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乐县志》：县城的世俗风情或自杀、逃离与解构
《平乐县志》：县城的世俗风情或自杀、逃离与解构来源：《收获》 马明高
一
《平乐县志》（《收获·长篇小说》2023年夏卷），是80后作家颜歌继《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五月女王》、《我们家》之后又创作出版的一部关于“平乐镇系列”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与她以前小说的最大不同，就是给人一种写法上的“往后大撒退”，从头到尾都给读者一种“三言二拍”的感觉，呈现出一副明代话本小说的叙事腔调。或“诸位看官”，或“说句公道话”，不时布列文中，而且像“万般都是天注定，何必碌碌争前程。蝼蚁栖在刍草间，能得将息便将息。”“说哀怨来叹哀怨，聪明反被聪明误。不问影楼照倩影，何以千里配姻缘。”等好多诗词曲、打油诗、俗语、古语，以及对仗工整的警句等频繁插入，天道人心式的各种“道德劝诫”似乎对小说中的当代人当下的生活做着分析和判断。这种在现代小说中虚构和设计的说书人为听众讲故事的“模拟语境”，不仅是一种“对面对面讲述的模仿”，而且也是一种“面对面接受的模仿”，但是，它能否使小说从一方传达至另一方，使作者与读者达成愉快接受的默契？作家可能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可能，作家要的就是这种“距离”，也就是布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说的人物与隐含读者的道德、智力标准间的距离。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始至终，一直贯穿着另一个叙事声音。这就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县志办副主任傳祺红的日记。小说共有十四章，《傅祺红日记》就在前面十三章的结尾附录，除最后一章例外。整部小说是从故事发生的时间2010年开始，因为这一年，县政府家属院傅祺红、汪红燕的儿子傅丹心和县天然气公司家属院陈家康、叶小萱的女儿陈地菊在东门外的三元农庄办了结婚喜宴。倒推至1980年6月25日，因为这一天傅祺红与妻子汪红燕开始认识。这就有意思了。小说叙事时间是从2010年开始，一直向前发展，直至傅祺红大把吃药自杀、陈地菊逃离平乐县到澳大利亚读研。而小说从开始到结束附录的《傅祺红日记》片断，则是从2010年1月13日，倒叙至1980年6月25日。前七章的末尾所录，依次分别是写于2010年1月13日、2009年11月16日、2007年8月10日、2005年12月12日、2001年2月8日、1999年9月27日、1997年6月7日的日记，是傅祺红正式接手编写县志的稳定阶段写的日记，内容分为“今日工作”、“今日学习”、“今日膳食”和“今日琐记”四个部分，给人一种大显身手、蒸蒸日上的感觉。后六章末尾所录，则依次分别旦写于1994年6月5日、1992年3月20日、1988年4月5日、1986年12月9日、1981年5月29日和1980年6月25日的日记，这是傅祺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广电局、政府办、后调至县志办的日记。日记内容没有具体的分节。这些日记体叙事与小说的主体叙事相映成趣，拓展延长了小说所展示的时间长度与时代风貌，再加上傅祺红在县志办三四十年所编写的《顶上生花——永丰县美发行业十年考察》《计划生育1996－2005年十年数据》《永丰县志1986－2005》《永丰美食地图》《1993－1995年鉴》《1996－1998年鉴》《永丰县中医院百年发展（暂定名）》等篇目，以及傅祺红在好些报纸期刊所发表的文章题目等等，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内含丰富、意义复杂的“县城文化”的信息场域特征。
再联系作家在小说中借人物傅祺红的口吻所说的一段话，“整一个长篇出来，以他个人这一辈子的沉浮来折射我们国家这五六十年来的蓬勃变化，还正好可以利用他县志办这些年积累下来的观察和数据，真正做到包罗万象，写尽众生百态，写透人情世故——每一回，一想到这里，傳祺红再是消沉的意志也要被振奋起来，胸口里头激荡起少有的昂然。甚至，他连书名都想好了，不如就叫《大志》，而他也仿效前人取个笔名，类似于：平乐孤翁。”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颜歌这部名为《平乐县志》的长篇小说，首先是想要以司马风骨写出一部《史记》意味的中国小县城的众生百态与世俗风情。
