失去了依靠，“从此度飘零”。为家庭分忧计，他只身到上海，“寄身黄歇浦”，为年过半百而又耳聋重听的伯父经元善当文字秘书。（经元善与其弟经亨颐之父经元佑感情甚笃。经元佑去世时，在上海工作的经元善大病一场：“善病系接姚电，幼弟廿六晨病故。荆枝摧残，未获诀别，肝肠寸断，悲不能已。”（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134页））

上海自19世纪40年代开埠后，经济迅速发展。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已非常繁华，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人之称誉上海者，以为海外各地惟数法国巴黎斯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参见《论上海今昔情形》，《申报》1881年12月10日。）。同时，上海也是中国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主要输入地。对初到上海、且以前长期沉溺于篆刻的经亨颐来说，面对这与上虞乡村有着天壤之别的物质环境和文化氛围的新世界，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另外，由于经亨颐在其“叟也聋”的伯父经元善身边工作了近10年时间，经元善对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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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1841—1903），字莲山（莲珊），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晚年号剡溪聋叟。自幼迁居上海，17岁时随父经商，并长期追随其父经芳洲。其父去世后，“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几乎都由经元善以长子的身份继承”（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经元善集》，第2页。）。经元善于同治四年（1865）承袭“知府”衔，次年接任上海同仁辅元堂董事，同治十年（1871）继承“仁元钱庄”。经芳洲在去世前（同治四年仲春）曾对他说：“吾生平志切利人，乡邑井里间凡遇善举，务尽我心力，特还（怀）念驿亭族人，贫苦尚众，藉车坝以资生，甘供下役，礼义不兴，遗憾犹多，欲谋所以去此役者而未能也；且大宗祠之创有志未逮，今耄矣，小子其无忘汝父之志。”（经元善：《〈趋庭记述〉跋》。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170页。）经元善遵父之嘱，于同治九年（1870）劝族人“退坝归农”，并于光绪三年（1877）修建了大宗祠。

如前所述，经芳洲对公益事业非常热心，而深受其父陶养的经元善对此更是倾心投入。同治四年（1865），他承父志主持并完成了海宁海塘的整修。光绪三年至五年（1877—1879），北方河南等地大旱，饿殍相枕。光绪三年（1877）冬，经元善与友人李麟策、瞿世仁（上海果育堂首董）等人商议，决定募捐救河南旱灾，并由果育堂主持劝款收解事宜。此举得到郑观应（郑观应（1842—1922），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咸丰八年（1858）到上海从商，曾在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治十二年（1873），参与创办太古轮公司，又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关心时务，热心西学。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主张发展机器制造工业，实行护商政策。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企业总办。著有《易言》、《盛世危言》等。）、王介眉、葛藩甫等沪上绅商的广泛支持。次年二月，又和李麟策等人创立“上海公济同人会”，专办河南义赈。四月，上海义赈同人决定设立上海协赈公所，“先助豫灾，分济晋、陕、直隶”，并一致推举经元善“总司后路赈务”，全面负责赈款收解事务。经元善遂全力于赈务，并停歇了仁元钱庄，在原地创设上海协赈公所，作为组织上海绅商举行义赈的常设机构。“这种由民间自设机构，领导一方民众进行义赈活动的方式，不仅在上海未曾有过，而且在全国亦属首倡。”从此，“经元善在实际上成为上海绅商义赈活动的领袖，他在上海的社会地位顿时提高”（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经元善集》，第2页。）。

