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的百年家族——小越罗氏、驿亭经氏

再生者为何

上虞的百年家族

——小越罗氏、驿亭经氏

陈绵武

近年我国出版了一套“百年家族”丛书，介绍了梁启超、陈寅恪、梅兰芳、林徽因等家族的兴衰历史和对我国社会的贡献。一个家族的兴衰上下三四代，一般百年左右。孟子说得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百年家族不仅全国众多，而且小至一个县市，也可以举出几家。如罗振玉、经纬、刘承干等，就是我们上虞的百年家族。即使把他们放到全国范围来看，也毫不逊色。其中罗、经两家更具独特的家学、家风和成就，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

罗振玉育有五子，除次子罗福同早夭、四子罗福葆任伪满交际处长以外，长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五子罗福颐以及长孙罗继祖都是文史专家。罗氏祖孙三代学术上的成就，大致包括金石学、甲骨学、考古学、敦煌学和历史学，都由罗振玉开创基业，而后由子辈、孙辈传承和发展。
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我国宋代就有《考古图》和《金石录》。古代研究的对象仅限于铜器和石刻，故名“金石学”。但到了近代，罗振玉等学者就把它扩展到甲骨、简牍、印章、封泥和瓦当等。罗福颐更在此基础上，旁及对古代度量衡、镜鉴、墓志等的研究，出版《传世古尺图录》等专著。
甲骨学是根据甲骨文（又名“契文”、“卜辞”）研究商代、周代的社会历史，罗振玉起过搜集、保存、研究、传播的开创性作用。罗福颐、罗继祖在罗振玉的亲自教导下，他们幼年即识甲骨文，曾帮助罗振玉做整理、誊抄、考释等工作。
考古学是根据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罗振玉对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无所不包的，甚至对石砖的研究，写出了《雪堂砖录》、《金泥石屑》等专著。罗福颐继承父业，对我国考古学作出一定的贡献，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著作有《印谱考》、《古玺印考略》等。
“敦煌学”这个名词是陈寅恪于1929年在《敦煌劫余录》一书的序言里首先提出来的。而开创这门学术研究的“祖师”，当推罗振玉。此后三子罗福苌编著《敦煌古经尾题录存》、《高昌壁画菁华附说》、《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经幡目录》等。
继承罗振玉史家的以长孙罗继祖最有成绩，他写出了《春秋异地同名考》、《登科记补考》、《毛文龙传》、《鸭绿江行部志注释》等书。
综观罗氏家族百年的学术活动，具有几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第一，罗氏注重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古文字的研究。长子罗福成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他学的虽是医学，但却精通西夏文和契丹文。三子罗福苌、五子罗福颐均擅西夏文，分别著有《西夏国略说》和《西夏文存》。罗继祖识契丹文，著有《辽史校勘记》、《辽史表订补》等。
第二，罗振玉祖孙三代7人，都去过日本学习或工作，大多识日文，且与日本汉学家有交往。其中罗福苌通多国文字，尢精法文和德文。罗继祖幼年寓居日本时，曾跟邻居乃万文太郎学过日文，后来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讲师，与汉学家仓石卧云武四郎、吉川善之幸次郎友善，他写过《涧上师友记》一书。
第三，罗振玉儿孙辈多没有进过学校，由罗振玉和罗福苌在家课读。他家有自己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课程主要是儒家典籍和古文字，教学方法注重“手脑并用”，拓片、临摹、刻石、习字等都是重要的作业。
第四，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借助家庭藏书，鼓励子弟早出学术成果。罗福苌只活了25岁，但已是《西夏国学略说》、《伦敦博物馆书目》等10多部专著的学者。罗福颐20岁写出《古玺汉印文字征》。罗继祖更是早慧、早熟，19岁开始著书立说，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竟出版专著《朱笥河年谱》、《老莲遗事》、《辽汉臣世系表》等9部。
第五，罗氏三代所从事的文化事业，除著书以外，还自己开设印刷厂（“博爱工厂”）和书店（“贻安堂书店”），又建造藏书楼（“大云书库”），从而形成：搜集——整理——研究——著作——印刷——传播——收藏这样的一条流水作业线。这就全国范围来说，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家。
罗氏家族祖孙三代，可谓家学渊源，师承有自。罗振玉对长孙罗继祖自幼即寄以无限的希望，他在《自述平生为〈集蓼编〉付长孙继祖书之题四绝句》一诗中说：“膝前喜有读书孙，清白家风望汝存。”
