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看到公益解决中国更深远的事 我像打了鸡血

再生者为何

邓飞:看到公益解决中国更深远的事 我像打了鸡血
撰文：章伟升    题图摄影：朱丹阳
来源：《中国慈善家》7月刊

以前打少林拳，现在打太极

《中国慈善家》：2015年，你带着家人和公益团队从北京迁到杭州，你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为什么？

邓飞：在北京资源太少，成本太高，工作强度太大。你们第一次采访我是在北京，当时我们办公室比较小，所有人挤在一起，大家都很苦。给我拍照，我就找了个纸箱子坐在上面。那个时候我们很凶猛地去做事，人年轻的时候有锐气，可以多熬夜，但我们团队已经五年了，不可能继续那种状态，现在要找到一个新模式，聪明、智慧、舒服地做事。 搬到杭州来我们整体上舒缓了，工作、生活环境很好，阿里巴巴在附近，马云的客人拜访他以后会顺便到我们这里来，带来很多资源。阿里的员工也经常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

《中国慈善家》：那次采访是2013年，比起三年前，你现在更憔悴不堪，两鬓全是白发。  

邓飞：我自己有感觉，在想着怎么样让头发黑回来。这七天我每天都去养生馆调养身体，把要出差的工作都停了，下半年不是特别需要我的活动全都不参加，我必须缓一缓。这几天是我做公益以来最淡定的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跟大家一起喝茶，到地里种菜，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不那么执着，能够清空。朋友说我比任何时候都要通透。安静了，智慧就有了，静心生智慧。

《中国慈善家》：这七天转变这么大，是和你妹夫、天涯网副主编金波突然离世有关吗？

邓飞：是这样子。金波长期处于高压和紧绷的状态，不停地工作、熬夜。给我最大的教训是什么？他走了，给活着的人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他两个孩子昨天问妈妈，“我们是不是这辈子见不到爸爸了？”孩子开始理解这个问题了，你想想多惨。

《中国慈善家》：安静下来后，你对过去五年的反思是什么？

邓飞：毫无疑问，我们太着急，发展得太快。以前我们的误区是，每一次决策和行动都要最优，结果发现，错了！你没办法实现完美，不要指望每次都是最好的决策，只要取一个中上的值，能够持续往前发展就可以。这就是马拉松，刚开始跑得很快、很猛没用。

《中国慈善家》：以前有人劝过你吗？

邓飞：当然了，（人家说）你跑得太快了，我还觉得你为什么这么慢？人家就算告诉我，我也不会听，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来经历。现在快速、高速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再这么跑下去，人才储备、流程体系绷不住，接下来要匀速、拼内功。以前，我们通过网络协作，自由生发，后来我们认为，大部分人要集中起来见面，交流沟通达成共识。

《中国慈善家》：跑太快造成了什么问题？ 邓飞：权责利不够清晰，法治化不够，我们没有专业知识给这么多社会力量制定游戏规则。民主自治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法治运营，要有规则、制度和契约精神，我跟每一个陌生的机构和学校打交道都会建立契约，但跟自己身边的人却没有。这是教训，它提醒我，就算跟最亲的伙伴合作也要权责利对等，要建立契约。 还有，金波去世让我明白两个道理：照顾好自己和亲人、在合法合乎道德的情况下千方百计让团队过得好一点。

《中国慈善家》：2013年你到中欧国际商学院读了EMBA，而商业的核心之一就是如何让一件事可持续。

邓飞：读了商学院后，我发现以前能跑得快是因为手里拿了一把宝剑—微博，而且恰好宝剑适合你用，别人未必能用。很多基金会不知道怎么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则运用媒体思维，开创了微公益模式，搞微博拍卖，搞活动，拓展品牌，招募志愿者和募款都在微博上完成。等很多组织也登上微博，微信又来了，他们还没适应过来，我们又通过抢红包的方式把人带到微信里。现在，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个宝剑，就到了拼内功的时候。我们梳理流程体系，其实就是疏通经络，我接触中医，得到了很多这样的思想。我以前是打少林拳，阳刚、勇猛，现在是打太极拳，顺势而为，更加美了。