经元善的义赈活动有其特点：一是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除上海外，“已经扩大到江、浙等东南各省的绅商、官吏及美国、日本的华侨之中”；二是募集的款项数额非常大，“仅至1879年11月止，由上海协赈公所解往直隶、河南、陕西、山西四省灾区的赈款，共计470763两”。当时由朝廷派员在上海设立的官捐局，“虽以官爵为奖贯，而所得捐款仍不及上海协赈公所”（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经元善集》，第4页。）。上海绅商义赈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自然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从1887年到1893年，经元善又先后办理过豫、皖、苏、浙、鲁、奉天、顺天、直隶等数次重大义赈，前后“募款达数百万，传旨嘉奖者十有一次”。此时，江浙等地各种筹赈公所相继设立，绅商义赈之风气已大开，经元善便功成身退，在1894年后“完全退出义赈行列”。通过义赈活动，经元善结识了许多巨富大贾，“其中尤其是上海的郑观应、苏州的谢家福（谢家福（1847—1897），字绥之，号桃源主人、望炊楼主人等，江苏吴县人。早年曾到上海舆图局从事分校各国地图工作。上海电报局筹办时，曾参与其事。光绪七年（1881）十月任苏州电报分局总办。光绪十年（1884）任上海电报总局提调，旋即因母亡丁忧援例回籍（苏州）。后曾在苏州创办义塾“儒孤学舍”，并在此成立了“苏州电报传习所”。）、常州的盛宣怀、无锡的李金镛，不仅是当时名贯一方的大绅商，而且都先后进入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企业，这与经元善后来的经济和社会改良活动有着重要的关系”。同时，经元善与朝廷官员接触交往的机会也大为增加。

光绪六年（1880）七月，经元善与郑观应一起被李鸿章委任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经元善采取登报向全国公开招股的方法，并公布诸如财务公开等管理办法，使商人确信入股布局每年获利“约有二分八厘光景”，因此大获成功，很快就募得本银50万两，突破了原定40万两的指标。然经元善的成功措施却遭到了织布局官方代表的嫉妒和反对，次年春，经元善不得不放弃“会办”之位，退居家中。

光绪七年（1881）夏，经元善经谢家福、郑观应推荐，被李鸿章委任为上海电报分局（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并于上海、苏州、大沽、紫竹林、济宁、清江浦、镇江等处设立分局，郑观应任上海分局总办。光绪八年（1882），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光绪九年（1883），电报总局由天津移到上海，由盛宣怀任督办，郑观应、谢家福、经元善为会办。）会办。次年，中国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经元善入股1万两，成为主要股董之一，并被委任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是职任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长达18年。

虽然工作繁忙，但经元善对教育仍然非常重视。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面对破碎的山河，梦想通过教育来救国，因此他对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是不惜财力物力。光绪十九年（1893）底，他募集资金在上海城南高昌庙附近创办了“经正书院”，招收“世家裔教育之”，聘请了梁启超、王敬安等新式知识分子任教。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因经费困难，加之盛宣怀欲以其地办南洋公学，遂并之”。光绪二十三年（1897），经元善决定创办经正女学。他认为“男女既同为人，即可以同参天地，同立三才”（经元善：《劝女子读书说》，《居易初集》卷三，第39—40页。转引自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82页。），“今日中国不振，归咎于二千年女学不开”，故“女之宜学，诚亟亟哉”。（经元善：《中国女学堂缘起》。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184页。）他设想“即就上海先设一总堂，以开风气之先，徐图推广”（经元善：《为创设上海女学上总署及各督抚大宪禀》，《集成报》卷二四，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转引自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21页。）。但这次办学活动和以前不同的是，参与者范围非常广，包括上海绅商界、维新派和新闻界等各界人士，如发起者除经元善外，还有严信厚、郑观应、汪康年、梁启超、康有为、张謇等社会各界著名人士。

在经正女学的筹办过程中，首先遇到了经费问题。经元善多次禀请南北洋大臣和电报总局督办盛宣怀，要求从电报局义赈基金中拨款补助女学堂，遭到拒绝。他就转而发动女界捐款，并让自己的妻妾带头认捐开办费400元、常年费60元。在他的影响下，半年内就有102位妇女捐款，谭嗣同、张謇等人也先后出资赞助，共筹集开办费6130元、常年费575元。其次，经元善所面对的政治压力也非常大。顽固派群起反对，朝臣中非议者也不少，有的还斥之为大逆不道。以前支持他的人，有的也退缩了。但经元善志在必成，从不言放弃。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在上海城南高昌庙桂墅里正式成立，后为与教会办的女学相区别，改名为中国女学堂。

光绪二十四年（1898），经元善计划在家乡上虞和余姚两县创办“农工学堂”。他设想“农工学堂”是“以课工教艺为先务”，同时，“创兴中国未有之工艺”。后因“戊戌变法失败，加之经元善患病”，农工学堂“最终没能办成”。