二
的确，《平乐县志》从始至终充满了小地方浓郁的世俗风情，充满了小地方的人情世故，充满了小地方的文化格局与潜在规则。一开笔，就是陈家康的老婆、陈地菊的母亲叶小萱的风情登场。这位风韵犹存的中年女人一上场就是站在东门墙下头跟人说哀怨，唠唠叨叨，婆婆妈妈，一会一个蒋大哥，一会一个蒋大嫂，貌似着急发愁，却是显显摆摆，炫炫耀耀，号召大伙儿赶紧为她那“也不傻，也不丑，该长的一样没少长，该读的书也读了，工作也还不错”的女子陈地菊介绍对象。很快就呈现出一幅《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的风情民俗图画。看过颜歌“平乐镇系列”小说的人，都知道，平乐镇上有东南西北四条街。《五月女王》写的是南街的故事，《我们家》写的则是西街的故事，而这部《平乐县志》写的则是东街当下时代的故事。当下时代的县城如何呢？地球人都知道，吃过中午饭的碗还没放下，手机铃声就响了，打麻将的队伍就开始招集人了。究竟下午全中国的县城里有多少人打麻将呢？没有统计过，总之是男女老少很多。尤其是中年大妈、油腻男人是其主力队伍。风情大妈叶小萱当然是其典型代表，啰啰唆唆“哀怨”了半天，一看时间不早了，说不能耽误“回去煮饭”，下午还要“约起打牌”。整个第一章多半写的就是平乐镇“麻将桌上的风情”，形形色色的中年大妈在麻将桌上交换着女儿们的近况，方言、民俗、世情，焦虑、羡慕、显摆，纷呈毕现，活色生香，骤然活画出了一幅时代特征与地方风情共存的生动写照。第一章很快让人觉得叶小萱应该是小说的主人公吧，但等第二章缓缓拉开说书人讲的故事之后，才发现叶小萱的女儿陈地菊、陈地菊的公公傅祺红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小说是围绕着两条线索去写的。一条线索是以陈地菊和傅丹心为主的几个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与成长离合；一条线索是以傅祺红的工作生活相关的和耳闻目睹的县城官场生存世相。两条线索交汇进行，看似普通简单，却暗藏玄机，不知不觉惹人入套，时时处处被人设计，人人各有心事，事事处心积虑，貌似顺理成章，其实暗流涌动，古今不变的世俗风情底下诉述的却是时代风气中的官场腐败争斗与地方上的黑恶消长。
平乐镇上的陈家和傅家，都是两个安份守已的普普通通的家庭。县天燃气公司陈家康和经营房产中介的爱人叶小萱有个独生女陈地菊，为了孝顺父母，从永安市商业投资银行调回到县邮政银行上班。其实是陈地菊发现已婚的支行行长谭军在和自己相好的同时，又和另一女的相好，在办公室抱亲被人发现成为网红了。陈地菊不吵不闹，向谭军要了50万分手补偿费，向银行正式辞职后，才回到了平乐，正好邮政储蓄银行招人，陈地菊就到那里上了班。陈地菊经人介绍和傳丹心结了婚，傅丹心当然不知道陈地菊在永丰市的这段情事。小说在写他俩看完电影第一次在“仙客来”宾馆做爱时，猴急的傅丹心说“我没有避孕套”，陈地菊却从容地说，“你去洗手间看看呢，一般酒店都有的”。用一个精彩的细节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收获·长篇小说》2023年夏卷，第32页）叶小萱一再告诫女儿，一定不能让傅丹心知道你有50万的分手补偿费。傅丹心的父亲是县里的一大才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广播局，因为文章写得好，又被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写材料，后被提拨至县志办公室当副主任，数十年辛辛苦苦，兢兢业业编写第二轮县志。他的母亲汪红燕从县文化馆提前退休，是个温顺隐忍的家庭妇女。俩口的独生子傅丹心，小学课程由父亲在家里办私塾学完，一上初中成了县城著名的“神童”，后因与女朋友早恋，被人诬陷为著名的“强奸犯”。这些倒是陈地菊以前就有所耳闻的。高中毕生后自己租了铺面开了公司，“显山不露水”地“事业有了进展”。现在儿子又找了个“落落大方，出污泥而不染”的对象陈地菊，并很快简单办了十几桌饭结婚成家。傅祺红觉得虽然不是十分的“门当户对”，却也感到“至为欣慰”。
