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朗：与美同行，欲罢不能
本帖最后由 管理员 于 2021-4-19 22:22 编辑叶朗：与美同行，欲罢不能
来源：中国艺术报 | 金涛 2021年04月18日
“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光的流逝让人感叹。不久前，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美学家叶朗推出了学术回忆录《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情系燕园六十年》。六十年，燕南园海棠依旧，未名湖塔影依旧，只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又是一年海棠花开时节，记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楼见到了叶朗先生。在喧嚣的校园中，燕南园是一处特别宁静的所在。叶朗介绍，外人到北大，首先想到的是未名湖，但了解一点北大历史的人都知道，北大校园里学术积淀最深厚的并非未名湖，而是燕南园。这里曾住过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冯友兰、向达、翦伯赞、朱光潜、王力、林庚等众多学术大师。56号楼原是周培源先生的住所，现在是北大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56号楼正门斜对面是57号院，冯友兰先生的住所，著名的“三松堂”。在这里，沿着蔡元培、冯友兰等先生开创的传统，叶朗接着讲起了自己的燕园故事。
一、 在北大做学问就是生命所在●中国艺术报：不久前您出版了60年学术回忆录，有什么考虑？
◎叶朗：我是1955年考进北大哲学系的，后来留在北大工作，加在一起有60多年。上学及工作期间，我深感北大跟一般大学有所不同。从我的体会来讲，北大当然有革命的传统，同时北大还有很重要的人文传统。蔡元培在北大开过的唯一的一门课就是美学，当时他还想写一本美学的著作。蔡元培在北大提倡艺术和美育，成立了画法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等。我认为这形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北大有很多传统，这是其中之一，今天应该把它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我在北大60多年，深受老一辈学者熏陶。记得刚入学时就有学长热情地向我介绍，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只剩下北大还保留哲学系，所以其他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调到了北大哲学系。在我上大学的5年中，以及后来留校工作的几十年中，有机会接触了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朱光潜、宗白华等先生，而且有的交往还很多。受他们的熏陶，就想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这也是我的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北大学者好像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对学术的热情和追求，他们把做学问跟自己的生命连在一起，做学问就是生命所在。
我在自己的文章里一再提到冯友兰先生、张世英先生，他们都讲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说，在中国哲学里，他认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就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我很赞同这个看法。后来张世英先生继承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学说，张先生认为哲学要提升人生境界，美学也是这样。冯先生说，表面上看，我们每个人面对的世界都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里的每一个事物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一样。什么叫境界？就是世界和世界里的事物对你的意义，这就形成你的境界。没有两个人的境界完全一样。就北大学者来讲，他们把做学问作为人生追求，这种追求包含了一种创造的人生，一种诗意的人生，活着就有意思了。
●中国艺术报：谈到学术追求，记得您特别喜欢用一个词，叫做“欲罢不能”。
◎叶朗：对，这真是北大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很多老先生都是在七八十岁以后继续做研究。张世英先生在退休以后写了好多书，而且这些著作都是带有原创性的，我认为这当然需要付出精力，同时更需要一种理论的勇气，因为要突破一些旧的框框很不容易。
二、60年画了3个同心圆●中国艺术报：“情系燕园六十年”也是您60年美的历程，在不同的时间段您关注的重点有哪些变化？
◎叶朗：每个人的发展都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我这60年可以分为两大段，改革开放是关键的转折。改革开放之前，政治运动比较多，花了很多时间。当时我对美学有兴趣，特别是花时间做了中国美学研究，也参与整理了中国美学的资料，还有一些重要思想家的研究，比如王夫之、叶燮。
改革开放以后有两个变化，一个是西方的学术进来，一个是原来社会风气不提倡学术研究，改革开放后开始提倡搞学术了。举个例子，我工作以后，有时晚上在宿舍看书，这时候系里有老师敲门进来，看到我在看书，就好像发现我在干什么坏事似的，我也觉得很不好，好像偷东西被人家发现了。为什么？因为当时读书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想成名成家，这是不好的，在北大都是这样的风气，不读书无所谓，读书是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鼓励大家做学问，我们的眼界打开了，不光看中国的，也开始接触西方的。你要知道，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就是认为，西方古典哲学是有价值的，康德、黑格尔当然有价值，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从那儿来的，但是西方现当代哲学是没有价值的，它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是腐朽的、垂死的。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接触到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西方现当代学者的著作，很有启发，大家发现中国文化跟西方现当代哲学有相通的地方。比如张世英先生后来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对我很有启示。