光绪二十五年（1899），经元善又恢复了经正书院。

作为一个维新派人士，经元善交往的都是一时才俊，“交往皆时杰”，如梁启超、盛宣怀、郑观应、汪康年、康广仁、严信厚等，这使一直陪伴在经元善身边的经亨颐眼界大开。而经元善在这十年里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也深深感染了经亨颐。经亨颐在伯父身边“日夜侍笔谈”，耳濡目染。他后来如此热心于教育，也有经元善的影响。

经元善在光绪十九年（1893）创办经正书院时，主要目的还是“试图开拓培养洋务人才之新途”，即以培养实用人才为主。但他创办经正女学，“则已将办新学培养人才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了”（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经元善集》，第16页。）。他说：“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中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人自胚胎赋形，即禀母之胎教。自孩提成立，依恃母教，饮食教诲，触处皆关学问。在昔魁奇伟彦彦，得贤母之教而显名于世者，史不胜书。是欲妇女通知大义，不得不先兴女学明矣。”（经元善：《为创设上海女学上总署及各督抚大宪禀》，《集成报》卷二四。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321页。）他试图通过兴办女学，提高女性的文化素养，使儿童从小就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以后的学校教育打下扎实的基础，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另外，经元善还希望女性通过学习掌握诸如“充当医生、律师、教习”之类职业的本领，使其有一技之长，改变妇女不参加社会生产的习俗。因此，经元善此举也有提倡男女平等之目的。总之，经元善办学的目的是设想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掌握谋生本领的同时，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提高和观念更新也能起一定的推进作用。而经亨颐以“与时俱进”为办学的指导思想，提倡人格教育，鼓励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所设课程，除文、史、数、理外，还包括美术、体育等。从这一点上来看，经氏伯侄的办学理念，确有不少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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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避难澳门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康有为等在北京联合参加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皇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他们以“变法图强”为宗旨，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宣传变法思想，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先后在各地组织学会，创设学堂和报馆。维新变法运动得到军机大臣翁同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官僚的支持。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之势。为此，康有为连续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并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措施。光绪接受了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于次年四月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此后的3个多月内，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操纵清政府军政实权的慈禧太后等守旧派却极力反对变法。是年八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中南海瀛台，杀害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6人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六君子，变法始流血。”经亨颐对戊戌六君子尤其是谭嗣同非常佩服。他在《六十述怀》中说道：“谭嗣同，尝见其就义时供曰：自古变法皆流血，中国之变法流血者，则自某始。”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册立端郡王载漪子溥为“大阿哥”，继嗣同治帝为子，企图废黜光绪帝，此即“己亥建储”事件。

慈禧图谋废光绪帝，并非一朝一夕。光绪所支持的维新变法，深深触犯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就在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重新“垂帘听政”后不久，便计划废光绪，故捏造出皇帝患病的假象。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1898年9月25日），已被慈禧控制的清廷颁谕称：“朕（光绪帝）躬自四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六。）接着，又授意太医“捏造脉案”，并定时向外公布。光绪将被废之传言一出，“人心汹惧”，经元善便在上海联合海内外工商界人士，致电慈禧，直截了当地提出“请保护圣躬（即光绪帝）”。清廷“严旨命捕元善”，然“非常之谋竟寝”（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转引自翦伯赞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7页。）。

这寥寥数语，对经氏伯侄来说，几乎是一场生死劫。

慈禧反对新政，其原因从她在重新临朝“训政”后对光绪的训斥中就可了解得一清二楚：“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她又对诸臣说：“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察管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转引自翦伯赞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347页。）载漪因善于献媚、钻营，深得太后欢心，其子因此被选中为将来承“大统”之人。然而，对已深受西风熏陶的经氏伯侄来说，不仅思想上完全倾向于维新派，而且对随便废立皇帝在观念上也根本接受不了。因此，他们反对废光绪也在情理之中。

当立大阿哥的上谕公布后，一片哗然。上海、湖北等地的士绅商庶纷纷起来反对这种“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的行径。湖北官绅50多人亲赴北京“拼命力争”。南洋各埠和美国旧金山等地华侨，闻讯后亦均“异常哗愤”，致电总理衙门谏阻此事。以经元善为首的上海士绅1231人，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0年1月26日）“合词电禀”，强烈反对，更是轰动一时。