《中国慈善家》：用中医的思想做公益？  

邓飞：不止公益，还会指导我的人生。中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阴阳平衡。我们跟政府、社会的关系都要平衡，凡事不能做绝。还有一个就是要内敛，要有静气，不要那么着急。五年前你让我非常冷静克制，我啥活都不干还有今天？但做了五年就得回过头来调整模式，增加内功。以前是攻城掠地，现在要休养生息，它会让你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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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 怎么休养生息？

邓飞：最简单的，工作人员要回到总部来，减少出差；重新梳理工作流程，未来要把系统和模型做得更科学，富有效率。他们自己没办法把流程理得清楚简约，我不停地跟他们说执行怎么做、筹款流程是什么、跟企业谈合作的流程是什么，告诉他们要更加科学、专业和简约，不要绕来绕去。模式做好之后，大家复制起来更快，一百个人去复制比我一个人推广好多了。 我现在对签协议、写制度、定规则这些方面越来越有兴趣，我们可以更多联合当地的公益力量，做好联邦制。就是制定好游戏规则，明确权责利，做好分工。我们是联合各方力量，这就要用法治的力量平衡他们，不能有一方损耗和牺牲，大家得是愉快的，否则这个齿轮磨合起来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我要去学习法律，学习设计顶层框架，不停地跟他们讲权责利对等。

不需要强人

《中国慈善家》：免费午餐算是你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它给你的启发是什么？

邓飞：免费午餐基本上实现了自治，管委和监事都是兼职，不拿薪。它是总监负责制，五个总监平时联席，没有老大，联席达成共识，共同推动发展。我们真正做到把工作转移给愿意去做这件事的人，我们就负责搭建科学的制度和组织框架，创造一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民主自治、法治运营的环境。最后一条—法治运营很重要，我们是基于规则和共识去看待、理解、处理事情，大家一起遵守共同达成的制度，而不是老大下达强制的命令。民主化背后肯定是法治化，民主如果没有法治的支持，那就是很糟糕的民主。
有一段时间，五个总监还觉得不适应，跟我们诉苦说要请一个秘书长来带领大家，有伙伴提出来，飞哥好不容易带着我们去邓飞化，你又要请一个进来，那为什么不要邓飞管我们？大家听了这个以后从此死了这条心，不再依靠强人了。

《中国慈善家》：你怎么看待一个机构去创始人化？

邓飞：刚开始有人提出“去邓飞化”时我也很气恼， 将心比心，你搞一个团队，或者开一个公司，刚刚成立运营就有人要你离开，就像要夺你的孩子，你说难受不难受？后来我自己主动提出来，王振耀老师就批评我，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去掉一个人？尤其在初级阶段。因为发起人、创始人是最关心这个事情的人，事情还没开始，急于把创始人去掉干什么？ 不过，我在免费午餐做了三年以后还是慢慢撤出来了，如果我继续做，肯定还会精雕细作，可是我还有新的事情要做，比如e农计划、青螺学堂。而且一个孩子长大以后，他有自己的逻辑和思考，他有他的生命力，你要尊重他，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控制型的家长？去服务和引导，可能比亲手控制要好。 还有个问题，万一创始人出事了，对团队是个损害，你怎么可能保证他不出事？

《中国慈善家》：你怎么看待强人文化？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离开，也确实让很多组织一蹶不振。

邓飞：免费午餐和我们所有团队都想实现一个目标：不需要强人。我们是（平）常人政治。用制度把每一个普通人连接起来，发挥整体效应，就像德国足球队，没有很强的明星，但整体很强，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中国历史一直希望有主，有栋梁之才，但强人也靠不住，他犯了错误整个团队就完蛋。我们需要平常人，我们做公益，做民主化试验，公益团队也请不起强人，没钱。

《中国慈善家》：做免费午餐之前你是记者，也没读过中欧，完全没有流程管理、组织自治方面的训练，但免费午餐整体上秩序良好，没有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件，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邓飞：我跟中欧班的几个同学梳理了免费午餐的“五力模型”（品牌力、执行力、支持力、监控力、公信力），然后申报课题，到学校去宣讲，教授们就很惊讶，说企业家来做这个事情都不一定能做好。我们就回答说，我们没有工商管理的知识，但是，我有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知识，律师胡益华有法学知识，我们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遵循社会学基本的价值观：人人平等、言论自由、民主自治、法治运营，我们也能活下来。我学了工商管理后，更加稳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注重流程标准化，让团队自然成长，形成生态，这就是我们所谓成功的秘诀。

