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蒙：欧阳修史笔说道义
黄西蒙：欧阳修史笔说道义来源：北京晚报 黄西蒙
五代十国是唐宋之间一个非常短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除了个别割据政权能保证相对的和平与安宁，其他地区的百姓大多处于痛苦与挣扎中，其混乱与黑暗程度毫不亚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如今学界一般认为，五代十国始于907年的朱温灭唐事件，终结于979年北汉灭亡。如果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的960年来看，五代十国才持续了五十三年，期间政权更替，争斗不断。
这是一段极难书写的历史，也是宋代人必须直面的历史。北宋时期有新旧两部五代史，前一部为官修五代史，其监修是曾在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四朝为官的薛居正；而后一部五代史则是私人著作，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有趣的是，欧阳修凭借一己之力书写的《新五代史》，在后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亲历者”薛居正主持的官修《旧五代史》，这是为什么？
“二十四史”最后一部私人著史
北宋初年，宋太祖开宝年间，朝廷下令编修一套关于五代十国的史书。当时，曾在四朝为官的薛居正，就成了监修五代史的最佳人选——不仅是因为他的学识和地位，更因其特殊的身份与经历，在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四个政权都做过官，五代史上的很多人物，他直接或间接地都接触过，很多历史事件，他也亲历或旁观过。对薛居正来说，讲述五代史就如同讲述自己的生平事迹，说起那些一时的弄潮儿，简直如数家珍。更何况，北宋宰相范质修撰的《五代通录》等史书，也为薛居正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可以直接作为蓝本来用。因此，这套五代史只花了一年时间，就修撰完成了，后世称之为《旧五代史》。
长达一百五十卷的《旧五代史》，将大量笔墨放在五代政权人物的书写上。跟以前的正史体例相似，光梁唐晋汉周五个中原政权的皇帝的本纪，就占据了大量篇幅。还有很多列传，分别属于五个朝代的各自史书中。对当时的人来说，这套五代史算是比较全面和精致的作品了，而且因为编撰史书与的时间距离书写对象很近，很多内容的“在场感”很强，反而保留了史料的鲜活度。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还算出色的官修正史，却在宋代之后，变得愈发边缘，甚至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直到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等资料里辑出了这部五代史，才让其部分面貌，重现于世人面前，这也让《旧五代史》成为最后一部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史书。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史料永远散佚了。
究其原因，就在于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名气和权威性，后来远远超过了《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二十四史”里最后一部私人著史，这也使得这部史书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喜欢《新五代史》的读者，会十分推崇欧阳修在五代人物和事件上的个人见解与评论，但也有不少批评者，认为欧阳修时常大发议论，常以“呜呼”开篇，凭着个人喜好来臧否人物，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夹带私货”。晚清学者章学诚就认为，《新五代史》里慨叹和情绪化的内容太多。
的确，过于文学化的表达，或许能增加史书的可读性，但真正的思想未必需要寄托在情绪上，而是要通过逻辑的力量来呈现。欧阳修敢于挑战前人的著述，甚至把个人的观念夹在历史叙事里，他未必没想过，这样做会面对后世的批评。更何况，官方编修的一百五十卷五代史已珠玉在前，欧阳修为何非要自行写一部新的五代史呢？这部史书，又凭什么能够跻身“二十四史”的经典行列？
删繁就简 拒绝“神化”
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确实有其独特的诉求和精神寄托。欧阳修认为五代十国充满了各种违反人伦天道的事情，甚至在帝王家，也有各种兄弟相残、父子互害的事情。帝王家带头破坏伦理和秩序，民间更是浑浊不堪。因此，欧阳修认为那些不符合道义的人物和事件，根本不值得大书特书，哪怕是帝王将相，也要对其事迹进行删减和批评。
相比《旧五代史》原本的巨大体量，《新五代史》堪称删繁就简的写作。欧阳修以一己之力来著史，天然存在搜集史料、撰写史书上的困难。因此，《新五代史》的内容更加精简，语言更为简洁，还有不少微言大义的内容，堪称春秋笔法。
众所周知，五代之乱，始于唐末乱局，但最关键的一环，还是朱温灭唐。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就开始走向衰落，但体量如此巨大的王朝，衰落的时间也是异常漫长的。到了晚唐时，各地军阀早已不听皇帝的调遣，这也给黄巢、朱温等来自底层的起义军领袖，有了彻底翻身的机会。朱温就是在这个乱局中搏杀出来的枭雄，不论以当时的观念还是后世的眼光来看，朱温其人其行，实在算不上光明磊落。但在传统道德观念彻底崩坏的乱世里，朱温这样的人却能不断逆风翻盘，直到夺取唐朝的天命。
《旧五代史》在叙述朱温发迹的历史时，对其出身和能力，有着非常离谱的吹嘘。《旧五代史》说朱温出生时，“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他家房子上显出奇异之象。少年朱温堪称顽劣之徒，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在地主刘崇家干活，靠体力赚得一点生存的机会。但《旧五代史》依然想方设法神化了朱温，借刘崇母亲之口，说朱温“非常人也，汝辈当善待之”，又说有次看见朱温在睡觉的时候，他的身体变成一条红色的大蛇。显然，这种描述是为了佐证朱温获得天命的“合理性”。