关于经元善等这次电奏的详情，《苏报》是如此记载的：

[按]本埠自接奉本月二十四日电谕，一时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我朝二百五十余年积德累仁，我皇上二十五\[年\]励精图治，深入人心，沦肌浃髓。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忠。昨日赴电局请列名电求总署代奏者至千余人之多，且各国均已电调兵舰，将挟公义以清君侧。沪局总办经莲山太守，见群情迫切，外衅纷乘，遂率同绅商允为电恳。兹将电禀照录于下：

王爷、中堂大人钧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圣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优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卑府经元善暨寓商沪各省绅商士民叶瀚、张通典、王季烈、贺良朴、欧阳柱、戈忠、袁纯熙、邱震、汤鞠荣、王文濡、严大经、施锡圭、马裕藻、金兴祥、俞镜澄、许家惺、黄受谦、章炳麟、汪贻年、祝秉纲、丁惠康、吴涛、王宏纲、万鹏程……经亨颐、冯锦德、曹伯藩、经亨沐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合词电禀。（《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09页。）

上海绅商界这次1200多人联名上书（在电报上直接署名的为50人），冒犯了慈禧太后。这次电奏由经元善领衔，经亨颐也在电报中署了名。“元善戆直，集同志五十人联名电诤，自领衔。颐适在侍，年方弱冠，已头角峥嵘，气概不凡，自请列于名末。因是触怒，被一体通缉。”（姜丹书：《经亨颐先生传》。转引自经亨颐：《颐渊诗集》，第72页。）当时正在北京的盛宣怀闻讯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立即密电郑观应、杨廷杲二人劝经元善立即远避。在郑观应的安排下，经元善于同日携眷南下，经亨颐随同前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二（1900年2月1日）抵香港，后落脚澳门。郑观应还函托其在澳门的挚友、亲戚叶侣珊等人照料经元善。

时人传清廷是要将经元善“就地正法”，这大出经元善意料。“旁观者为之危，及闻有查拿就地正法之密谕，同人迫其避地。经初以为此区区之禀词，未必竟致死罪，不听。及风声愈紧，有不耐者，挟之出走。”（《上海电局总办经元善被拘案录记》，《中国旬报》第4期。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11页。）经元善儿媳盛静英是这样记述这场变故的，经元善在“廿七晚十一时，接盛公来电而公尚坚决不肯行，家人亲友苦劝，始成行。当晚即乘二婿袁春洲所备怡和本公司轮船直赴香港。是晚懿旨已下，电局奉命止付公之私款及列年红利、股息。公顾全大局起见，故股息皆存诸局中，尽归乌有。二十八日黎明，宫中捕缉大队而来，奉命就地正法，并灭五族，抄封全部家产，所办女校亦同归于尽，乡间田产均被官封。”（盛静英：《先翁经元善简历》。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但此材料中有的说法存在着问题，就这一段引文而言，抄家时间与事实不符，也没其他材料证明朝廷下过“灭五族”之类的诏令，等等。）经元善怀着对朝廷的一片忠心，联名上书，竟然落得如此结局，他当然无法理解。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上旬曾这样说，“当日诸君子牵率微臣昧死而为此者，为我皇上也，而尤为我太后”，光绪帝继位以来，“自国民以讫邻邦，无不爱戴瞻慕，蒸蒸焉日进于维新之治，不有太后曷克致此”。所以，他认为“保皇上即以保太后，亦即以保四百兆同胞之民也”（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10页。）。经元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宫廷斗争的残酷性都缺乏深刻的认识。

慈禧的废光绪帝之计谋，不仅国内反对者众，真正支持的实力派人物不多，而且西方列强也反对。这些列强认为废光绪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当英、日等国公使得到光绪“患病”的消息后，便要求见光绪帝，以摸清其“病情”和下落。一些外国军舰还在中国沿海进行示威性游弋。正是在这内外形势的压力下，慈禧最后不得不放弃其废帝企图。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0年1月29日），也就是经元善、经亨颐伯侄等离开上海的第二天，盛宣怀受到了言官余诚格的参劾，要他在一个月内交出经元善，否则要问其罪。《清德宗实录》载：

