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中国神药”的浙江元素

再生者为何

本报记者采访青蒿素生产商华立集团和屠呦呦母校——
诺奖“中国神药”的浙江元素
　　本报记者 郭兴华 应磊 李倩
　
　从青蒿素诞生到获得诺贝尔奖，这中间流淌了40年的光阴——宁波籍女科学家屠呦呦在85岁高龄时终于获得了这份“姗姗来迟”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是经历了时间考验的厚礼。当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喜讯从瑞典传来，屠呦呦的故乡浙江沸腾了，浙江人为家乡走出的杰出科学家自豪，朋友圈不断转发洋溢着激动与喜悦的消息。
　　
乡情：浙商的青蒿素情结


　　得知屠呦呦摘得诺贝尔奖，激动难抑的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连夜写下一篇感言，在集团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对于这个余杭走出的浙商，屠呦呦和她研究的青蒿素是一份挥之不去的情怀。
　　作为世界最大的青蒿素生产商，全球70%的青蒿素产自华立集团旗下的公司。从2000年开始，汪力成就在青蒿素产业领域进行并购和重组，如今华立已掌握了青蒿素业务的完整产业链。
　　“我们集团之前主要做仪表和电力自动化，从来没想过做医药行业。”汪力成说，是在重庆酉阳的一次考察改变了他的想法。酉阳是青蒿的主要产地，那里的种植户以及政府官员，对屠呦呦和其他青蒿素领域的专家们都耳熟能详。“那次的会面，当地政府请来了‘523’办公室的老专家，我也第一次听到了‘523’的故事。”
　　青蒿素的发现，就出自40多年前这个被命名为“523”的援越疟疾防治科研项目。屠呦呦和其他中国专家发现青蒿素，经历了太多的艰辛曲折，这让汪力成深感震撼。
　　汪力成告诉记者：“平心而论，15年前我们决定做青蒿素，更多的是被那些研制青蒿素抗疟药科学家的献身精神所感动，更多的是为了履行一个民族企业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以及救死扶伤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就在华立毅然进军青蒿素产业4年之后，2004年元月，浙商郭广昌掌门的复星实业（现为复星医药）凭借资本运作进入青蒿素领域。“原本这类药品市场由外企垄断，非洲每人份药品的价格在七八美元，这对当地人来讲仍较昂贵。复星旗下的桂林南药参与竞争后，市场格局发生了转变，加之印度企业的加入，现在非洲每人份药品的价格降到了一美元。”郭广昌表示：“我们做青蒿素类药品的几家企业有个共同点，我们都没考虑赚大钱。”过去3年内，有340多万人因复星医药供应的复星青蒿琥酯类药物受益。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浙江女儿”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而青蒿素的产业化又时时闪现着浙商的身影。这剂拯救全球百万生命的“中国神药”，也深深地烙下了浙江的印记。
　　对这些“中国神药”背后的浙商来说，青蒿素产业就像自己认领的一个“孩子”。对这个世界公认的中国人创造的挽救生命的“孩子”，汪力成们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
　　“诺贝尔奖是对中国人的一份迟来的认可，也更让我们感受到肩上的责任。”汪力成说，即便是全球最大的青蒿素生产企业，每年销售额也就是两三亿元，从商业的角度，对企业利润贡献很低。“但是哪怕是不赚钱，我们也要做下去，因为这是能代表中国创造的药，也代表着中国人对全球传染病防治作出的巨大贡献。”十多年前，华立集团是最早将中国自主研发的青蒿素类抗疟药带到非洲大陆的中国医药企业，汪力成永远忘不了当地人感激的眼神，以及对中国企业发自内心的尊敬。
　　青蒿素产业化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了解到，该校张万斌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历时7年，首次实现了抗疟药物青蒿素的高效人工合成，并最早在明年就将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这解决了上世纪70年代发现青蒿素以来，对其高效人工合成、形成规模化生产的世界难题。
　　张万斌告诉记者，这项成果的重大突破点在于：原料可由单糖生物发酵所得，采用关键的催化剂得以实现常规化学合成，同时，以接近60%的高收率得到青蒿素，使青蒿素类药物更加便宜、易得。
　　长期以来，正是难以突破工业化生产和提取成本高的“瓶颈”，导致青蒿素的价格不菲，国际市场上每公斤青蒿素将近500美元。作为全球抗疟首选药的青蒿素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天价药”，每年有数十万人因缺乏有效药物救治而死亡。张万斌团队的努力，有望使药价降低一半。“我们希望中国青蒿素产业化不断推进，让‘中国神药’为全球亿万患者带来更多的福音。”张万斌说。
　
　乡亲：师长同窗追忆往昔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一时间，消息在她曾经就读的两所母校——宁波中学和宁波效实中学传开了。据了解，屠呦呦于1948年入读宁波效实中学，1950年春转学至宁波中学，1951年毕业于宁波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通过多方努力，记者联系上屠呦呦在宁波中学的班主任、宁波市政协原主席徐季子先生。“屠呦呦，优秀、幽静，”今年94岁高龄的徐老用两个词语概括他对屠呦呦的印象，“当年，我是屠呦呦所在班的班主任，也是政治老师，我们当老师的都很喜欢她。”
　　在徐季子的记忆里，屠呦呦是个好学生，聪慧，灵巧，不仅读书好，品格也好，不是一个捧着书死板读书的人，本身就有学习上的天赋。作为屠呦呦曾经的老师，这两天徐季子也很振奋，“看到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我也很激动很高兴，这是我们宁波人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事业的一件大喜事。”
　　在宁波中学档案馆，校长李永培从厚厚的档案资料中，翻出一本1950年度第一学期成绩表，细心地翻阅着泛黄的纸页，“这就是当年屠呦呦在高中学习时的成绩记录。”李永培欣喜地指着其中一栏成绩说道。
　　“屠呦呦代表中国获得了第一个非文科的诺贝尔医学奖，是学校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尽管已经是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李永培依然很激动，“她是在我们宁波中学毕业的，我们为有这样的校友而感到自豪。”
　　李永培说，从消息公布之时起，他的电话铃声就没有停下来过，所有人都感到鼓舞振奋。
　　10多年来，宁波中学一直未间断地将2个月一期的校报寄给屠呦呦，她也曾回赠书籍给母校，但鲜少回校参加纪念类活动，一直都很低调。
　　屠呦呦在宁波中学读书时期的同学翁鄮康老先生回忆，高中时代屠呦呦长相清秀，戴一副眼镜，梳着麻花辫。当时男女同学之间交流少，只是觉得她为人很低调，读书很认真。翁老透露，后来，宁波中学在北京成立了校友会，同学交往就多了一些。有一次，屠呦呦悄悄告诉老同学，为了工作，她在自己的身体上做实验，把身体搞坏了，体质一直不太好。
　　而屠呦呦的另一所母校效实中学至今还保留着屠呦呦高中的学籍册和成绩单，她当时的学号是A342。效实中学建校75周年庆典时，屠呦呦还与同为效实校友的先生李廷钊前往母校参加典礼并捐款。在庆祝建校八十周年之际，学校曾向屠呦呦征集《效实人足迹》一书的资料，她还向母校提供了离校之后的主要经历。
　　屠呦呦少年时期的老屋在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26号姚宅。10月6日一早，不少市民专程前往姚宅合影留念。记者联系上了海曙区区长吴胜武，对于海曙出了这么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登上世界科学研究的顶峰，他感到自豪与高兴。吴胜武表示，海曙区一方面将加大屠呦呦旧居保护力度，另一方面要学习她的精神，学习她为全人类造福的精神。
　　浙医二院院长王建安：真正对科学有贡献的人就是像屠呦呦这样懂得奉献的人，先去追求科学，追求对人类的贡献，之后社会对于她创造的价值的承认才是最大的成功。任何科学成果都需要时间来检验，而不仅仅局限于眼前效益，科学研究一定要持之以恒。
　　浙江省中医院副院长高祥福：我们从这次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中受到了鼓舞，青蒿是一种很古老的药物，在古籍记载中也是用于治疗疟疾，而这一次的获奖，对于古代传承下来的中医理论更是莫大的肯定与验证。
　　（本报记者 董颖）

