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 发表于 2023-5-22 07:20:07

文学如何更有效地抵达现实

文学如何更有效地抵达现实


来源:文艺报  叶桂杰  


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来有很多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不仅有认识论的意义(“文学是否可以抵达现实”),而且还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如何更有效地抵达现实”)。


就我所阅读和了解到的,有如下几种观点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一、文学是对现实的模仿。这种观点最早见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简单而形象地说,文学是现实的影子。该观点对艺术伦理的导向,天然地被引向“文学是现实的附属品”,其所聚焦的文学功能则是“记录性”。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即“现实比小说更精彩”,本质上就是这种文学观点的当代投射。


二、文学是对现实的表现。“表现”不同于“模仿”之处在于,“表现”更多地释放出了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表现的内容可以很广泛,比如作者的情绪、对世界的理解以及理解方式。在这里,“现实”降格而成为了作品的“材料”,这些材料本身是否真实或符合现实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作者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编织、加工、叙述所展现出来的心境才是关键所在。至于说到“真实”,则后者的“真实”更为作者所看重。


三、现实是文学艺术的模仿。这种观点有些极端,出自王尔德的艺术评论文章。但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对文学艺术的无以复加的推崇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某种意义上,他也确实道出了文学艺术的一些重要属性。实际上,在我们获知一物之名之前,这个物无论是否存在,于你而言,都是不存在的。换言之,一切事物都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单独地悬浮在你的意识之海里,是语言锚定了它的位置并勘定了它的形象。同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创作,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文学,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语言的生成,而这种语言的生成,即是对现实中的故事的锚定和勘界。


简单叙说了几种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观点后,现在来说说“文学如何更有效地抵达现实”。


在这里,我想引入一对概念:“实然”和“应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现实是缺乏戏剧性的,甚至对一些个体来说是一地鸡毛的,没有惊奇可言。并且很可怕的一点是,现实是无主题变奏,是不断叠加的“一天天生成”和“一天天消逝”。很多人的一生,都遵循着从出生到读书到毕业工作到退休这样一个固定的生活轨迹。其中的一些时段,也许有很剧烈的变化,但那种变化如果被放置到整个生命的长河中,并不属于常态,因为其时间长度和发生的密度都比较有限。这就是生活。如果我们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去叙写现实的话,最后呈现出来的文学作品,可能也会成为“一地鸡毛”。读那样的作品,确实是容易令人感到沮丧的。然而当我们在创作中把生命长河中最剧烈的那一部分剜出来加以大肆地渲染,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也会令人感到疑惑:生活真是这样的吗?生活真的总是这么戏剧化吗?


那么,文学应该表现怎样的现实呢?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实然”)呢,还是经过我们浪漫而激情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应该有的样子(“应然”)呢?考察文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后者成了最重要的传统。我想这是因为在一个娱乐匮乏的年代(相比于当下娱乐方式的多元性和系统性而言),文学自觉承担起“娱乐”的功能。文学,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游戏,语言的游戏、想象的游戏、创造的游戏、脱序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存在,就像一对翅膀,带领我们从泥泞的现实飞升起来,甚至飞升到异度的空间里去。传奇、志怪、幻境,从现实生活的轨道脱序出来,本身就是人类的精神所内在渴求的。这也构成了文学存在的心理基础。


但如果文学写的是“实然”的生活又如何呢?我们会发现,这将令我们窒息。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我们既不知道作品要表达什么,也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根本上来说,我们压根儿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在《等待戈多》里,两个人站在路口,有一搭没一搭地讨论戈多、等待戈多。然而,戈多怎么也不来,戈多也许马上就来,也许永远都不来。更可怕的是,戈多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这就是生活的荒诞性,是生活的“实然”。对这个“实然”的发现和强调,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才凸显出来的。对“实然”的表现,让我们更深刻也更绝望地看到,从前的、古典的一些文学作品可能只是一场美好的梦。


再者,我想谈谈“自然”和“有效”的问题。一部小说,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紧张,令人感动,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质。这些品质确保了作品本身的“纯净”性。事实上,我们是在一种“纯净”的语境下来理解作品本身的。关羽是忠诚的,李逵是粗鲁的,高老头是吝啬的,包法利夫人是虚荣的……我们其实是在单个向度上理解这一切的。但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动作,背后可能存在其他很多维度的心理。人类外在的动作,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折射出了他的内心世界,然而却非常有限;内心世界从来都是瞬息万变的,一股意识的洪流从脑海中汹涌而过,连我们自己也来不及捕捉。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依然像古典小说那样,把情节、事件和动作的逻辑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际上我们已经丢失了很多的东西。


这就必然涉及叙事的“有效性”问题。它看似逻辑严密,层层推进,毫无瑕疵,实则未必是“有效”抵达现实的正确路径。相反,当我们并不舍弃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的、非逻辑的、非主题的意象、细节和话语时,我们反而重获了更深层次意义上的“真实”。而恰恰是这种方式,反而是面向现实的更加“有效”的抵达,或者说更加“全面而真实”的抵达。从现实生活中,我们截取任何一段,无论长短,无论是否具有完整性、逻辑性和主题性,我们反复地用语言、回忆、想象、感受和理性去解剖它、重现它,进而建构它,我们都将发现,它有着明显的滞涩感、歧义性和含混性。这些对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而言,是不是一种缺陷呢?当然,相比于我们古典的叙事方式(拆分重组)的逻辑性、主题性和纯净感而言,确实给读者带来了一定的阅读障碍和理解障碍。然而,当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却也会慢慢体验到一股无法抑制的复杂况味。我们被这样荒原一般的文字和故事感动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意外地抓住了其中的主题思想,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到底,生活也不过如此。这样的叙事,本身就是“自然”的,所以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犹如重新活了一遍,并没有什么隔阂感。但这一次经验的“复活”,是带着我们对于生活荒诞本质的重新审视和思考进行的,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复杂的况味。


(作者系《少年文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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