两人结婚后因为没有房子，傳丹心和陈地菊和父母住在一起，这也倒是小县城常有的情况。作为为人处事苛刻而清高的父亲傅祺红，当然对此事应该是十分着急。就把多年的积蓄近十万元的存折单子给了儿女，希望他俩看个房子交个首付买个成家住的地方。而与傅丹心真诚相爱、心地善良的陈地菊，却没有听母亲叶小萱的话，从自己以前分手补偿费里拿出好几万，付了定金和首付。喜爱读书的陈地菊经常到公公傅祺红的书房找书看，偶尔闲话说起她交房子首付傅丹心还你我分得清等等。这让处事过于苛刻、过于严格的傅祺红，对儿子起了怀疑，竟问傅丹心把他给他的房子首付款没有首付干了什么。傳丹心也是为了小家发展，偷偷把父亲给的十万余元投资到朋友的公司想挣每月一万元的收益，却被黑社会朋友龙刚骗了。现在父亲问自己要这笔钱，傳丹心依靠大老板刘重业的独生女刘婷姗要回了投资，但也因此牵连进更深的黑社会网络中，帮龙刚背后的大庄家周六叔操盘“世界杯”的局子，想发一笔大财，却没想到龙刚等人早已设好圈套，让周六叔的干女儿刘婷姗与傅丹心好。这竞让叶小萱还看到刘五妹的女儿刘婷姗“披头散发，光起个大白膀子”和“同样光起个膀子”的傅丹心“坐在床上”（同上，第98页）。傳丹心就这样被周六叔和龙刚的这个大陷阱套进了三百万元。这一下，才让傅祺红、汪红燕和叶小萱、陈家康两亲家大大的瞪眼了。但让傅祺红没有想到的却是，这竟然与县志办前主任赵志伦的下台有关，与县委书记与县长一直的明争暗斗有关。与县城世俗风情有密切关系的背后更深的“腐败”与“黑恶”，才真正登堂入室了。
三
《平乐县志》虽然表面叙写的是一个县城世俗风情故事，但涉及到的却是家族、城镇、民俗、地方、官场、女性、反腐败和扫恶除黑等多重主题。在中国，县城具有典型的小地方特征，有着深厚而广阔的“县城文化”特色。县城虽然人口也就几十来万，可能真正有权有势有点威望的人，也就只有几百来个人。这几百人里，可能有二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可能有几十个有些影响力的各行各业的老板，这其中会有几个到十几个有些势力的大老总，可能还有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县城是一个关系大于规则的社会。因为它是一个关系缠缠绕的熟人社会，是一个有圈子、有场子的社会。家族关系、裙带关系、老乡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不仅关系众多，而且盘根错节。这当然既有“有关系好办事”的好处，也有“惹着关系也就惹出大事”的坏处。县城既是一个安逸稳定的社会，但也一个严重缺乏包容性的社会，只要你随大流过正常生活就好，容不得你特立独行。当然，也是一个信仰和诚信缺失的社会。因为它总是关系大于规则、大于规矩。县城里的人说得好，规则都是人定的，政策也是人定的，甚至可以按照你的具体条件制定某个政策。所以，在县城里如何生存、好好生活，真的是一门大大的学问。因为“县城文化”太丰富而深奥了。《平乐县志》的最大特点在于写活了“县城文化”，其深刻之处也在于写出了“县城文化”的恶劣性与危害性。
傳祺红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对己对人都是严格要求甚至有些苛刻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正派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知识分子。这个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了多少年的人，因为在领导身边工作了多少年，所以才被提拔到县志办当副主任。可是，尽管他工作认真负责，但一直都是副主任，提不成主任。尽管他在县志办这个文化部门工作了多少年，但是，他是一个严重的不懂“县城文化”、也不去研究“县城文化”的人。现任县志办主任赵志伦被纪委请去谈话了，是被他老婆告了，把他和小三进出酒店、利用职务谋私的短信记录和银行账单都交上去了。县纪委副书记罗书记找傅祺红了解赵志伦的情况，他“一门正直”、“满腔老实”地“有一分说一分，有两分就说两分”，既“不徇私隐瞒”，也“不漆油加醋”的如实回报了，后来还又正式配合纪委做了调查。倒是赵志伦下台后，他很快被立正，当上了主任，“喜事连连”，儿子结了婚，娶了个亭亭玉立的媳妇，正等着抱孙子哩，与社会上各个部门打交道也比过去多了。县人大副主任找他有事办。县组织部副部长找他有事办，竟然还要帮他调儿子进县政府工作。他思来想去，决定推荐儿媳妇陈地菊去县政府办工作，因为人家正缺一个财会人员。儿子傅丹心认为不可能，因为陈地菊的所在单位早已改制，成为企业了，县人事局都没她的正式编制，怎么可能随便进县政府？但是，傅祺红坚信“关系大于规则”，说：“有啥不可能的？熊书记已经表态了，这件事情他来帮我办。邮政银行的也好，人事局的也罢？