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福金：作家的大小在于心的大小

再生者为何

             储福金：作家的大小在于心的大小

                                                                                                    来源：中华读书报

他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是“介乎婴儿与花朵间”(朱苏进语)的微笑，纯净，透明，使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如沐春风。

但是当他拿起黑白棋子，棋风凛冽，“有的杀便杀”，与平时的表现判若两人。

说到这里，文学界和棋坛的人便明白了，他是“文学界的围棋高手，围棋界的文学天才”，他是储福金。

当然，对储福金的认识若仅止于此，就显得狭隘偏颇。“年轻时／我第一次射箭／我把箭射出去／射中了一只飞翔着的鸟／鸟旋舞在半空／落在我的脚边／扇动着美丽的翅膀／于是／我把箭射向虚空／用第三支箭去追逐第二支箭尾／我射了一支又一支箭／箭在空中形成了一道不规则的弧线……”去南斯拉夫参加第38届贝尔格莱德国际笔会时，向来擅长古体诗词的储福金朗诵了自己唯一的一首现代诗。或者，可以理解为那些射出的箭便是他掷向文坛的一篇篇小说，貌似绵柔细腻，却敏捷尖锐，充满阳刚的力量。

早年的创作，储福金的名字与女性小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石门二柳》开始，《金野》《花野》以及“紫楼”系列中，或以色彩斑斓的《红墙》《黄表》《绿井》，或以节奏鲜明的《彩》、《苔》、《怆》……，在变幻莫测的形式中，储福金像个高明的导演，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女性在人生的“紫楼”上演一幕幕悲喜剧，而他，则在一张“发黄的表格”上记录紫楼的往来客，记录时代的繁华与没落。

中国文学种种流行的浪潮一波又一波。随波逐流或许就被关注，我行我素可能会被淹没。在试图摆脱外在影响的反思后，储福金在“棋语”系列和《黑白》中找到了真正属于自我的所在。儒释道、哲学、绘画、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巧妙地与西方经典的借鉴不露痕迹地融汇一体，成功地转化为独立的审美体验，所有的人物或者围棋只是媒介，他探讨的是人的内心与这个世界的矛盾。

从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储福金在文坛特立独行三十余年。在文学创作的世界中，他不断地探索，寻找真正的自我。这种有些固执和寂寞的思考也许使他不能够成为备受瞩目的写手，却使他成为真正独一无二的作家。

读书报：在20世纪80年代末，您意识到创作独立性的可贵，不能人云亦云。那么，促使您有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储福金：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喜欢看西方的经典作品，也写过荒诞剧，写过话剧，但是大家都不欣赏。当时地区创作室主任看出来我的作品像莎剧，那时我确实把莎士比亚全本都看完了。不论是写剧本还是写小说，从开始写作时我就想创新，想与众不同。但是不可能不受外在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是受中国文学潮流的影响，二是受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我在写女性小说的时候，还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

我有创新的意识比较早，但是否完全表现了自我，是否真正把西方经典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就像我写的荒诞剧中的情节：一个盒子里永远拉不完的纸头一样，一直在追寻中。

读书报：您当年写的荒诞剧，如果拿到80年代发表，可能算得是最早的先锋派吧？那段时期的练笔，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储福金：当时我只能写给自己看，写完放在那里，后来搬家就搬丢了。中国的先锋小说，拓宽了中国文学原有的领域，对文学思考和文学价值都有很好的贡献，但是最大的弱点在于不先锋性。先锋性是西方的，中国所谓的先锋性是跟着西方学习。每个人走在自己最独特的路上，你的前面没有人，你就是先锋。一旦有明确的创作道路，就没有探索了。文学的不确定性是文学的诱惑，也是文学的魅力。作家也老是为此烦恼，也因此世界文学才有了各种各样的色彩，才有适合各种读者的文学作品。我那时就意识到作家应该走在自己的路上。

读书报：您早期创作的小说《红花》发表在1978年的《安徽文艺》上，这也是一部伤痕小说。那个时期的创作，有没有受到文学潮流的影响？

储福金：伤痕文学流行的时候我发表了《红花》，后来也写过改革文学……中国文学所经历的先锋文学、伤痕文学、新写实小说等阶段，我不认为毫无意义，这些潮流其实表现了各个时期文学本体的东西，我们需要反思，需要寻根，这些存在都是有合理性的，写伤痕，照样能写出人类的困境，能写出深刻、伟大的作品，关键是每个作家都应该回过头来，表达个性的创作。

很多时候，一个作家冒出来是因为受中国文学潮流的影响。其实这样的文学生态不利于文学发展。当作家有一定影响后再回头搞自己的东西，会发现共性的存在已经化为血液渗透在创作中，形成了惯性。所以，我们创作的人很多，独特的、产生影响的作家不多。