总结在北大60年的经历，我用3个同心圆来概括。第一个圆是我自己的美学研究和艺术研究，立足于中国文化，尝试在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核心区进行新的创造，构建具有中国色彩的理论体系。第二个圆是北大的人文教育，在北京大学参与学校的美育和艺术教育，参与推动学校进一步重视哲学、艺术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的建设。第三个圆是全社会的人文教育，参与推动全社会加强美育和艺术教育，参与推动全社会加强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和人文学科的建设。这3个圆有一个共同的圆心，就是传承和弘扬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优良传统——重视美学和美育。
三、倡导简洁干净有趣味的文风●中国艺术报：阅读您的文章，感觉知识性很强，学术信息很多，但充满文学色彩，读起来畅快淋漓，这是否和您提倡的文风有关系？
◎叶朗：我确实一直在提倡一种简洁通畅的文风。在长期的教学中我深感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不太善于写文章，最常见的毛病，从文字来说是不简洁、不准确、不通畅，从内容来说是不善于提炼思想，没有情趣。我国历史上有不少人编过文选，用朱光潜先生的话说，就是要“造成一种新风气”。我在2011年编选了一本《文章选读》，期望在前辈学者的影响和启发下，读者朋友能有意识地去追求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的文风，注重拓宽自己的胸襟，涵养自己的气象，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从而远离当下传播的低级趣味和鄙俗文风。
●中国艺术报：大学生和初学写作者如何锻炼文字功底？您有什么建议？
◎叶朗：要说建议，可以说两点，第一要经常写，很多同学不愿意动笔，这个习惯很不好。第二，可以写一些短文章，写短文章就像刻图章，方寸之内要有海阔天空的气象。第三，向老一辈学者学习。比如冯友兰先生的文章，写得极好。我有个习惯，中午要休息一会儿，我就拿一本书，靠在沙发上翻一翻，看两页就睡着了。但有时我拿了冯友兰先生的书来看，就不睡了，冯先生的文章真是写得好！既有学术性，又很有味道。在当代学者里，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人能跟他相比。
四 、“美在意象” 根基于“心”的重新发现●中国艺术报：您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美在意象”这样一个核心美学理论，这在中国传统美学基础上有着怎样的发展？
◎叶朗：这个话题几句话说不清，我提出这个理论命题也有一个过程。总的来说，“美在意象”审视了西方20世纪以来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哲学思维模式与美学研究的转变，即从主客二分模式转向天人合一，从对美的本质的思考转向审美活动的研究，同时，又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反思，特别是审视长期以来美学领域主客二分认识论模式所带来的理论缺陷，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范畴提出，将意象的生成作为审美活动的根本。“意象”世界不是认识到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因此审美经验不是认识，而是创造。审美体验是在瞬间的直觉中创造一个意象世界，一个充满意蕴的、完整的感性世界，从而显现或照亮一个本然的生活世界。重视心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美在意象”讨论美学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的新意都根基于此。但这需要一个阐释的过程。
●中国艺术报：一个理论的生命也体现在对当下艺术创作和评论的指引，“美在意象”这样一个理论，对于从事艺术创作或批评的人有什么启示？
◎叶朗：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最好是请从事艺术创作和批评的人来谈。我接触到一些老师，他们觉得“美在意象”对于分析艺术现象，不光是分析当代艺术，还有经典艺术，确实有很多启示。我也一再强调，要把美学研究跟艺术经典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做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经典，不能光讲空的概念。艺术经典是历史上人类最伟大心灵的创造，你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这些最伟大心灵的创造才有意义。其实一直以来我做《红楼梦》研究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把对伟大的艺术经典的阐释跟基本理论结合起来。
这里我插一句，中国学者有可能对美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宗白华先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说过，大意是将来的世界文化一定是融合中西两种文化的成果而加以新创造的。他讲得很准确。但融合两种文化的工作，为什么中国人来做最合适？因为中国的文字太困难，西方人要懂得中国的文字，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很困难。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学者可以作出别人所不能作的贡献。我在写《中国美学史大纲》时就明确认识到一点，现代美学应该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而现在西方各国的美学体系，都局限于西方文化的范围，没有吸收东方美学、中国美学的内容，所以都谈不上是真正的国际性学科。如果没有中国学者的参与和努力，要想使美学真正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要想建设一个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恐怕是有困难的。在美学的学科建设方面，中国学者可以作出自己的独特的、别人不能替代的贡献。
●中国艺术报：听说您研究《红楼梦》的著作马上就要出版，具体是什么情况？