还不都是他一句话的事？”（同上，第126页）结果他根本不了解，这些的背后却是县委书记熊国正和县长聂锋之间的龙虎相斗。不仅儿媳妇迟迟没有调到县政府办工作，而且儿子傅丹心也被黑势力巧设陷阱，套牢欠债三百万。傅祺红那里知道，儿子口口声声说的想用他会“算数”的本事，让他踢开龙刚“操盘”世界杯的周六叔，就是天山集团的老总周在鑫，也就是当年一手助选聂锋当上县长的大后台，可他也是赵志伦的舅丈人。傅祺红那里想到，自己当年的“一门正直”、“满腔老实”却被人家利用，成了对周在鑫侄女婿赵志伦的“落井下石”。所以，他本想是想去求周在鑫用自己在人家地产公司买的两套铺面房不要了，让人家也不要再逼儿子要那三百多万元了，却被周在鑫一顿臭骂，“你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哦，你现在想通了，连七仙桥的铺面都要拿出来还给我了——只不过我商铺多得很，难道还馋你迁两间吗？”“你们傅丹心那娃娃是个可造之材，可惜了，摊上了你这么个爸！”周在鑫也知道上面在县里进行“反腐败”的大调查，说“我也不想要你的铺子,也不想要你的钱，我只想要你写份材料，写清楚当时你说赵志伦贪污、挪用公款是诬陷他的，是你一时鬼迷心窍，公报私仇”，“只要你把这个材料写了，交到你们政府纪委去，傳丹心欠我的三百万啊，我就给你一笔勾销！”（同上，第209，210页）傅祺红当然没有这样去做，可是又被人家派来的实习生杨伊婧诬陷他以可以安排工作为由引诱她发生了关系。他这才知道“惹着关系就惹出大事”，“一下硬是觉得像地震了”。突然间被一系列内外压力整出个“滔天大祸”，“满盘皆输”，官丢了，家散了，最后自己吃了大把的安眠药自杀身亡。
再看陈地菊，本是一个心地善良、安分守己的“出污泥而不染”好姑娘。她深刻记取在永丰市与谭军谈恋爱被骗的教训，含泪冷静处理了这一被骗的爱情事件。她回到县里后，碰到自己喜欢的傅丹心，果断决策，不受父母的影响，两人先到县民政局办了结婚证，才告知双方父母。她体贴孝顺对方父母，没有铺张，简易举办了结婚仪式。结婚后，为了购买房子，和傅丹心一条心不分你我，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交了定金与首付。谁知傅丹心的朋友龙刚要调戏她，她却不吃这一套，硬把人家活生生惹下。那知人家知道她和谭军在永丰市的情况，骂她假装“清纯玉女”装“清高”。这也给她与傅丹心以后的爱情与婚姻生活埋下了一系列祸害，也给龙刚和周六叔等人共同陷害傅丹心埋下了祸根。再加上傅丹心深陷其中，一蹶不振，与刘婷姗又混在一起。这也是陈地菊没有想到的。加之，陈地菊从邮政银行往县政府办调动一直受阻。她决定辞职离开了邮政银行。一系列工作单位与家庭内外的不测遭遇与沉重打击，特别是傅丹心与刘婷姗的婚外恋情，让陈地菊对平乐镇彻底失望，对这种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县城文化”十分排斥和厌烦。由于她平时就喜欢读书，读了澳大利亚作家考琳·麦卡洛的长篇小说《荆棘鸟》后，决定逃离平乐镇，逃离“县城文化”，到澳大利亚去读金融硕士。
所以，自杀与逃离很明显地成为了《平乐县志》这部小说的重要内容和主题。自杀既意味着是对现实的逃避，也意味着以自己身体的最大牺牲去换取更多人的安然生活。自杀很明显是一种对过往一切的告别，有一种“舍身取义”的味道。对于主人公而言，它肯定是对自己不得不做出的一种抉择。因此，自杀肯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解放。而逃离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解放，这意味着主人公想探求一种适合自己生活的新的生活道路。所以，逃离不是怯懦和无能，而是一种希望能够抵达自己内心的自觉与成熟。自杀是外爆式的烈变，逃离是内爆式的慢变，但它们都是内里的强大挣脱，都是一种强大的生命蜕变。逃离与自杀最大的不一样是，对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逃离不仅仅是一种解放，更是一种对新的希望的勇敢冒险与追求。逃离出去，其实是更深地回到了内心，在看清了世界与社会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的同时，也看清了自己与他人内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四