再生者为何

呦呦鹿鸣 黄钟大吕
——科学家屠呦呦荣获诺奖有感
　　王玉宝
　　浙江籍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诺奖，消息传来举国振奋。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第一次颁给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这石破天惊的开始，也意味着一个无限可能的未来，必将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登上诺奖的舞台。越来越多来自中国这片土地的科学、文化巨星冉冉升起，更表征国家综合国力基石的愈加厚实。
　　这是一位从热衷奉献、报效祖国的时代精神中走出来的科学家。一个细节是，当年困难，屠呦呦科研时要啥没啥，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平房里用土法提炼。而屠呦呦实验时，曾经历190次提取的失败。为了获证疗效，屠呦呦等人甚至先拿自己实验。可见，没有不畏艰难、勇于担当、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信念，屠呦呦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
　　屠呦呦获奖的喜讯，不禁令人浮想联翩。在科学研究的众多条件中，究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高楼大厦、昂贵仪器，还是人？而在人身上，最重要的因素又是什么？是已经有的学术光环、海外经历、职位头衔，还是其内在的求实、奉献、执着、钻研精神？屠呦呦犹如一面镜子，让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一刻格外清晰。
　　不能否认，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正在抵达科研前沿。但是，科研领域也有浮躁之风在萌生。一些人片面注重论文数量，不重质量；关注利益交换，缺乏奉献精神；热衷沽名钓誉，不重求实创新；甚至，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剽窃成风，弄虚作假……这当中固然有科研体制的问题，但人的因素同样突出。没有对科学的热忱，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对国家和人民的担当，没有理想信念，注定难以产生世界级的科学大家。
　　相信，在中国广大科学工作者中，如屠呦呦般勤恳、求实的，还有很多。现在的问题是，应该让屠呦呦获奖成为一剂强心针，振奋更多默默耕耘的科学工作者。让屠呦呦们的光芒，让这一份科研的正气，冲破一些科研领域萎顿的习气，使之成为科学界主流价值追求。让更多的科学家有信心秉持科学本真精神，更加坚定地走下去。这也是屠呦呦获诺奖一事，于中国科学界更大的意义。
　　这种精神，说到底，就是一个“实”字。科研需要这种精神，国家建设也需要这种精神。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但只要我们增强信心、从严从实，砥砺前行、意志坚定，转型中国的“巨轮”何愁不能驶过历史的“三峡”，迈向实现中国梦的更好明天？

