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朋：900年后如是说

再生者为何

王十朋：900年后如是说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出生于乐清四都左原（今浙江省乐清市）梅溪村。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他以“揽权”中兴为对，中进士第一，被擢为状元。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王十朋历任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等职，以名节闻名于世，刚直不阿，批评朝政，直言不讳。王十朋诗才横溢，凡眼前景物，常常感而成诗，大多是爱民忧民、寓含教育之作，咏蔡襄修建洛阳桥的诗、宴七县宰诗、承天寺十奇诗、咏清源山诗等，都是流传后世的佳篇。王十朋的人格魅力，一直受到后人称颂。

　　10月21日至22日， 由光明日报社与乐清市委、市政府等联合主办纪念王十朋诞辰9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王十朋的家乡——浙江省乐清市雁荡山举行。全国共有70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共提交论文32篇。本次会议的学术论文，涉及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方方面面，专家的激烈讨论让我们看到历史人物研究与地方文化研究融通互动的广阔前景。

由“学”入仕的乡绅名士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我将王十朋作为典型的个案，剖析南宋士大夫的优秀代表在科举入仕前如何把握“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内在张力。

　　作为乡居士绅，以耕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适当占有与合理运营，家族成员在治生与科考之间的合理分工，以此为前提，诗书传家、科举入仕成为提升家族实力的可行性路径。在这一背景下，乡居士绅对自我身份进行了恰当的社会定位。

　　在公众活动中，他凭借文化知识充当着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在非公众的场合，他展现文人雅士的面影。他持之以恒地攻读儒家经典，投身科考活动，屡经挫败而终不气馁。研习儒学既是连战科场的必要准备，也转化成砥砺人格的精神资源；在这一期间的创办书院，聚徒讲学，在学识与道德两个层面起着实用履践的补充作用。

　　科举入仕前的王十朋，在学识文章与思想人格上始终处于一种涵泳磨炼的自我积蓄状态；与此同时，虽身在乡野，却密切关注朝政时局与恢复大业的风云变幻。既忧国爱民，却乐道顺命，不仅为其安身立命确立了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而且成为其执着顽强地从江湖走向庙堂的精神动力。

　　王十朋长达30年的乡绅生涯，为他在科场夺魁与后半生立朝治民的乐章高潮在做蓄势待发的准备，也构建了他堪称完美的君子形象。

　　何忠礼（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王十朋所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个人的才干和努力固不待言，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宋代的科举制度。如果没有这一不论门第高低、不讲财富多少、“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士制度，可以肯定地说，他到老很可能仍旧是一领白衣，一个默默无闻的穷书生，最后免不了贫贱潦倒终生。

　　宋代的科举为王十朋等穷苦知识分子打开了入仕之门。科举制度虽然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当时还带着察举制度的大量残余，与两宋以后科举制度相比，其严密程度和公正性，尚存在不小的差距。唐朝科举，有很多弊端，比如士人受到严格的门第限制，科举取士，重“公荐”等。后来，科举制度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到仁宗时期基本完成，至此，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完美的取士制度。虽然，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南宋农家子弟入仕人数不会很多，但也绝非只有寥寥数人。

　　即使是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只要学问好，在科举考试中得到正常发挥，还是有机会脱颖而出，这方面的例子，绝非王十朋一人。通过科举，郑刚中、王十朋等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才识卓越，能体察民情的贫苦知识分子进入官员队伍，这对改善吏治，安定社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以“民”为重的为官之道

　　杨国宜（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教授）：我们从“四库全书”本的《梅溪集》中，查到的“民”字不可谓不多，直接间接地表明了他对“民”的关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的“民事”思想，这一语词在《梅溪集》中出现了25次之多，其内涵值得专门论述。王十朋“民事”思想，来源于长期接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来源于历代圣君贤相、治世名臣的言行，来源于他经历的两宋动乱的社会现实，他看到了金军的南侵的破坏，南宋朝廷的腐败和人民受到的苦难。因而对当时的民事问题，早已心中有数，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看法，其《廷试策》就是他向皇帝表露自己有关这些问题观点的政见书。

　　他在地方政府担任父母官，主要任绍兴府签判和饶、夔、湖、泉四州知州，更是直接与老百姓接触，事必躬亲，所作所为，都与民事有关。

　　赵贵林（重庆奉节县诗城博物馆馆长）：南宋隆兴二年（1164），孝宗皇帝在金人的威胁下，向其求和，使魏杞到金，答应割让商、秦二州，并缴纳“岁币”，并于第二年，即乾道元年（1165）正式实施，人称“乾道和议”。朝中主和派占了上风，主张抗战的王十朋遭到了排斥。这年七月，他从饶州移知夔州。王十朋在夔州后，勤政爱民，关心百姓疾苦，施行了一系列德政，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

　　夔州城取水十分不便，城里人大多是从城后的山上挑水吃。王十朋上山考察，看到了老百姓担水的艰难。为了改变城里人饮水问题，王十朋组织民工、石匠，将山上的泉水用竹筒一节节引下山来，并在城里修了蓄水井，还下令不准收取水钱，免费供水，使义泉真正名副其实。为了让后来的同僚都能记着这件事，在给城里的街坊命名时，他特地把取水的那条街命名为“义泉”，而且还写了一首《义泉》诗：官费接筒竹，民蠲沽水钱。丁宁后来者，莫负义名泉。