《中国慈善家》：形成生态怎么理解？

邓飞：我们做社会企业是一个蛮大的进步，但做公益和做经济需要很多人才，我们也不可能到城里面去找这么多人，所以在乡村“就地取材”，支持县里的公益组织和没有机会的年轻人，或者职业高中的学生，我们让他们获得能力，承接公益或者是商业的行动。 我们已经构造了一个系统，做公益投入的是钱、物，产出的是信任和品牌。我到一个职业高中去，询问哪些孩子吃过“免费午餐”，所有人都举手。我们需要新的伙伴，可以从“免费午餐”这一代孩子里选，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培训的人之一。

《中国慈善家》：你接下来又要带着其他团队进行“去邓飞化” ，会不会出现免费午餐当初那样的不适应？尤其这些项目还比较年轻。

邓飞：不会。首先他们习惯了民主自治，这是我们的团队文化。如果有人空降来管他们，肯定很快被他们轰跑了，这里没有集权，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比如拾穗计划，都是他们自己商量怎么把人选出来，而不是由我任命，所有的决策会公开。集体决策未必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差的，你要相信这一点。不需要也不要指望每次都是最好的，只要不是最坏的，就可以往前持续发展。
而且有些团队已经成熟了，他们受过正规的管理学训练，对流程标准、组织框架特别讲究，专业性更强。我就多花点时间辅导最小的团队，比如说拾穗计划、会飞的盒子，他们刚开始，别的我基本上可以不管了，大病医保我就每年过节上去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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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成就感和可能性

《中国慈善家》：你曾说，促使你们搬到杭州的直接原因是沪昆高铁开通，从杭州有三条高铁分别通往乌鲁木齐、成都和昆明，对运作e农计划非常有利，你的战略布局是什么？

邓飞：我们关于儿童的公益项目点本来就在这些高铁线附近，高铁全线开通后，刚好把这些项目全部串起来。联合、建设、创造是我们的亮点，我们要在长三角驻扎下来，把这里的企业、社会资源通过高铁迅速分发到这些项目点，通过公益把善良的资本反哺西部，这就实现了回流。同时，我们要为东部创造价值，通过e农计划，让西部为东部创造农产品、风景（旅游）资源，实现城乡交流，这是友好、互利多赢的。
     改革开放让资源都流到了东部，西部几乎空了，现在必须要回流，这是我来杭州的真正目标。我们准备打持久战，可能是十年、二十年，我要看到这些县里面的人民能够自己来解决问题。我第一次听说沪昆高铁开通犹如电击，有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背负使命的，老天给你埋下线索，看你能不能找到线索发现使命。我觉得我碰到的那群孩子，那个（促使我做免费午餐的）支教老师蔡加芹是我的线索，帮助我发现使命，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

《中国慈善家》：你们的项目不少是跟政府直接合作，他们的人事变动会影响合作的稳定性吗？

邓飞：第一，他能看得到我们给前任带来的价值；第二，我们会跟他一起继续创造新的价值。我们给当地创造的价值，所有人都看得到；第三，我们到县里面工作不揩政府的油，所有开销都是自己出，所以他们对我们特别尊重，无论老百姓还是官员，都信任你。

《中国慈善家》：你总让我想起电影《让子弹飞》，射出的子弹并未直接击中目标，但飞着飞着，坚硬的大铁门竟然千疮百孔了。比如，公益解决社会问题，让人接受公共教育和公共训练，可以消解语言暴力、社会戾气。

邓飞：是的，更准确地讲是练习，就是怎么去学习自我管理。长期没有这方面的练习和教育，民粹说起来就起来了。中国的小区业主委员会、村主任、县级人大代表这三个渠道的选举如果都能正常运转的话，那对中国的改变一定是巨大的，可惜现在社会缺乏共识。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在他们的毕业生大会上提到我，说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变成一个行动者，真心实意地为社会创造价值，然后来改变中国，他说公益行动是唯一各界都能接受的方式。你可以在反复练习中接受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训练，任何事情都需要联系，否则很容易极端、对立。从这个角度理解，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像打了鸡血一样。我看到这个巨大的成就感和可能性，每天在做增量，不管个人力量、组织力量还是服务社会的能力都在增加。 我们在解决社会问题，也在为这个国家做更加深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