罗继祖著作等身，确实没有辜负祖父的教诲和期望，使罗氏家族在我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驿亭经氏家族发迹于19世纪中期的经纬。经纬（1804—1865），字庆桂，号芳洲，著名慈善事业家和金融家。他出生农家，幼年读过几年私塾，10余岁即赴沪学贾。他生性敦厚勤劳，恪守信用，不上几年，即拥资数十万，成为沪上钱业界钜子。但他有陶朱公之风，“能致富，又能善用其富。”为民造福，大兴公益事业。在上海，他邀约士绅在松江、金山两县购田5000亩，建仓收租，作为创办辅元善堂、同仁堂和育婴堂的基金。三堂分别办粥厂、施药物、设义学、收弃婴，大为民众所称颂，直呼“经善人”而不名。1862年，江苏常熟，浙江衢州、严州（今建德）、余姚、上虞等地旱灾闹饥荒，常熟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况，经纬分别“募粮散给”，“全活难民无数”，曾受时任清浙江巡抚的左宗棠的赞许。在家乡上虞，经纬在驿亭“建立宗祠，创义塾，以教族之子弟，置义田以卹族之鳏寡”。此外，他还“筹设归安局，兴修狮山桥，善举不可殚述”。1864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海宁海塘，派段光清去上海请经纬负责海塘修建工程。经纬欣然从命，四方奔波，筹措资金，并亲临工地监督指挥，“不一年工竣，时纬已六十有二，奔走塘堤，不辞艰险，遂以积劳病故”。
经纬生有五子。长子经元善（1841—1903），字莲珊，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和慈善事业家。他继承父业，17岁赴沪经商。25岁接办其父开创的仁元钱庄，不久被推举为上海南市钱业公会和北市钱业会馆的董事。经元善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大有父风。1878年停办仁元钱庄后，在10余年的时间里，他组织、领导上海、江苏、浙江绅商募捐数百万，从事赈灾活动，受清廷嘉奖10余次。他涉足洋务运动，首创资本主义公开招股方法。盛宣怀督办电报时，他投资白银30万两，先后任中国电报局沪局会办和总办。1898年戊戌变法时，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曾积极协助康有为、梁启超在沪组织强学会。1900年，为反对慈禧“废帝”、“立储”，他以候选知府衔联合维新人士蔡元培、黄炎培等上书总理衙门，要求清廷收回成命，遭清廷通辑远走澳门。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在上海创办经正书院、中国女学，在故乡上虞创办协赈公所、积善堂等。他还是一位饱学之士，著作有《趋庭纪述》、《居易初集》等。
经元善育有四子：经亨沐、经亨淦、经亨杰、经亨权。其中经亨淦、经亨杰、经亨权和侄子经亨颐、经亨鼎均留学日本。经元善的子侄辈中，以经亨颐最有成就。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署颐渊。18岁由驿亭去上海，寄住伯父经元善家。1900年参加以经元善为首的上海绅商士民反对慈禧“废帝”、“立储”的联名通电，遭通缉，随伯父避居澳门。后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春晖中学、宁波省立第四中学校长。1924年加入国民党，任浙江省临时党部执委。此后，历任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除创办春晖中学外，还捐献祖田、祖屋，创办大同医院。一生爱好诗、书、画、金石，时人誉为“四绝”。著作有《经颐渊金石诗书画合集》等。
经亨颐独子经利涉早年病故。在他的子侄辈中，以经利彬在学术上最负盛名。经利彬（1895——1958），字燧初，著名医学家和教育家。早年留学法国，获里昂大学理学和医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北平研究院生物部部长兼研究生所主任、动物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医药所所长，云南大学教授。1946年去台湾，任台湾省卫生局局长。1958年在台湾病故。著作有《滇南本草纲目》、《卫生学》、《脊椎动物之脑量》、《麻醉剂对尿素之作用》等。
经氏家族也有自己的特点，有些方面与罗氏家族形成强烈的对照。
第一，罗氏家族思想比较保守，而经氏家族中的经纬、经元善、经亨颐思想开明，顺应潮流，分别成为洋务派、维新派和主义革命家。罗氏从事学术活动，地域大致局限于京、津、旅大一隅；经氏社会活动以上海为中心，遍及我国东部广大地区。两家给人们的印象是：罗氏是内向的、静态的、传统的；而经氏则是开放的、动态的、外来的。
第二，经氏几代人一般目光远大，为人豪爽，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积极从事公益事业。由经纬开其端，以后代代相传，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三，经氏几代人都注重教育事业，除创办经正书院、中国女学、春晖中学以外，他们有的本身就是教育家。如经亨颐当过中学、大学校长，经利彬也是一位出色的医学教育家。
第四，经氏几代人多数出洋留学，学的是西洋科学（经亨颐留日时学的是数理专业），目的是“洋为中用”，以求“科学救国”；罗氏几代人虽然大都留学日本，学的却以文史为主；而且他们留学的目的，并不是“洋为中用”，而是吸收、借鉴日本学者研究汉学的成果，供整理、研究国故之用。

通过一个家族三代或四代主要成员的人生道路，可以透视当时整个社会和时代的面貌；同时，对个人的行为和家族的走向有理性上的了解，这为我们后人如何修身、治家具有哲理性的思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