讲起朱温的故事，欧阳修却没有薛居正那么“客气”。他直接删去了上述所有关于朱温奇人异象的内容，还十分辛辣地指出“温尤凶悍”——相比他温文尔雅的大哥朱全昱，朱温简直就是凶神恶煞般的存在。
《旧五代史》用了整整七卷来写朱温的历史，是为《太祖本纪》，尤其是朱温建立后梁之后的每年每月发生的事情，都尽量详尽地记录下来。但欧阳修大笔一挥，直接把这段历史压缩在短短两卷之内，删去了很多他认为过于繁琐的内容。而且，欧阳修还留出史论的篇幅，对朱温进行深刻的批评：“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说白了，欧阳修压根不承认后梁的合法性。在欧阳修等文人眼中，朱温及其建立的后梁，就像秦始皇一样残暴，而且只能用一个“伪”字来称呼。
欧阳修这样写的出发点，是基于内心的道义感，按照儒家礼法观念，认为朱温是人伦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毫不留情地指出朱温并不是值得人们推崇的成功者，而是个人和家庭的失败者。朱温虽然成功灭掉唐朝，建立了后梁政权，却始终没改掉残暴荒淫的缺点，以至于祸起萧墙，最后竟然被儿子朱友珪杀掉了。
在欧阳修眼中，匪气十足的朱温，即便当上了皇帝，还是一副混世魔王的面孔。朱温就是打开五代十国乱局的家伙，却没有能力收场，以至于天下乱战几十年。欧阳修回想起这段历史，就感到十分痛心，不仅是因为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也是因为像他这样的儒家君子心中的道义感和秩序感，在乱世几乎荡然无存。
绝大多数人都在乱世里上下沉浮，钻营者和叛逆者不计其数，真正秉持内心良知的人却十分罕见。欧阳修就是要为这些难得的君子树碑立传，哪怕他们生前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足以进入《新五代史》的列传了。
守护良知 为君子立传
《新五代史》里有一篇《一行传》，专门记录在乱世里洁身自好的君子的故事。当然，欧阳修也没忘了先发一段感慨：
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自古材贤有韫于中而不见于外，或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虽颜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时乎！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修节义，而沉沦于下，泯没而无闻者。求之传记，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不可复得，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
在欧阳修看来，五代十国是个混乱和荒唐的时期，要做君子，就更难了。翻遍史书，竟然只有五六个洁身自好的人。这样说看似偏激，但考虑到当时能够有名声和地位的人，很难在“逆淘汰”的乱世机制里混出名堂，欧阳修再从中找几个典型人物，最后只选出五六人，也未必是夸张之辞。欧阳修推崇的几位君子，包括郑遨、石昂、程福赟、李自伦。他们或是大贤大孝之人，能够在诱惑面前保持节操，或是品行高洁之士，宁可辞官归隐，也不愿趋炎附势，为五斗米折腰。
比如李自伦，是个乡间绅士，以孝义著称。在人伦颠倒的五代乱世，他竟然能做到六代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史称“六世同居不妄”。欧阳修也不禁发出感慨和赞美：“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于此之时，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者，犹或有之，然其事迹不着，而无可纪次，独其名氏或因见于书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录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伦。”
《新五代史》里有不少列传，都打破了政权和官职的限制，按照人物的品性、特质来分类，有点像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分类方法，刺客、酷吏、佞幸、游侠等都有专门的列传。欧阳修的分类，则是一行、死节、死事、伶官等列传。
比如著名的《伶官列传》，表面上看是写伶官，实际上是在分析后唐的衰败原因。他开篇还是在感慨：“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后唐庄宗李存勖，继承李克用的遗志，建立后唐政权，一时风头无两。但是，李存勖在事业巅峰之时，没能继续开创伟业，甚至一统天下，反而耽于享乐，沉溺于宫中伶官的戏剧表演，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还要跟伶官混在一起，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更离谱的是，李存勖非常宠幸伶官，景进之类的伶人，竟然都被提拔为朝中忠臣。李存勖不得民心，最终从巅峰堕入谷底，兵败身死。
欧阳修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呜呼”，以及对《旧五代史》中各种繁琐史料进行删减，就是要让五代十国的历史，成为北宋朝廷的镜鉴，从前朝败亡的历史中汲取教训，让帝王变得仁义，守秩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或许正是这样的著史心理，才让《新五代史》即便面对诸多争议时，依然有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在读书人心中，它与《史记》的笔法有颇多令人共鸣之处，历史不再是冰冷史料的堆砌，而是在光明与黑暗中不断演进的鲜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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