因此，到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颜歌为什么在《平乐县志》采用这种说书人面对听众的“三言二拍”式的明清话本小说的手法来写作的。她这种说书人为听众讲故事的“模拟情境”，她这种为“诸位看官”大讲天道人心“公道话”的语言设计，当然和明清时期那些凌濛初、冯梦龙们的想法是大不一样的。他们那些明清时期的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而且常常带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嘲弄意味。我们隐隐的觉得，他们这种嘲弄讥讽之语即使是温和的，也是以人物的尊严为代价的。而颜歌则不同，她是一种与笔下人物贴心贴肺的同甘共苦的写作，是一种理解式的、介入式的写作。她采取这种“往后大撒退”的话本小说写法，要的却是这种作家与说书人、书中人物的“距离”，也就是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说的那种“距离”，即人物与隐含作者的道德、智力标准的距离。而正是这种距离，让我们觉得与小说中所叙写与呈现的县城世俗民情有了一种“距离”，是作家对这种县城世俗风情或者“县城文化”的大大的解构。
解构当然是一种富有创意的写作方法和解读方式。“它针对压迫性的、逻各斯中心的结构，视其中心为非中心，由此展开能指的自我游戏，揭示逻各斯秩序的自相矛盾，以此将封闭的结构转化为开放性的话语。”（童明：《解构》，《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金莉、李铁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页）解构不是分析和批判，而是要瓦解二元对立，让语言和文本在延异中产生新的意义。正如J·希利斯·米勒所说：“解构主义是通过表明文本早已自觉不自觉地破坏了自己立身的基础来实现其掘基解构的。它并非要肢解文本的结构，而是要证明文本本身已经自行解构了。”（［美］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著：《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163页）《平乐县志》运用明清话本小说这种传统的“模拟情境”方式,既是对“三言二拍”这种明清话本小说“道德劝戒”文化的解构，也是对现实生活中社会与时代的当下复杂性、丰富性与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性构成的对立的瓦解与颠覆。《平乐县志》中的那些由诗词、打油诗、散曲、俗语、古语等构成的“公道话”，无疑是“远水解不了近渇”，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有一些“离皮离骨”。所以，这些与当下的现实生活、人物的具体情境就必然产生了一种解构意义上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所产生的反讽效果，给小说中主要人物悲壮的结局上又添加了一种喜剧的意味。
法国文学批评家安德烈·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对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那种现实主义做出了批评：“以极庸俗的情趣，竭力去迎合公众舆论……作者将每一段文字都描写很详细，却是毫无任何特色……什么也无法与这类空洞的描述相比拟，那不过是画册重叠的画面……”，以为写作一种镜像式的、社会新闻式的小说，就可以赢得一种“强有力地介入到现实与反思历史”的文学美名（［法］安德烈·布勒东著：《超现实主义宣言》，袁俊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页）。而颜歌的《平乐县志》启示我们，运用超现实主义的解构方式,可能会让我们的小说真正去触及当下的现实之痛与人性之恶，去触及我们对历史惯性、文化惯性与现实遭遇共同造成的社会与世界更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去抵达文学更深意义上的强劲力量，实现目前小说困境的最新突围。
2023年7月27日写于山西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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