有人奏，电局委员聚众妄为，危词挟制，督办通同一气，纵令潜逃，请严旨勒交，以伸国宪一折。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特颁朱谕，为穆宗毅皇帝立嗣，薄海臣民，同深庆幸。乃有上海电报局总办委员候补知府经元善，胆敢纠众千余人，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危词要挟。论其居心，与叛逆何异。正在查拿间，闻经元善即于二十八日挈眷潜逃，难保非有人暗通消息，嗾使远遁。盛宣怀督办各省电报，受国厚恩，经元善为多年任用之人，自必熟其踪迹，著勒限一个月，将经元善交出治罪，以伸国法而靖人心。傥不认真查拿，一经畏罪远扬，定惟盛宣怀是问。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清德宗实录》卷四五八。

经氏伯侄远避到澳门，“以为无事矣”。然而事态的发展再次出乎他们的意料。就在他们到达澳门才20多天，即正月二十六日（1900年2月25日）（此时间系据《上海电局总办经元善被拘案录记》所载的“忽于去月廿六日”，即公历2月25日。虞和平编的《经元善年表》（见《经元善集》）是公历2月24日，相差1天。），“有澳门官票到寓，将经拘去。据称，粤督李鸿章派专差带有移文，请粤督照办，谓经擅离职守，亏空巨万，须移省询究等语。”由于盛宣怀被逼要在一个月内交出经元善，“心甚焦急，不得已电达粤督拿办”（李向东在《浅谈郑观应的两次不义之举》（《安阳师范院校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经元善在澳门被捕，与郑观应有关。是郑向盛宣怀报告了经元善的行踪，并由郑观应的亲戚叶侣珊诱捕。）。所谓经元善欠巨款，明眼人都明白那是谎言，无非是清廷欲逮其归案而找借口罢了：“惟经之获罪，实非因此，人所共知，缘经联合多人电请当道阻止皇太后为穆宗立嗣，并请皇上力疾亲政，因此缘由。”（《上海电局总办经元善被拘案录记》。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11页。）

经元善澳门被拘后，他的家产也全部被抄。

澳葡当局将经元善拘捕后，囚禁于大炮台。澳葡当局想通过这样的机会否定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有关“照向来办法”查交中国罪犯的条款，指出经元善属政治犯，拒绝引渡。清廷派人到澳门控告经元善“拐款逃走”，属刑事犯罪。澳门保皇会会长何廷光花费重金全力救援，甚至有澳门保皇分子枪击引渡经元善的清廷使臣。上海同人将电报局款项结清，并联名要求英国驻沪领事、香港和澳门总督勿将经元善移交清政府，海外华侨也纷纷声援。迫于舆论压力，澳葡当局于四月十四日（公历5月12日）正式照会清廷，指出有关经元善拐款逃走之控告不实。是年夏，义和团与列强在京展开血战，列强攻入京城，慈禧西逃，经元善案得到缓解。是年底，经葡萄牙高级法庭复核，最后确定经元善是政治犯，予以释放，并给予。

光绪二十七年（1901）夏，经元善离开澳门抵达香港，次年初夏间返回上海，闭门家居。但他对时事仍十分关心。此时的经元善已年老体衰，两耳聋聩，一目失明。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经元善因病去世。

经元善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送子侄到日本留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送次子经亨淦、三子经亨杰、四子经亨权去日本留学，次年一月，又送经亨颐去日本留学。

经亨颐在这几年里，从参与电奏签名、随伯父经元善避难澳门直至返回上海，再赴日留学，一直在时代的风浪中颠簸。他在《六十述怀》中说：

争废大阿哥当时西太后议立大阿哥。家伯感朝政愈非，集沪上同志五十人，联名电争，余亦列末。《上海通志》详载其事。廷诏被严缉。同逋葡萄牙，濠镜入囚室。庚子乱而归，远游拟赴日。（经亨颐：《六十述怀》，《颐渊诗集》，第65—66页。）

经亨颐在澳门时应该也随同其伯父被拘禁在大炮台，这是因为当时经亨颐是“被一体通缉”，同时对澳葡当局来说，经元善虽有利用价值，但也有点烫手，因此一般情况下也会担心这个身体状况已需要人照料的人出什么问题而自找麻烦，如把经亨颐也同时囚禁，以便照顾经元善，是一举两得之事。经亨颐所说的“同逋葡萄牙，濠镜入囚室”也可说明这一点。

经亨颐跟随其伯父近10年时间，丰富了人生阅历，开阔了眼界，对他以后事业上的成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