　　王十朋在夔州，曾经几次上奏孝宗皇帝，希望能禁止马纲走水路。所谓“马纲”，指朝廷编纲运输马匹的制度。王十朋在夔州亲眼看到马纲走水路的弊端，于是上奏朝廷，恳请废止水路。孝宗皇帝没有同意王十朋的意见，仍坚持马纲行水路。王十朋并没有因为孝宗皇帝的态度而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再次上奏，力陈水路之弊。王十朋的奏折引起了孝宗重视，后来，在朝廷中一些有声望的大臣支持下，孝宗终于下令，马纲不行水路，仍行原有旱路。

　　贾玉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十朋，以言事声名鹊起，以弹劾史浩、史正志、林安宅等被誉为“真御史”。王十朋在宋高宗朝的言事，对革除当时的奢侈之风、打破秦桧久塞言路的僵局等，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葛金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古史室教授）：今天看来，王十朋将近十年的治郡实践相当成功。他从整顿一地的吏治入手，来谋求州郡行政之“善治”，显然是抓住了施政之要害。他从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入手，以达“田里不扰”、“诉讼日稀”之良序，显然抓住了地方行政的核心。他廉洁奉公、一身正气、敢顶权贵，为其僚属做出了榜样，既是其为人准则和价值追求的体现，更是其施政实践的成功基础，值得今人发扬光大。

以诗为主的文学创作

　　陶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数量多、成就高。这些诗抒发了诗人忧国爱民、修德勤政、笃于乡情亲情友情等纯正高尚情操，跃动着一颗光明正大、仁义忠孝之心，是仁者、儒者、学者的真诚之诗。在艺术表现上，诗人把诗与画，自然气象与人文精神、写实景实事与想象虚拟、赋与比兴，诗与题序、分写与总写、古体与近体相互结合和照应，也体现出诗人在追求浑然天成中注意锤炼字句，擅长铺排与对仗的艺术功力。在古代山水诗与宦游诗的发展中卓有贡献，在宋诗低潮期中起到了振衰起弊的作用。

　　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写得既多又好，上承梅、苏、欧、王、苏等人，下开陆、范、杨、朱，在古代山水诗与宦游诗史上可谓承前启后，卓有贡献，应占有一席之地。

　　张润秀（杭州外国语学校高级教师）：作为有宋一代梅诗梅词创作的热衷者和领创者之一，状元诗人王十朋的咏梅作品情韵关联，自成体系，以其丰沛多元的审美形象提升了梅花意象的人格化价值；其完美演绎的忧患时代士大夫人格范式，具有引领时代精神的审美意义；对于后世的个体人格意识和政治人生智慧的传统命题而言，也不失其示范思辨价值。王十朋诗学渊源深远，诗词内容丰富，有浓厚的忧国伤世情怀。他的诗词极少闲雅情致，不属于任何流派。后世学界多以其政绩颂扬其德行为人而掩盖其文才诗情，但从林逋到苏轼再到陆游、辛弃疾，在梅花审美意象逐步人文化、精神化、符号化的进程中，王十朋的咏梅诗词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节点。一代名臣王十朋和其后的陆游、范成大为代表的激进官僚诗人群体，以其全新的艺术风貌引领南宋诗坛步入中兴。

　　“北枝贪睡南枝醒，杖履得得搀出来。”王十朋咏梅诗词追寻自然美、人格美和文学美的和谐统一。这种中国式美感，是政治的，也是文学的；是庙堂的，也是市井的；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是沉淀久远的，也是活态普世的。王十朋的人格丰碑和磊落诗魂，飘逸着春光暖意，值得分享于当今世界。

　　李裕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十朋最主要的著作是《梅溪集》，今存最早为明天顺六年刻五十四卷本。有四部丛刊本。《家政集》不见著录，今载于新编《王十朋全集》中，《永乐大典》也有《家政集》诗文二十多条。

　　王十朋去世时留下的稿本，称为《梅溪前后集》，共五十卷。他死时既然有书名和卷数，显然是王十朋本人所编。前集编撰的体例是，所收的均为中状元之前的诗文，先诗后文，文按照文体排列。后集应是在前集编成后，按照同样的体例编写的，时间应该在其乾道六年六月知泉州任满回家后，至次年受命为太子詹事间。

　　按今本《永乐大典》引王梅溪《家政集》凡26条，其中诗23首，文3篇，均见于《梅溪前后集》。尽管现存诗文数量有限，其卷数、体例无法知道，但《永乐大典》所引王梅溪《家政集》的发现，还是很有意义的。其一，证明王十朋确有《家政集》这本书。《家政集》这个名称，宋元时期已经出现。其二，其内容为王十朋所作诗文。说明它是另一种版本的诗文集。其三，目前最早的是明天顺本，此所据则为宋元本，可以校正明本之脱误。

　　（本报记者 徐齐

　　见习记者 冯巧婕整理）

　　本版图片由洪振宁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