◎叶朗：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段时间集中研究中国小说美学，关注明清小说评点，比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其中也涉及脂砚斋评《红楼梦》，看了很多材料和红学家的著作，我的《红楼梦》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陆续写了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在准备出版的这本书里我提到，我对《红楼梦》研究的一些流行看法不太赞同，比如一说到《红楼梦》就是讲色空、虚无、遁入空门，所以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红楼梦》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红楼梦》写这块石头被一僧一道带到人间走了一趟，它看到在人世间确实存在着“有情之天下”，这个“有情之天下”可能很短暂，可能是悲剧，但它终究是存在的，所以人生是有意义的。曹雪芹用“情”照亮了“空”。这本书的书名就叫《“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估计过几个月能出版。
●中国艺术报：您曾提到“青埂峰”，“青埂”即“情根”，“情”是天地本源的存在，贾宝玉最后回到“青埂峰”，就是回到有情之天下。
◎叶朗：是的，有情之天下，这跟汤显祖有关系。汤显祖的审美理想就是有情之天下，这在思想史、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五四时期，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可以说是一种呼应。人生短暂，但人终究不满足于这种短暂的瞬间，而是希望追求永恒。从汤显祖到曹雪芹，他们都有一种审美的追求，蔡元培是在理论上把汤显祖、曹雪芹的思想做了概括。
●中国艺术报：在谈到中国古典美学时，您认为有些人存在误解与偏见，比如认为西方美学偏于理论形态，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中国美学偏于经验形态，大都是随感式的、印象式的、空洞的形容词，并没有确定的内容。但是在当下的艺术评论中，比如对中国画、中国书法的评论，常常看到缺少理论分析的随感、印象式的评论，而且伴有空洞、晦涩的弊病。您认为这种现象存在吗？该如何看？
◎叶朗：这个你说得很对，要分开看。一是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看，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有，大量的随感式评论，就几句话，但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有价值的内容。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没有理论性、系统性和哲学性。从老庄开始，就有很高的、很抽象的哲理思考。到后来的王阳明、王夫之、叶燮、石涛等，他们也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文艺批评思想。我在《中国美学史大纲》里就非常推崇叶燮的《原诗》，理论性非常强，也有系统性。王夫之更是如此，他有些著作思辨性非常强，到现在我们读起来还很困难。我觉得王夫之很了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王夫之哲学和美学的深刻思想研究得还很不够。
至于当代批评，随感印象的形式倒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空洞、晦涩。但板子不能打到老祖宗身上，为什么？因为这是批评者自身的问题，就像如果他引用西方的话语，一样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五、艺术在当代越来越重要，艺术和科学的结合是创意的灵魂●中国艺术报：2010年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大举行，我当年参加了会议报道，一晃就十来年了。通过分析大会论文出现的高频词，您指出一个特别的现象：在世界美学大会上，“艺术”一词的出现频率远高于“美学”和“哲学”。您提出从当代学者关注的重点看，美学和哲学的联系远不如与艺术的联系那么广泛。但是从传统的学科分类来看，美学又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这个转变背后意味着什么？
◎叶朗：这个跟艺术在当代社会里的重要性有关，艺术在当代社会越来越重要了。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一种趋势，经济产品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越来越高，甚至高于产品的实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中国艺术报：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候大家生活还不是很富裕。
◎叶朗：中国要稍晚一点，就世界来讲是这样子。买一件衣服当然要看到保暖、使用价值，但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大家越来越看重商品的文化价值。我们今天去商场买衣服，经常说没买到合适的，不是说没有适合保暖的，而是样子不好看。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审美价值、文化价值。所以当时我就讲，我们培养设计者、管理者，要对他们进行审美教育，因为你生产的东西没有审美价值，可能就卖不出去，不是因为不好用，而是因为样子不好。生产部门、流通部门、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文化修养和美学修养，已经或即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按过去的学科分类，美学是哲学的一部分，研究美学依然要有哲学，哲学是基础。两个方面要有一个平衡。
●中国艺术报：您在20年前的文章中就提到了文化产业、审美经济、体验经济，非常超前。这几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叫网红打卡地，也和审美经济、体验经济紧密相关。
◎叶朗：这是因为我在当时强烈地感觉到，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多经济学家也指出，在生活比较富裕以后，快乐并不正比例地取决于是否有钱。最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使人产生完整的愉快体验的生活。这是经济学两百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价值转向。历史发展到高科技的今天，审美因素又回到了物质、实用的活动之中。
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去世前半个月，美国有网站发表一篇文章，文章谈到乔布斯给我们的10条经验，第一条就是艺术和科学结合的创新最持久。乔布斯自己搞计算机、手机，但他的团队跟别人不一样，里面有研究艺术的、诗歌的、历史的、人类学的，这使得苹果研发的手机、计算机与众不同。