再生者为何

诺奖获得者屠呦呦：青蒿素研究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10月6日，屠呦呦在北京的家中。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没有预告，没有通知，北京时间5日晚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摘取诺奖的消息。

　　6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但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

　　从5日晚间获奖消息传来，屠呦呦家中的电话就响个不停，祝贺的、采访的，她的老伴儿李廷钊一边帮着招呼记者落座，一边忙不迭地接着持续响起的电话。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这段获奖感言，屠呦呦写在一张纸上，一字一句地向记者念出来。她的声音清脆，口音夹带着浓浓的宁波味道。

　　“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了。”与前晚记者在电话中沟通的情况一样，没说两句，屠呦呦又开始回避谈及自己。

　　茶几上，放着屠呦呦向记者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薄薄的尘。

　　“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满意成果。”回忆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屠呦呦的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停滞了，科研攻关的难度相当高，我是北医药学系（现为北大医学部）的，又到中医研究院学习，但是做来做去很难，后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发现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办法。”

　　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急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完动物实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我自己的肝脏也坏了，我的同事们也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艰苦岁月和付出的牺牲，屠呦呦没有抱怨，反倒是充满怀恋。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此前，中美两国的抗疟研究已经经历多次失败。美国筛选了近30万个化合物而没有结果；中国在1967年组织了全国7省市开展了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屠呦呦和同事们通过翻阅中医药典籍、寻访民间医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内的600多种可能对疟疾治疗有效果的中药药方，对其中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用老鼠做试验，但没有发现有效结果。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实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今天，荣誉来了，屠呦呦格外怀念当年并肩奋斗的战友，也更加骄傲于当年“523”项目创下的纪录：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果；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他地区得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几年后，有机化学家完成了结构测定；1984年，科学家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没有待过实验室的人不会明白，成百上千次反复的尝试有多么枯燥、寂寞，没有非凡的毅力，不可能战胜那些失败的恐惧和迷茫，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果。”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卜鹏滨说。

　　屠呦呦的书柜中，大大小小的奖状、奖杯、出席证、获奖照片摆满了格架。摆在正中的是2011年赴美接受有“医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拉斯克奖时，老两口与大女儿一家在白宫门前的合影。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获奖也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屠呦呦说。

　　青蒿素，用去了屠呦呦大半生时间，她却依然痴迷于此，未曾停歇。她说，“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再生者为何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中，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的对抗疟疾的青蒿素举世瞩目。在研究黄花蒿抗疟效果的过程中，屠呦呦得到了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改换了提取方式，从而成功获得了有活性的青蒿素。 　　青蒿素的发现，对于中医药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挖掘出传统医学“宝库”中更多的“神药”？中医的现代化如何才能实现？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屠呦呦6日表示，青蒿素的研究说明，中医药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宝贵的财富，需要我们去发现、挖掘和研究。 　　青蒿素和中医药的联系确实非常紧密，但是它的研发过程与传统的“煎煮熬”完全不同。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原研究员李英说，研究人员参照古今医书的记载和民间用方，用现代的研究方法对数千份植物提取物通过动物筛选，再从中分离、鉴定其中抗疟有效成分，最后找到近十种抗疟有效单体，将它们的抗疟活性、毒性、化合物稳定性和资源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后，青蒿素脱颖而出。 　　这就意味着，它遵循了现代药理学和化学的方法，经历了非常严格的提纯-再试验-测定化学结构-分析毒性药效-动物试验-临床试验-提取工艺优化-生产工艺的制药流程，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临床试验中也全部使用了双盲法，这和传统方法有很大区别。 　　事实上，和青蒿素类似，从砒霜中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等药物，都是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所获得，遵循科学的标准确立其效果，证明了从传统药物获得确定化学成分药物的价值。“古老的中药在今天仍然有益，传统中还沉睡着尚未开发的、可能进一步改善人类健康的潜力。”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表示。 　　青蒿素被发现的困难程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上世纪60年代，为了解决疟疾抗药性问题，我国确立了由多部门参加，以疟疾防治药物研究为主要任务，代号为“523”的项目。在“523”项目实行的10多年中，全国共收集抗疟中草药和验方上万个，广筛提取物5000多种，最终找到了青蒿素这一唯一有效的品种。 　　复旦大学药学院教授陈道峰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其实是中药材的科学化研究，或者说植物药的科学化研究，这是中药现代化的道路之一。但即便是在中医药圈子内，对中西药的界限也时有争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的现代化。“无论是现代医学工作者，或者是中医药学者，都有人认为用化学的方法进行提取后的中药，就不是中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