读书报：您从5岁开始下象棋，很小就得过上海区里的少儿冠军。但是写作都是关于围棋。为什么？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棋风？

储福金：我的棋杀气很重，有的吃就吃，有很强悍的棋风。专业棋手从一开始就习惯讲究均衡，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必须要有杀力，不然被别人一冲就垮掉了。下了围棋后我就不下象棋。相对而言象棋的天地太窄，棋子也少。围棋的创作是从这几年开始的，其实围棋题材非常难写，如果写怎样下棋人家就不看了。阿城的《棋王》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写得很不错。川端康成的《名人》也是写围棋。

读书报：评论您的作品时，很多人会提到您“风格阴柔”、擅写女性。但是棋风如此强悍，似乎与小说创作风格形成一种互补。

储福金：也许棋风中的力量是对文学的一种补充。我的创作中也一直都有自我的寻找，到底什么是自我？也许我的另一面还没表现出来，还可以继续尝试“凶猛”一点的创作。其实我当年对社会对政治很有抱负，言语过激，就是“凶狠”的表现之一。

读书报：以围棋为主题的创作中，无论长篇还是短篇，表达多种多样，您是如何避免重复或单一的？

储福金：棋语本身就具有丰富性，比如有飞，有挡，有跳，每个词都有它的意义，虽然简单，但可以生发出很丰富的内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以生出无穷的丰富性，每一篇都可以生发出对人生的感受和理解。

读书报：您创作了那么多女性小说，女性人物在您的小说中有怎样变化？以围棋为题材的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刻画和您之前小说中的女性，有何不同？

储福金：在我的笔下，女性都是美的，一般读者喜欢相对简单的女性，比如《黑白》中的梅若云就打动了很多人。我曾经想写丰富复杂的女性，细腻柔软的心理描写其实难度非常大。写完了读者留言说，储福金怎么会写这么可恶的女性？后来的创作中，我不是完全把笔墨放在女性，写男性比较多，更多是表现人生的丰富性。《棋语》中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生，有传奇，有感伤，更多地关注人生的沧桑，比原先的作品阳刚了一点。

读书报：从1978年开始写作，30多年的创作过程，您愿意怎样总结和评价？您对自己的创作设置了怎样的目标？

储福金：我一直没有走最红的路子，也不是最受关注的作家，但我也没有后退过。几十年创作，基本上往前走，实实在在、越来越丰富地表现自己，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读者，又不希望是通俗文学的作家。通俗文学写的是共性的，了解大众需要什么去写什么。作为个性的作家，总想表现独特的创作。写作到了一定的程度，会更多地注意寻找自我。最早的时候，我认为没有个性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作家就应该是个体的表现。现在我又加了一句话，作家的大小在于心的大小。心大了，容纳社会的、思想的东西多了，投射到作品中，会显现大作家不同的个性色彩，会圆融大作家宽广的胸怀。这时候的作品可能会雅俗共赏。不管什么角度、字数多少，我希望以后的创作中能够表现丰富的人性。

读书报：能否简单谈一下您的新作？创作中可能或已经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储福金：《黑白》是表现传统儒释道的文化，下一步我要写解放以后到新时期，有现代意味。这两篇东西构成一黑一白。一个作家应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长处，世界文学才丰富多样。我希望在这部作品表现人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已经听了好多的故事，也接触了很多棋手，但是要写的话，还是不够。生活很重要。想象是虚，而生活是实的。

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常常会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对佛教哲学、宗教等，对可知的不可知的都理解一些，经历也比较丰富，另一方面，也希望有艺术创新，如何表现出来，这是我的难度。

读书报：30年，400万字，您的创作似乎算不上高产。写作在您的生活中是怎样的位置？您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

储福金：我专业是创作，业余时间就是下棋，都是我喜欢的，写作与围棋能够结合，我的一生是幸福的。

写作是我最愉快的时候。构思反而艰难，有时候摸不着头脑，但是进入写作的境界非常快乐，非常安定。原先我说：每一篇都要写好，只要构思有意思就写。现在即便有了构思，也不轻易动笔，舍弃的东西很多，减了又减；原先创作，三四天不写有恐慌感，现在老是想，不着急，要写好；原来不怎么改动，现在修改的时间长了，语言更加讲究。曾经有一度我写得非常多，一年发表了一个长篇五个中篇十几个短篇，过两三天能出一个。现在写得少了，是因为对自己要求高了。尤其近十年，越来越少。我一直有个标准，好的小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好的文学作品也是有滋味的，要慢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