在中国，在钱学森晚年，有记者采访他，钱学森不断重复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别的我不谈，谈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就是中国怎么培养拔尖人才？钱学森本来是研究火箭的，他没有讲火箭，他讲拔尖人才培养。他根据历史和个人的经验，主要讲了一条，就是必须实行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这个太重要了，这就是“钱学森之问”。季羡林先生晚年也一直在讲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人文和科学的结合。我们现在建了很多创意产业园，也在讨论培养拔尖人才、创意人才，很多人开会写文章讲了十条二十条，就是把这一条给忘掉了。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重视艺术和科学的结合，创意的灵魂就在这。北大正好有这个传统，重视艺术的传统、美育的传统，我们今天就应该来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六、中西融合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立足点是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报：2005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北大演出，这是新世纪戏曲发展中一个现象级的事件，很多人知道您在背后做了大量工作，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这一事件前后，您跟京剧和昆曲已经有了很多渊源，请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叶朗：这个主要来源于我们当时在政协做的调研。我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03年11月全国政协京昆室组织了一次调研考察，全国一共7个昆曲院团，我们去了5个。考察结束后我起草了一个文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加大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几点建议》，通过全国政协往上送。这个报告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提出解决昆曲面临的危机，应该确立由国家扶持昆曲事业的方针。因为像昆曲这样的世界级艺术经典，对它的抢救和保护必须保持其纯正的经典品位，所以不能完全推给市场。报告认为，确立由国家扶持昆曲事业的方针，本质上就是动用国家的力量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维护民族文化经典的尊严。
和昆曲相关的另外两件事，一件是2005年把青春版《牡丹亭》引进北大演出；一件是2009年在北大开设了“经典昆曲欣赏”全校通选课，这两件事都是白先勇先生和我们共同推动实现的。
●中国艺术报：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方面您觉得美学研究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叶朗：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其实不光是我，很多人都在做。例如张世英先生，他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把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探索出一条当代的道路。我觉得中国从近代以来，文化发展的道路就是中西融合，但立足点是中国文化。梁启超、王国维、宗白华都是这样。北大医学部韩启德院士有一次跟我说，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生，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冯友兰他们那代留学生有很大的不同。冯友兰他们出去时，中国文化的底子非常深厚，但是八九十年代出去的那批人没有这样的传统功底。因为中国文化底子厚，就带来两个优点，第一，他们不会因为看到西方的文化了不起，就觉得月亮也是西方的圆，把中国的东西全部否定；第二，正因为有中国文化的底子，所以能真正看到西方文化好的地方在哪里，从而把好的吸收进来。韩启德当时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这两点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
●中国艺术报：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不久前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提到了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等相关的内容。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呼吁美学、艺术对提升人文素质的影响，根据纲要规划，您觉得美学在未来可以发挥哪些更大的作用？
◎叶朗：加强人文教育跟文化强国建设是完全统一的，这个提倡非常好。中央的很多文件一再讲提高人文素养，中国人现在富起来了，不见得就一定更文明。一夜之间可以变富，但一夜之间不可能变雅，这需要一个过程。
我在担任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的系主任以及艺术学院院长的18年间，深感社会上轻视人文学科的风气依然严重，将上大学只看成是学一门专业，掌握一门技能，毕业后能从事一个好的职业。这种观念的核心是用直接的功利性来衡量人文学科的价值。现在人们常说，能源、交通是现代化建设的“瓶颈”，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长远看，影响现代化建设的最大“瓶颈”是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就人文学科来说，它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教养。所以大学的人文系科不仅要面向本系各专业的学生，而且要面向全体大学生，更进一步，还要面向整个社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开展艺术普及教育越来越便利了。比如从2014年开始，我和北大艺术学院的几位老师策划开设了一门“艺术与审美”的网络分享课，一共包括五门课程：艺术与审美、昆曲经典艺术欣赏、伟大的《红楼梦》、敦煌的艺术、世界著名博物馆艺术经典。过去我们在学校开通识课，一门课选修人数最多五六百人，可现在“艺术与审美”这门课，选课学生来自全国600多所大学，超过16万人，很多是边远地区院校的学生。
有国外学者认为，那种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的观点已经有点过时了。我赞同这种看法。我相信，21世纪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更深刻、更深远的将是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是我们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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